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女工史桂兰的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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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桂兰是大连市慈善总会甘井子队的义工，从大连华录集团退休以后，她的退休金是每月“差一毛八就五百元了”。史桂兰却觉得自己很富有：“能吃亏的人，就是富人了。”

　　史桂兰的确能吃亏，吃下的亏还挺大。她用自己微薄的工资收养病残子女，让亲生儿子住单位宿舍，却带着收养的孩子们居住在80平米的住房中。“除了我的亲生儿子外，还有很多孩子叫我妈妈。”史桂兰因此觉得自己富有。

　　义工之烦恼

　　对福利院那些可怜的孩子，史桂兰有一种割舍不下的情感。从她当上义工后，每周六下午不管刮风下雨，她都会和其他义工一道去市福利院帮助照顾那里的孩子。福利院里有一个患脑瘫的五岁男孩，名叫国胖，每次史桂兰去都抱着他到外面走走，让他看看外面的世界。时间一长，国胖竟然能听出史桂兰的脚步声。“后来，国胖被送去寄养了，可每次我到福利院时，似乎还能听见他喊我妈妈的声音。”史桂兰说及此事时，言语之间透露着爱怜。

　　究竟有多少个孩子叫自己妈妈，史桂兰已经记不清楚了。自从1994年，史桂兰抱养了第一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婴以来，她的抱养生涯便一发而不可收。2002年，大连市慈善总会成立，史桂兰很快就到慈善总会报了名，成了慈善总会甘井子队的义工，不久，她还担任了甘井子队的队长。在那以后，她接触了无数个残障患儿。

　　记者联系过史桂兰很多次，但几乎每次她都在忙，“在福利院开家长会”、“去看个有自闭症的孤儿”，甚至是“给一个路上遇见的智障女孩找工作”……她终于有工夫坐下接受采访，也是“刚从福利院回家，凳子还没坐热呢”。

　　和记者说着，史桂兰还注意着身后的女儿。史桂兰收养了三个女儿，其中一个是1994年收养的婴儿，史桂兰帮她取了个奇怪的名字——史会连，11岁了，在上小学。另外两个女儿是大连市福利院托付史桂兰寄养的，一个叫党辉，22岁，脑瘫患者。另一个叫党华，21岁，全颚裂，智障，有很强烈的自卑感。

　　史桂兰之所以要时时注意她们，是因为她们俩基本上不能自理生活，尤其是脑瘫的党辉。尿裤子、吐饭、乱动电器，党辉的每个细节都让史桂兰吊着心。可是，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四人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和谐。从小在福利院长大，狭隘的视野，让党华和党辉的行为观念显得很偏执。

　　“党辉一直是这样认为的：‘我是个残疾人，你们就是应该照顾我，让着我。’所以，有时候她的所作所为让我有点心寒。”史桂兰说，“她们不理解为什么要关心别人。来我家以后党辉长胖了，以前的衣服穿不下，我要她把嫌小的衣服拿出来，我可以再拿去给其他孩子穿。她不愿意自己的衣服给别人，把衣服全绞碎了。我劝了很久，才剩下几件完整的。”

　　“她们不吃剩饭，每一顿都只吃新烧好的。一般人家，哪家吃饭都一样，这顿吃不完，下一顿接着吃。可她们不理解，会不高兴，不是只勉强吃一点，就是故意用勺子刮盘子、刮碗。党辉还会把饭菜含在嘴巴里，说她咽不下，然后再全吐出来。我常常在外面有事情做，她俩又不会烧饭，这就让我很为难。为了每顿都烧新鲜的给她们吃，我推掉了一部分义工的工作。有剩下的饭菜也只是我和小女儿吃。”

　　“可她们还是不理解我。”史桂兰说着有点心痛。福利院每月都会拨给史桂兰1000元，当作是党华和党辉的抚养费。刚到史桂兰家，她们居然对史桂兰说：“你领养我们不就是要那1000块钱吗？”

　　“很心寒，不知道怎么带好她们，所以有时候只好拿把她们送回去吓唬她们。”不过时间久了，用场就不大了。她们摸着了史桂兰的脾性，一看不对劲就求饶“妈妈我错了，不要把我送回去”。但是之后，相同的错，还会再犯。

　　当初领养这两个孩子，史桂兰并没有想到过居然如此困难。史桂兰说，她只是抱着对国胖那样爱怜的心，想给两个女孩一个温暖的家，对以后的摩擦丝毫没有准备。“我曾经真的想把她们送回去了，我担不起这个心。幸好，她们逐渐懂事了，我也就觉得这个妈妈当得值了。”

