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御调控东风 欲体制攻坚

　　改善宏观调控的关键，在于继续深化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从历史看，宏观调控事实上可以成为推进和深化改革、做体制攻坚的契机

　　备受瞩目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3日至5日在北京召开，这个规模几乎等同于中央全会的高规格会议，是在宏观调控进入攻坚阶段的背景下召开的。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分别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和部署，在充分肯定今年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工作的同时，明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八个重点和六项任务。

　　其中的第一条任务，就是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这意味着宏观调控不仅不会结束，并且，在未来的一年乃至数年仍然是中国经济的“关键词”。

　　稳健财政政策取代已经实施7年之久的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构成“双稳”，以及强调加快发展循环经济是这次会议的新动向。

　　不久前，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加息，连同稳健的财政政策，表明宏观调控中的经济手段在逐渐加强。

　　另外，会议还提出，要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落实投资体制改革方案；会议还着眼于逐步消除可能导致经济大起大落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

　　正如海外媒体评述所说，明年还是改革年。

　　经济过热催生“双稳”

　　关于财政政策转型的最早动议，出现在2001年前后。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博士回忆，经济学家吴敬琏当时提出，积极财政政策可以考虑淡出。

　　受行政周期的决定性影响，中国经济在两年以前开始新一轮的过热。最初，SARS的出现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而理性的经济学家则已经发出警告。

　　地方政府令人瞠目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已经亟须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的调控。在经济手段中，银根紧缩是当然的办法，而这无疑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形成了悖论。

　　今年5月27日，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上海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透露，中国将由实行积极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转向实行“中性”财政政策，以降低通货膨胀风险。由此，财政政策的转型，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11月6日，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2005年中国行业报告会上表示，明年开始将实行“稳健”财政政策。考虑到中国的国情，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指出，稳健的财政政策就是中性财政政策的另一表述方式。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自主增长能力在增强，表明了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据香港媒体报道，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稳健的财政政策，意味着中央将逐步削减过去几年累计的财政赤字。

　　据透露，明年稳健财政政策的具体内容可用“两减一加”概括：减少国债发行300亿元、小规模削减赤字，增加预算内建设投资200亿元左右。

　　消息人士指出，考虑到2005年国际经济环境仍然比较有利，国内自主性增长能力较强，物价上涨压力较大等因素，以及尚有相当规模的国债项目没有完工，一些重大工程或项目需要国债支持，在2004年较大的结转规模的前提下，2005年国债的发行规模，将由今年的1100亿元调减到800亿元。

　　稳健财政政策的出台，在魏加宁和易宪容看来，实质上是政府尊重市场选择的结果 经济过热需要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降温”。

　　历史经验：借调控深化改革

　　本刊在今年关于宏观调控的若干篇文章中已经指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是中国经济的痼疾，只有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宏观调控的结果才可望持续。

　　一位专家提醒本刊记者注意，本轮宏观调控中，防范经济过热的行政审批权和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债审批权都集中在国家发改委手里。其中的逻辑悖论，一望便知。这与市场取向不符，也给财政部门带来沉重的压力。

　　易宪容和魏加宁都认为，导致经济大起大落的原因，主要在于体制性障碍，而部门利益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易宪容说，在消除类似的体制性和机制性障碍之时，最重要的是划定政府的权力边界。不深化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最终就没有出路。

　　始于1993年的那一轮宏观调控在业界留有很好的口碑。中央在1993年对经济过热急刹车之后，于次年着力推进了诸多改革，包括财税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企业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和物价体制改革。而这些改革，在当时虽然因为触动了一些既得集团的利益一度引起小范围的混乱，但3年之后中国平稳渡过亚洲金融危机，决策者的胆识令人刮目相看。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本刊记者/杨中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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