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看黄碟为躲避警察死亡事件背后的思考(2)

　　-记者调查

　　工地上年轻人想管也管不住

　　调查地点：首都机场扩建工程工地

　　47岁的柳小宽已经半年多没回家了。从河南老家来到北京后，他先在北展建筑工地做了3个多月，最近几个月在首都机场扩建工程工地做木工。半年前，临来北京时，大哥把他20岁的儿子小德子托给柳小宽，让他带着到工地打工。

　　在北展工地时，附近比较繁华，柳小宽发现根本看不住小德子，“没有电视看，平常没什么娱乐，小德子没事就在工地宿舍里打牌耍钱，砸金花，每次输赢都在二三十元，赢了就喝酒，输了一头扎在床上睡觉。”柳小宽说了几次也管不住，他说，上点岁数的民工干完活、吃饭、回宿舍就睡觉，起来再去干活，基本上很有规律，但像小德子这样的年轻民工精力旺盛，有工夫就溜出去，在外面瞎逛。

　　“有一次小德子从外面回来，脸上青紫好几块，鼻子流血了，问他什么也不说。我问了和他一块出去的工友，原来一个女孩子很漂亮，小德子就站在街上看，结果女孩子的对象打了小德子一顿。”柳小宽说，110还把小德子带到派出所，最后人家赔了点钱，“到城里打工，该看的要看，不该看的不要看。”他曾这样嘱咐过小德子，结果小德子还是没管住自己“惹了祸”。

　　小德子在北展工地干了不到3个月，柳小宽就让他回了家，并给大哥打电话，让大哥找人给小德子早点说对象。“这孩子，呆在这儿早晚还要生事。”柳小宽说，要是工地上有台电视，年轻人能有点娱乐，也许小德子能继续在北京呆下去。

　　强行冲出工地只为上街转转

　　调查地点：北航附近一工程施工工地

　　昨日下午4时许，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近一工程施工工地，三三两两的工人走出门外或从外面返回。

　　在工地门口，7个刚从外面回来的工人说，他们是安徽人，都是工地上的木工，昨天下午歇班，他们结伴到大街上逛了一圈，“什么也没买，就是散散心，在工地上太闷了”。

　　这7个人最小的27岁，最大的已52岁。35岁的刘姓工人说，他们平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工地也没有设立任何娱乐设施，宿舍里不让看电视，如果查到有人偷看电视还要受处罚，“宿舍电压只有30伏，想看也看不成，除非自己私拉电线。”所以晚上下了班一般是在宿舍里打打扑克、下下象棋。

　　27岁的樊姓工人说，工人们闷得慌了，就到大街上走走，因为每月工地上只给50元生活费，所以也舍不得花钱买东西，其他工钱到年底才一次性结清。

　　樊姓工人说，他结婚4年了，孩子3岁，半年多没回家了，“一想到媳妇、孩子心里就难受，到大街上转转，看看扭秧歌、跳舞的人，心情就好了。”“他更想看看漂亮姑娘！”一个工人说，这些人全都笑起来。记者问他们是不是都想看看，他们笑着说“谁不想看”。

　　这些工人说，半个月前，工地突然把大门紧闭，不让民工随意进出，说是为了安全，憋了七八天后，100多工人把门口保安推开，强行打开锁着的大门，跑到大街上“转了转看了看”，从那以后，工地再也不提锁门的事。“我们是干活的，不是坐监狱的，还能不让出门？”

　　看到美女同志就想打个招呼

　　调查地点：朝阳区大望路一施工工地

　　每天6点半，路旁就会站着一排附近工地收了工的民工，有时他们会蹲在马路牙子上看街上的来往路人。

　　“工地没有什么文化活动，整天拼了命的干活，有时我们就到街上放松放松，看看高楼大厦，看看来往的小轿车，再顺便看看女同志。”四川籍民工小王说到这停顿了一下，“我已经快一年没有见到老婆了，有时看见美女同志也想打个招呼，就是打打招呼，没别的想法。有一次，我到一个小区看到一个20多岁的女孩玩健身器械，开始我就是远远看她，看了大概20多分钟，我鼓足勇气到她旁边一个器械玩，就是想近一点看她。过了10多分钟，她发现我看她，我很快把脑袋扭向了别处。而她没多大会儿也走了。我真是一点恶意都没有。”26岁的小王低声说。

　　32岁的江苏籍民工郑立说：“其实，我们的要求也很简单，有那么几十本各种书籍让我们互相轮流看看，或者有个电视、VCD让我们看看电影，这也行啊。可我们现在除了干活就是干活。”“坦率地说，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肯定很想过正常的性生活。常年在外，每年回家和老婆在一起的时间也不过一个多月。”郑立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听一个工友说，其他工地有几个民工拿到刚发的100多元工资去找‘小姐’，刚谈好了价钱，他们就被警察抓了，原来那个卖淫窝点被警察盯了很久了。所以，我们也只能就这么呆着，再怎么没有文化生活，也总比被关起来强啊。”

　　-专家访谈

　　农民工有权利享受文化生活

　　受访人：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

　　城市中的文化设施和休闲场所虽然已经比较丰富，但大多是为城市居民准备和设置的，农民工无法享用，难以参与到城市中的文化生活中来。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农民工自身的文化与经济条件制约有关，在短期内很难有很大改观。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改变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匮乏问题的途径，是他们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

　　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在这个问题上就只能无所作为。对于农民工来说，目前比较现实的业余文化生活主要就是看看电视，但即使这一简单的要求，现在也不是多数民工都能够享受到的。我认为，在尽可能改善农民工的文化生活方面，雇佣单位应该承担责任，可以将农民工文化生活消费的费用计入生产成本，政府对单位进行法规和制度上的制约。例如，农民工的居住场所的面积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达到一定人数必须配备一台电视机等。

　　另外，目前在各个行业从业的农民工呈现出很强的地域性，很多农民工也倾向于和老乡联系。针对这种情况，不少地方已经开始在农民工中发展工会、打工者之家等各种组织，这些组织在丰富农民工的文化生活方面还是能起到积极作用的。

　　此外，一些针对市民的活动，比如市运动会可以引入农民工参加。尤其是对于一些长期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他们为城市做出了很大贡献，应该享受比较稳定的工作、居住场所和规律化的文化生活。

　　专题策划：本报记者袁凌 专题采写：本报记者李华良 刘英才 张伟娜 周奇 张洁 王荟 吴蔚 谢炜 申剑丽 通讯员胡峰黎 方益 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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