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走遍河南近百个村庄调查艾滋病病例(2)

　　“政府肯定会管你们的”

　　任春生一行六人走后，张可买来了一份河南地图，寻找新蔡县所在的位置。1999年8月26日，他登上了去河南的火车。8月27日中午抵达了新蔡县，出于安全的考虑，“我这次去

很悠闲，只拿了一个小包，但没想到那么遥远。”张可没有通知东湖村的病人，独自在县招待所住了下来。没想到，在下午外出吃饭的时候，碰上了与任春生一起找过他看病的任小河。

　　“任小河一眼就认出了我，并迅速告诉了村里的人。晚上，很多患者都到招待所来找我，我当时告诉任小河，这么多人到招待所不好，还是等明天早上到村里再说。”这次来河南，张可并没有声张，也没有告诉医院的领导。“然而，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我还在迷迷糊糊睡觉，便听到有人敲门。”张可开门一看，原来是东湖村委主任董继生，带着弟弟找他看病来了。

　　在给董继生的弟弟看完病之后，张可起身去了东湖村，已有很多病人在任春生家里等着。几乎所有的病人都有感染艾滋病毒的症状。

　　附近村庄的村民知道有一位北京医生到来之后，跑来把张可请到了他们的村庄。“在一户人家的门口，一个3岁小女孩用呆滞的目光看着我，他的父亲说她已经发热3个月了，她的母亲躺在床上，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张可说，他永远忘不了这个场景。这一天，张可忙到晚上十点多钟，他对三百多个病人进行了初步的诊断，绝大部分都带有艾滋病感染的症状。

　　“我感到这个地方的问题很严重了。我对病人们说，我回去看一下，看医院的领导安排我怎么做。”张可辞别了新蔡县的数百名艾滋病人，回到医院把所看到的情况向主管领导做了汇报，“那里有几万个艾滋病人。”张可根据初步对几个村庄的判断，推断新蔡县及周边的疫情，但领导开始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没有说好也没有说坏。

　　几天之后，一封信从卫生部转到佑安医院，信是河南省卫生厅写来的，反映张可到新蔡县干扰了他们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希望佑安医院阻止他再次前往河南。医院为此专门开了一次所有相关人员参加的会议，医院领导明确表示，谁再去河南就处分谁。

　　就在这时候，张可家里也开始接二连三地接到恐吓电话。“有人在电话里威胁我说再去河南就要怎么怎么我。最早是我爱人接的电话，爱人便不断追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骗她说可能是别人打错了电话。”张可自己知道是什么人打来的电话，但他并没有把这些电话的威胁看得很重。

　　张可带着对新蔡县重大疫情弄个究竟的决心和为什么河南省卫生厅的反应那么强烈的疑问，找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毅。当张可把所看到的情况告诉曾毅后，“张大夫，你看到的情况是真实的，那里确实存在艾滋病严重的疫情。”曾毅肯定了他所做的工作，并把在身边的一位叫王淑平的女士做了介绍。王淑平1994年在河南省周口防疫站工作时，最早发现了河南因有偿献血导致的艾滋病疫情，遭到了单位的开除。

　　与曾毅院士和王淑平分手后，张可又找到了卫生部有关人员询问情况，对河南的艾滋病疫情做大致的评估。“我在权衡是否继续下去，去还是不去？我最后的决定还是去。”张可做了决断，即使丢掉工作，还是要继续对河南的艾滋病疫情做调查。

　　“我当时的想法是，我做的工作，五年后肯定对国家会有帮助。”张可同时也鼓励那里的病人，“你们一定要挺住，过几年政府肯定会管你们的。”

　　“我们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责任”

　　为了避免与医院发生冲突，也为了在河南当地的安全，张可决定采取将对河南艾滋病疫情的调查工作转入地下。每月用一到两个周末，去河南看病人，并收集资料。因此，只要觉得病房的事情不多，就周五出发，周一早八点以前赶回北京上班。由于时间有限，每次只能去两到三个村庄。只有遇到节假日如五一、十一等长假，就可以去一周时间，多跑一些地方。

　　“我最早对新蔡的判断是一万到两万病人。开始还没有注意到其他县市的情况。”张可开始工作的重点集中在驻马店市，直到2001年，商丘市来了一个叫朱进中的病人后，他又对商丘的睢县和柘城两县的疫情做了调查。2002年，他又进入开封、南阳，2003年，他把重点放在了周口，2004年，他的注意力转到了信阳。期间，他同时对漯河市、平顶山市的农村艾滋病疫情做了调查。

　　2002年底，医院怕张可与河南的艾滋病人接触太深，把他调出了艾滋病病房。由于他经常在河南各地进行调查，很多河南的艾滋病人都跑到佑安医院来了。“每天早上一上班，就有大批的河南病人堵在医院门口，他们都是来找我的。”张可说，医院的人只要见到农民模样的人来到佑安医院，就说：“这是张可的亲戚。”他每年有4万元的费用可以安排日常招待，河南的病人来了，他一般会安排他们到医院附近的小旅馆住宿，然后给他们一些药物。