　　手把手的生活

　　烦恼是一回事，教好孩子却是另外一回事。

　　生活的磨砺也许能给这两个女儿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是这需要史桂兰不厌其烦的耐性。“我让党辉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大部分时候她都不理解。我让她盛半碗米饭给妹妹，她不理解什么是半碗。史会连提醒她说半碗饭和半杯水一个道理，她还是不理解。我走到米缸前，舀了半勺米，然后倒掉一半，这样示意，她看了才明白‘半’的意思。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手把手教的。她以前走路都要扶着墙，不敢下楼梯，现在走路、坐公交车都没问题了。”

　　“这姐妹俩中，党华的心气比较高。”史桂兰说，党华刚来家里时，附近的一些孩子嘲笑她走路的姿势“像个大猩猩”，这让党华感到非常苦恼。为了纠正她的走路姿势，史桂兰一连几天带她到附近的学校看别的女孩怎么走路，然后让党华一遍遍地练习，现在，党华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走路的姿势也好看多了，这让党华平添了许多自信。现在她愿意陪史桂兰一起去买菜，甚至和史桂兰一起做义工工作。“昨天，看了一个有自闭症的小孩，我就是带党华一起去的。他们小孩之间好沟通一点。”

　　“她们不可能在我家呆一辈子。如果将来她们能结婚，也可凭借今天学会的本事，操持家务，抚养自己的孩子；如结不了婚，而是回到福利院去，她们也可帮那里的工作人员做些事情。不慢慢教好她们，就枉费她们叫我一声妈妈了。”史桂兰已经考虑到很远。

　　曾想捐肾给“女儿”做手术

　　对孩子的爱心，很大一部分与史桂兰的婚姻有关。1984年，亲生儿子才7岁，史桂兰就和丈夫分开了。当年儿子无辜、无助的眼神，一直在史桂兰的脑海挥之不去。史桂兰说也许是因为她特别能体会孩子没人疼的苦处，所以，为了孩子们她什么都愿意做。

　　离异10年后，史桂兰带着儿子搬进了泡崖小区。一天上街买菜时，一名自称住在附近的男子将一个出生仅40天的女婴交给她帮忙照看一下，然后就不见了踪影。

　　当时，史桂兰把女婴收留了下来，但没几天就发现这个孩子不正常。检查后，才知道孩子得的是先天性心脏病，必须进行费用昂贵的手术才能保住她的命。这让史桂兰不知所措，甚至一度想再将她送走，但一直狠不下心来。转眼到了孩子上学的年纪，生怕孩子出现心力衰竭，史桂兰天天背着她上学。可下课时，同学们都蹦蹦跳跳地玩，这孩子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见到孩子失落无助，史桂兰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为孩子做手术。

　　史桂兰曾经为小女儿史会连动过捐肾换钱的念头。史会连的先天性心脏病是因为她的心脏天生有一个缺口，需要进行心脏搭桥手术。“大夫说，开胸手术至少需要3万元，而不开胸的介入手术，则要5万元。我不忍心让孩子胸前有个大刀口，就选择了介入手术。”可是，史桂兰根本没钱，给孩子做这个手术，为了准备钱，她跟大夫商量，如果医院有病人需要肾移植，她可以把自己的肾捐出去，只求能为孩子换个手术费。“可能是我的一片苦心感动了苍天吧，孩子学校的校长带领全校师生捐了1.1万元，通过新闻媒体，社会各界又捐了上万元。最后医院减免了剩余凑不齐的钱。”史桂兰说需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了。

　　手术不久便安排了下来，手术前，史桂兰给孩子改了名字——史会连，“希望她的心脏会连接起来”，以此祝福女儿。手术很成功，现在，史会连各方面的表现都让史桂兰高兴，史桂兰和史会连感情极好，一口一个“我小女儿”，还不住地夸奖小女儿真懂事：“她成绩好，懂事，还会帮我一起照顾家里的两个姐姐，是个上心的孩子。”

　　没腿的“儿子”活过来

　　在史桂兰家住过的，还有一个“儿子”——梁冬生。他一度寻死，见到史桂兰之后，才活了回来。

　　梁冬生25岁了，他不知道自己的家乡在何处，生身父母又在哪里，他只记得自己被一个陌生人拐带出来。当他被关在一个大院子里时，趁人不备逃了出来。此后，他就随着列车到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吃旅客剩下的食物，睡在火车站。不知不觉间，25年光阴飞驰而过。虽然吃了很多苦，可梁冬生很自豪，因为自己从未偷过、抢过。

