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朱荣林
近来，媒体越来越为父母重责之下的孩童鸣不平：家训不对路。但是，这种不平只认定，天下父母的心都是好的，只
是方法不对而已。现在的问题是，重责孩子的动机真的都是好的吗？这里涉及到一个对人生成败的价值标准评判问题。父母对
子女的指望一般说来只是将来图个正规的职业，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不求光宗耀祖，但求生活安定、香火不绝。这
里就有一个
对职业的看法问题，即什么样的职业才算是正规职业，什么样才是“野路子”职业？怎么才算就业，什么才算失业？
在计划经济年代，我国政府误以为“包下来”的制度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体现，因而除广大农村以外，城镇人
口的就业、住房等福利已成为城镇户口的特殊附加值。凡能取得城镇户口，人生终身有靠，因此“农转非”是一种登天之举。
这种单位保障的标志有三：一是每人有固定的工作单位，工资水平尽管不高，但人人有份，且不论你水平高低，出力大小；二
是单位提供的劳保待遇伴随终身，住房靠分配，治病全报销；三是个人档案单位保管，档案与人员共存亡。因而，在人们眼中
，正规职业就必须有一个正式的单位，它必须三管齐下：管工资、管福利、管档案，缺一“管”便不属正规。
当历史的车轮步入市场经济年代之后，人们(尤其是50岁左右的年龄)便难以适应了。这种不适应源自就业模式的
转换：计划经济年代的单位多半是官办的，它是一个管理“做事的人”的实体，即以管人为主，因人而设事，所以要管工资、
管福利、管档案；市场经济年代的单位主要是社会办的，它是一个管理“人做的事”的实体，即以管事为主，因事而设人，所
以只管工资，不管福利(由社会统筹)，不管档案(由人才中心保管)。进入这样的单位服务，计划痕迹根深蒂固者便视之为
不正规。这一年龄段的人的子女正在求学或是刚刚踏上社会，他们对于自己子女有选择个体创业或是自由职业的，当然无法容
忍。因为，在这些家长看来这种非正规职业风险大、保障小，只有进入国有大企业(当前还存在)，或是进入外资大公司才能
终身有靠，原因是这种单位以另一种形式提供了“三管”。
这里就有两个理念值得探讨：第一，职业是否有风险？市场本身是具有风险的，其风险源自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经营
的外部环境风险，诸如市场需求变化、宏观政策变化、经济环境变化等导致的风险，会对企业经营效益产生影响；二是企业经
营的内部环境风险，诸如对市场判断失误、核心层决策不当、运营成本扩大等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因此，企业无风险是相对的
，有风险则是绝对的。即使是计划经济年代，企业风险也不是绝对没有，不过是可以向国家财政转嫁而已。从这个意义上看问
题，子女择业标准不在于风险有无，而在于风险大小，但是盈利水平与风险水平几乎成正相关，高科技产业的高风险与高盈利
互为因果，便是一个证明。第二是人生以什么论成败？报端在论及著名艺术家谭盾成才经历时讲过一个故事：谭盾初入美国社
会时一文不名，与黑人乐手同在银行街头拉琴卖艺。十年后，已跻身纽约著名音乐厅卡内基演出的谭盾故地重游，发现黑人同
伴仍在卖艺。中国社会的文人墨客便抓住了这一重大线索，追索谭盾成功之道，映衬黑人乐手“一事无成”的失败。这一重笔
浓墨的描述，令西方人士捧腹，而令中国读者为之倾倒。对同一事件的反应有天壤之别，其源缘何？这里既有一个人生价值观
的问题，还有一个对职业内涵的界定问题。在海外，特别是西方不少城市，街头艺术是城市一景，不仅纽约有，伦敦有，巴黎
有，东京有，悉尼、香港地区也有，近年来大陆街头也已悄然掀起。在他们看来，艺术家无街头和殿堂之分，正像作家无自由
撰稿人与吃“皇粮”者之别一样。他们难分贵贱高低，同样是社会尊重的对象，但在中国大陆则无法做到。这令西方人称奇：
按理说中国是无产阶级劳动者的“天下”，从来主张“卑贱者最高贵”，但连最起码的平起平坐也做不到，这不足以令西方人
捧腹吗？一位旅华的挪威人曾感慨过，他原以为在中国劳动人民地位至高无上，但他发现不少地方，社会对普通工人、农民、
服务员、清洁工等，十分不尊重甚至是鄙视。于是他观察后得出的结论中：“中国人是以职业、职位、收入、官阶来评判一个
人的高低贵贱的。”
这里引出一个重要的思考是：人生的成败是由社会地位的高低和贵贱来评判吗？这个答案在中西方文化之间产生过激
烈的碰撞。这位挪威人曾经讲述过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在挪威有一个走街穿巷讲故事的读书人，无论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
不管是学校，还是酒吧。一次晚餐时遇到一位中国女士，女士好意地劝慰他：“反正你在这里也没有工作，还不如去中国教英
语，你会有一个稳定的职业和收入。”读书人听罢十分吃惊地纠正这位女士：“太太，我是自由职业者。我的工作就是走街穿
巷为老百姓读书。你怎么能说这不是一份职业呢？”文化的差异，导致价值观的反差，进而对职业的界定产生了重大的分歧，
这正是我国大陆同胞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迷茫之一。(作者系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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