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中国新失业群体浮出水面(图)(2)

　　“啃老”

　　作为“新失业群体”的一员，黄飞雨和他父母不一样，他对“文革”没有记忆，属于“文革后一代”。

　　当他上小学的时候，一场“打破铁饭碗”的下岗风潮开始席卷全国，1998年他父母分别从长春市模具厂和厂子弟学校下岗。此后，他父母曾经试过开饭店、卖衣服，但都无功而返。现在，他42岁的妈妈在亲戚办的小厂里帮忙，每月收入500块；爸爸找了一份安装抽油烟机的工作，“家里生活开始慢慢好起来了”。

　　两年前，黄飞雨高中没考上，此后基本待在家里。身为独生子的黄飞雨在妈妈的眼中是一个内向的好孩子，“我们这个孩子特别乖，他不上网，不去游戏厅。他说上网得花钱，不去”。

　　没有收入的黄飞雨平时也不乱花钱，“一个月平均花50块钱，也就是出去坐坐车，渴了喝点饮料什么的”。

　　作为家里的“小太阳”，从小爸妈就没让他干过家务活，哪怕力所能及的事。“甚至瓜子都不会嗑，都是大人嗑好了给他。饭也不会做，袜子也不会洗”。

　　在应试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黄飞雨，缺乏职业技能培训，刚踏入社会就碰了一鼻子灰。

　　从2003年11月开始，黄飞雨当过保安，当过浴池服务员、药店库管员，送过报纸，甚至卖过肉，但就是坚持不下来：因为冬天怕冷，在明珠花园干了4天保安就回家了；因为不适应浴池的氛围和环境，“强挺了半个月，连工资都没有要就走了”；给别人送报纸，一个月下来挣了100元，亲戚说太少，于是转到亲戚的药店里当库管员，库管员工资不错，每月900元，但是那边“仓库管理混乱，承担的责任大”，再加上搬货太累，干了两个月，这是他干的时间最长的工作。说到卖肉，因为小纠纷和顾客吵了一架，觉得“伤了自尊”，自己也始终学不好怎么割肉就离开了。

　　“我什么都干过了，好像做什么都不合适，就一直待到现在。”一直想成为摄影师的黄飞雨现在成了“待业贵族”。

　　28岁的赵强是长春市拖拉机厂的子弟，现在仍和退休的父母住在一起。读到高二时，赵就出来找工作“挣钱”，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浴池服务员，每月300元。后来觉得钱少，又到市里一家饭店去做服务员。去年，觉得工作太累，挣钱不多，自己找了个借口回来了。

　　没有工作的他一直依靠父母的退休金生活，而他一个月300多元的花销却让父亲30年工龄的退休金显得捉襟见肘。因为怕邻居、亲戚说“啃老”，赵强准备过完年去找新工作，然后搬出去租房住。另外前不久刚认识个女朋友，“出去住，方便一点，但是最起码要找每月能开1000-2000元的工作”。

　　“做梦，哪有老好的工作等着他，现在我们这儿都是建筑工、饭店服务员和车床工的岗位。”长春拖拉机厂大门口附近的职业中介的马老板不看好前来登记找工作的赵强，看来“高不成，低不就”始终是赵强面临的难题。

　　工作的无着落让他感觉对未来的婚姻更“遥遥无期”，“走一步看一步呗，没钱扯啥也没用”。

　　像黄飞雨、赵强一样，“新失业群体”有很多共同点。孙立平教授归纳说，从成长的环境说，他们基本属于最初的几代独生子女，是作为“小皇帝”被养大的，适应生活环境的能力较弱。而在以升学为取向的应试教育中，在初级和中等教育阶段上，他们也没有学到或得到多少专门的职业技能训练。因此，在就业市场中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与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失业下岗人员相比，他们很少有系统的就业经历，缺乏社会生活阅历，价值观也比较混乱。

　　“新失业群体”的成员大多是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经济上主要依靠父母，在东北，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为“啃老”。孙立平教授分析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啃老”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他们的父母有的由于退休而收入减少，有的加入失业下岗的队伍。对于他们来说，过去所依赖的经济来源正在失去，真正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未来的路该如何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未知数。

　　微弱的诉求表达

　　何丽文是长春市二道区东盛街道双利社区的居民，按照社区失业登记中，她属于“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但何却告诉记者，她在旅游公司已经上了3年班。

　　据长春市二道区东盛街道社会保障事务所徐晓霞科长介绍，这是失业统计上的一个问题。

　　“其实新成长劳动力中来登记失业的人都是已找到工作的。”徐晓霞解释说，那些原本失业的人找到工作后，用人单位要他们来街道办理“失业就业登记表”，然后才能帮他们办理各类保险。而那些没有工作失业在家的，却不来登记，所以不在失业统计之中，“因为登记了也没有任何政策优惠或好处。”徐晓霞说。

　　“‘新失业群体’虽然人多，但几乎听不见声音，他们表达自己利益和诉求的能力很差。”孙立平教授说，我们在媒体上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只能偶尔从社会新闻的片言只语中，模模糊糊听到他们的表达。

　　在国家解决失业问题的诸多努力中，这一群体的利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考虑和体现，但有针对性的政策和重视程度与这一群体的重要性相比仍显不足。

　　而那些受过“工业训练”、在单位工作过的下岗失业人员就具有组织性、群体性，他们善于利用诸如“我曾经为过国家、工厂作过贡献，工人是国企的主人翁”等合法的诉求方式，要求得到下岗失业的补偿。

　　“初高中毕业的新成长劳动力素质肯定要比老的失业人员强。只要你不挑不拣，找个工作还是不成问题的。另外，他们没有工作过，对国家没有过贡献，权利和义务相等，所以不应该享受失业保险。”长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失业保险处处长周大立说。他认为，新成长劳动力中失业的这批人远不及“就业转失业”这些人严重，“就业转失业”的人一方面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他们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他们失业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比前者更大。

　　但有学者认为，“新失业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已经步入工作、结婚的年龄阶段，他们需要工作，而且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们的父辈由“4050”大龄下岗失业人员逐步变为“4555”以及退休，那么“新失业群体”所依赖父母的收入能力下降，必然会带来生存的问题。

　　孙立平教授认为，目前，“新失业群体”获取就业岗位的年龄优势也会逐渐消失，他们大多数人从事的是第三产业中带有“吃青春饭”色彩的职业——甚至连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都不是他们就业的主流——随着年龄的增长，新的就业机会将越来越不会提供给他们。

　　从目前来看，对“新失业群体”，无论是在政策制度层面上，还是社会认识层面上，都需要进一步地重视。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