　　2002年，小梁在大连市一家工地找到刷油漆的工作，这是他平生第一份正经工作，他格外珍惜。可年底时，包工头却不给他工钱。于是，小梁到甘井子区一小区找包工头要钱。包工头的老婆开门见是小梁，就称包工头在外面还未回来，让小梁到外面等。小梁怕找不着包工头，一直坐在外面等。那天晚上寒风刺骨，又饿又累的小梁在楼外睡着了。天蒙蒙亮，一位晨练的大妈叫醒他时，此时小梁的两腿已失去知觉。

　　好心人把他送回了工棚，工友们把他放在电褥子上暖和。这种善意的方法让小梁的双腿失去了最后被挽救的机会。不久，工友们发现小梁的双腿自膝盖以下开始发黑，再去找包工头时，包工头全家都已不知去向。万般无奈，工友们只好报警。

　　梁冬生被送到医院的那天，正赶上史桂兰受慈善总会委托在医院照顾一个病人。她在为病人取药时，听医院工作人员说救助站送来一个小伙子，腿冻得坏死了，马上就要截肢。“当时我的心‘咯噔’了一下子，我当即就跑去看他。”史桂兰还记得，听说这个悲惨的消息，她想照顾那个孩子的感觉油然而生。

　　“我见到小梁时，他刚做完手术，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由于没有了双腿，他是那样的瘦小，脸色比纸都苍白，看到他，我忍不住流泪了。”史桂兰说，她注意到小梁身上并未像别的手术患者那样打吊瓶，便忙找护士问究竟。一位护士说，大夫已经开了血浆要为他输血，可小梁因营养太差，静脉血管都是瘪的，无法输液。

　　见到史桂兰，梁冬生一言不发。史桂兰拿来牛奶让小梁喝，可小梁却将头转向了墙壁。“我当时想，反正自己是一个自小不知道爹妈在哪里的流浪儿，现在又没了双腿，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死就死了吧。”小梁说，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字：死。

　　史桂兰看出小梁的心思，她反复地开导他，并坚持来医院照顾他，为他洗衣擦身，接大小便。小梁终于不再说“死”字了。在史桂兰和其他义工的精心护理下，2003年6月，小梁出院了。之后，大连市救助站把他送到庄河养老院。

　　今年大年初一，史桂兰突然接到小梁从庄河打来的电话。电话中小梁只说了一句话：“我想叫你一声妈妈，你就是我的亲妈妈。”史桂兰很激动：“我知道他住在养老院的二楼，电话机在一楼，他没腿，出来打电话，不知道他是怎么下来的。后来问了才知道，梁冬生是一个人从台阶上一点一点蹭下来的，为了打个电话，刚长好的皮肉都磨破了，流出血来。我又哭了一场。”

　　年初四，史桂兰与20多名义工一道包了一辆车来到庄河养老院。小梁见到他日思夜想的妈妈，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细心的史桂兰发现，小梁的左腿残肢处有些红肿，小梁说，那里经常疼得让他睡不着觉。“不能让这孩子再遭罪了，于是我想办法带他回来治伤，我想让他安上假肢重新站起来。”

　　春节过后，史桂兰多方奔走联系为小梁治伤。4月12日，史桂兰将小梁接回了大连市自己的家中。“那时候，家里住着五口人，加上我自己的儿子也偶尔回来看我一下，客厅、厨房，每个地方都有人住，只要有地方就搭个床睡觉。”史桂兰回忆道。之后，史桂兰联系了大连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慈善总会，四方奔走，给小梁争取到了安假肢的机会。左腿残肢的修正手术结束以后，小梁将在12月底接受义肢。

　　从4月12日至9月末，小梁的左腿残肢一共动了六次手术。每次做手术都要住十来天院，出院后史桂兰再把他接回家再住十天半月。一些人见史桂兰带着小梁来回奔波，就问她是干什么的。史桂兰说自己是“义工”。他们问“谁给开饷”，史桂兰回答“没人开饷”，于是有人叫她“彪子”(傻瓜之意)。“可我就愿意当这样的‘彪子’。”史桂兰说，眼见孩子们一天天好起来，那便是她最高兴的事了。(本报记者　沈梅　本报特约记者 李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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