　　“我从病房出来后，隐隐约约有想放弃这项工作的感觉。可是后来我想了好几天，还是得管下去。”张可被调往其他科室，缺少了直接为河南农村的艾滋病人提供便利的条件，“这些病人不来找我又能去找谁呢？农民挺穷的，他们来找我，不就是为了活着吗？作为一个医生，我感觉我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责任。如果不是我们医生在顶着，他们可能会到卫生部上访告状。”

　　作为一位医生，张可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他在河南的乡村之间看到了一幕幕震撼人心的场景。“有一年中秋节，我在一户人家跟病人一起吃饭，病人对我说，你看看外边的孩子，都是没家的孩子。”张可说他不愿意回忆那些令人无比伤感的情景，“我是一个临床医生，不是搞社会医学的，但我会做出一份社会医学的报告。”

　　2001年的一天，张可前往睢县一个病人的家里。“一个孩子跪在父亲的床前，他的母亲已经死了，旁边站着爷爷奶奶。他的父亲是一个重病的病人，我留下了500元钱和一瓶药。”张可再去这个村庄的时候，孩子的父亲已经死了，“我每年都要去看看这个孩子和他的爷爷奶奶，给他们留下一些钱一些面粉。”作为收入不多的医生，他能做的也只能是这些了。

　　“在沈丘县的小李庄，许多孩子都起了皮疹，我知道那是母婴传播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张可回到北京求人弄到了一桶没有分装的药物，自己动手分装后分发给了这些孩子和村子里的病人。“邻村的一个小女孩知道后来找我，但她来晚了，我已经离开了这个村子前往其他地方。后来我知道后再去，小女孩已经死了。”他想挽留一个个弱小的生命，也时常为自己力所不及而遗憾。

　　医生走遍河南近百个村庄调查艾滋病病例(3)

　　“我们反对一种冷漠的心态”

　　张可从艾滋病病房出来之后，主动要求到了归属于佑安医院的北京性病艾滋病临床诊疗中心，但是并没有被安排具体的工作，等于是被挂了起来。“领导说，如果我再往河南跑，就扣掉我的工资和奖金。”张可为此不止一次向医院写检查、写保证，但每次“保证”之后不久，他又跑到了河南，那里似乎对他有一种磁力。

　　五年多来，由于张可主要的精力花在了河南的艾滋病疫区，他丢掉了晋升的机会，五年前，他是中级职称，现在他还是中级职称。他的同事大多已经是硕士、博士，要么也是主任医生了，而他五年来原地踏步，但他从不后悔，“医院不让我上班了，正好给了我机会。”

　　五年来，张可没有向医院和国家申请一分钱的资金，而且，在后来，他的工资和奖金真的被扣掉了一些。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英艾滋病合作项目、澳大利亚联邦国际艾滋病组织的直接和间接帮助下，他断断续续获得了一些前往河南调查的费用。“我有时为别的科研部门打工挣些到河南去的路费。”

　　“河南没有独立应付这场人道灾难的能力。”张可在河南调查期间，了解到河南为应对艾滋病防治，向重灾区派出了医疗队，“但很多人根本不是搞艾滋病的，有些人对艾滋病是什么还都不知道。”他怀疑这样的做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河南非常缺乏治疗艾滋病的医生，能够带学生的恐怕只有两个人。”

　　从2003年开始，张可开始把重点放到了对河南艾滋病重灾区的乡村医生的培训上，他在北京前后培训了三十多位乡村医生，成为了当地防治艾滋病工作的重要力量。“他们还以为是卫生部让我这样做的，其实，都是我一个人在做。”他还把两个县的卫生局长请到北京听了他的课，使这两位局长对艾滋病的防治有了重新认识。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种非常冷漠的心态，许多人面对河南这场巨大的灾难无动于衷，好像与他们都无关一样。”张可试图改变许多医学界人士和政府人士的这种心态，2003年，他开通了一个名为“援助河南”的医疗网站。2004年4月，张可搞了一个“援助河南医疗小组”，遗憾的是，除了几个学生志愿者，只有一位医生响应了他的行动。

　　张可想在短期内做成一个对河南“对口支援”的农村医疗组织，在有过一次医疗队的经验之后，已经有几个医生主动找到了他，要求参加他下一次的行动。

　　“大城市有很多闲置的医疗资源，而农村地区占有的医疗资源可能不到全国的八分之一，我们是在用百分之一的医疗资源应付百分之七十人口的疾病。”张可想把大城市的医生和专家发动起来，组织成医疗队，前往农村传染病重疫区，“现在没有一个桥梁，老一代的医生中有很多人愿意出力。”他的设计类似于无国界医生组织，在中国，恰好缺少这样的医生组织，“这可能是我下一个五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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