刘克军11月29日下午，熊德明与其法律代理人一起抵达重庆。30日一大早，他们将启程赶往温州，为在温州打工的老乡追讨工钱和赔偿款。面对记者的采访，熊德明表示：“这次温州之行，是我经过考虑了的，我一定要为老乡讨回公道。”“不管这次讨薪是否成功，我都会把结果向温总理汇报，让总理知道，现在还有许多农民没有拿到工钱。”11月30日《重庆时报》
正方 发挥余“热”应支持
“明星效应”也好，“沽名钓誉”也罢，我还是希望熊德明勇敢地坚持下去，因为，就目前而言，这些农民工还确实离不开她。
熊德明能拿什么替农民工维权？说刻薄点，她惟一拿得出手的资本也就是她当前的“热度”。但千万别忽视这一资本的巨大威力，那些民工之所以请熊德明出山，看中的恰恰是熊德明所能引出的舆论压力。
其实，我们都知道“维权要靠法律”的道理，那些农民工也不例外。可以想象，在其合法权益遭到侵害的时候，他们也肯定与有关部门交涉过，但现实是，完备的法律条文在执行中屡屡搁浅，企业“始终不予赔偿”的态度和法律执行不力的现实让他们意识到了世态炎凉。在经历了一次次维权失败之后，媒体自然成了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但是，过多的侵权问题已经不再是吸引媒体的热点新闻。农民工心里很清楚，理论上，他们确实该相信法律，但现实中，法律没能帮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倒是这个靠说真话“一语成名”的熊德明能给他们带来“50％的胜算机会”，并且还能吸引媒体和公众的眼球，在这种情况下，信“熊”还是信“法”还有考虑的余地吗？从这个角度而言，熊德明出山维权确实是法律的悲哀。
所有的农民工都希望国家能够加大“清欠”力度，构建完善的监督和执行机制，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绝非一日之功。那么，在构建这个机制的过程中，农民工的权益该如何维护呢？全靠法律？可能还不太现实，每年有那么多的“欠薪”问题无疑都是明证。在这种现实的社会背景下，我倒一厢情愿地希望熊德明能多“出山”几回，利用自己的“名人效应”，多替这些农民工发发余“热”。毕竟，从某种程度上说，熊德明的“热度”还能够通过不同的途径温暖一部分遭受侵权的农民工的心灵。
反方李甘林 这是法律援助的缺位
说实话，重庆普通农妇熊德明之所以出山为本地农民工维权，完全是温州当地的政府劳动保护和监察部门的监管缺位造成的。按照国家劳动保护条例和民法通则的规定，企业必须为劳动者提供劳动保护并建立工伤和医疗保险制度，缴纳相关费用，如果劳动因工伤残或由于劳动保护不力而患上矽肺等职业病的，企业应该对其进行有效治疗并且经过工伤鉴定后予以相应赔偿。
然而，从报道中看，身染矽肺的农民工不仅没有得到工伤医疗保障，而且就连应得的工资都被克扣，当地劳动监察部门也无所作为，非得劳驾远在重庆农村的熊德明出马维权。更值得人们关注的是，即便当地劳动保障部门不作为，按照司法部的规定，农民工也应该获得当地司法行政部门的法律援助。可这项司法救济制度在当地却再次出现了令人遗憾的空白。
始于1994年的中国法律援助是一项司法救助制度，是国家为贫弱者、残疾人等提供减费、免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的社会公益性法律制度。权威数字显示，到去年底，中国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已有2200余家，遍及中国31个省市区，法律援助专职人员近9000人。在法律援助基本遍及，为农民工讨要工资成为各级政府眼下重要工作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再来考量熊德明出山维权是否有一种令人难堪的酸楚呢？
当然，熊德明出山为农民工维权本身是值得人们钦佩的，然而，我们是否更应该关注和反思熊德明维权背后，政府在劳动保护监察上的不作为和以法律援助社会弱势群体方面缺位的严重后果呢？
各级政府不仅应该将法律援助计划做深、做细，而且还应该运用一切法律和行政手段，进一步推进法律面向社会、面向广大弱势群体、面向市场化的服务之路———保护弱者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是体现一个社会是否具有最起码公平正义的外在表现。无论任何，一个公民的工资得靠一国总理过问才能解决，同时，一群无助的农民工权益也要让一位农妇以她的名气来维护、来填补政府法律援助的空缺，这对逐步走向法治的中国社会都不是一种福音，而是应该令我们惊悸的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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