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张之洞与张謇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不过，两人政治观点有同有异，办厂的方针方法更有较大差别。
1882年，张謇随吴长庆赴朝平息“壬午事变”时，张之洞已注意张謇，因张謇写的《朝鲜善后六策》等文章已轰动京师。张之洞是山西巡抚，但一向关注时政，对李鸿章办理
对外交涉不满，对张謇主张对日持较强硬态度有同感。1884年，刚调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托人邀张謇入幕，张謇因来年赴顺天乡试而婉辞。
张之洞与张謇结识在1895年。张謇前一年中状元，参与翁同和为首的帝党，甲午战争爆发，以主战著称，曾单衔上书参劾李鸿章，声名大震。这时的张之洞在两湖任上已兴办了一系列近代企业。1895年张之洞暂署两江总督，在沿海兴办团练。张之洞要张謇“总办通海团练”。《马关条约》签订后，各地团练解散，为办理善后，张謇回通州，仍书信不断，张謇还为张之洞写了《条陈立国自强疏》。
张之洞以自己的实践和思想启发了张謇走上实业救国之路，而且在行动上将张謇推上办实业的舞台。张之洞在江苏筹办商务局，先定3地：上海、南京、苏州，年底扩大到通州。张之洞认为张謇是办厂最恰当人选。张謇按张之洞意见，从开办大生纱厂入手，终成中国近代实业又一开拓者。
张謇对张之洞的政治活动也有所支持。1895年10月，张之洞将在上海开强学会，要张謇列名为发起人，张謇欣然同意。
张謇也与张之洞闹过意见。通州、海门一带花布商多年被地方官层层剥削，张謇出自绅商利益，力倡由花布商议定捐税数目，每年递解，商民也可减盘剥之苦。从藩司到州厅官员都横加阻挠。张之洞是署两江总督，偏向各级官司，治山有支持张謇。
张之洞离开南京返任两湖，张謇与张之洞仍还在办厂问题上保持联系。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刘坤一、张之洞倡“东南互保”，张謇是暗中牵线人之一。
1901年，清政府决定推行新政，向各地督抚征求意见。刘坤一特请张謇、沈曾植，汤寿潜就“变通政治”事宜，“各为条议”，寄给张之洞参考。张謇应命写成了《变法平义》，张之洞则写成《变通政治人才为先谨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二人虽都在谈变法、谈新政，但并不完全一致。张謇主张：中央置议政院、改设外务、府县设议会、银行用钞票、国家应作预计(预算)、改税目、行盐法、定折漕等，张之洞却没有这些主张。张謇的《变法平议》最突出之处是中央设议政院、府县设议院的建议。张謇反复强调这是变法的第一要事，并置之全文之首，而张之洞却一字未提。
张之洞是张謇走上实业救国道路的领路人。张之洞为张謇提供了办厂机遇，将本拟在湖北建官纱局南厂的机器便宜作价，卖给张謇。1897年，张謇率大生纱厂主要干部亲赴武昌，考察湖北新政，对张之洞兴办实业的气魄极为倾倒。
大生纱厂办厂过程也可看出两者之间的某种关系：最初张謇受命办厂也是“官招商办”，这与张之洞官督商办企业相同。后因商股招集困难，还是得到张之洞首肯，由盛宣怀、张謇“合领分办”，张謇得少募集25万两商股，这就是大生厂“绅领商办”的由来。
在洋务运动中官办重工业，张之洞是开拓者；而民营企业虽不始于张謇，但办得像大生厂那样形成规模和集团的，当首推张謇。张之洞与张謇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但都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毛泽东说，“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
相关专题：张之洞督鄂115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