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中国新失业群体浮出水面(图)(4)

　　“新失业群体”业已形成一套独特的“亚文化”

　　他们的模样，他们的生存

　　□吕鹏(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构成今日“新失业群体”之主体的这批人，出生以来面对的就是一个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转型社会。他们业已形成一套完全不同于其父母以及兄长的“亚文化”。诚如一篇语言虽尖刻但视角绝对犀利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拒绝长大并总觉得缺钱”：

　　“有人说：‘没有知识就要有常识；没有常识就要多看电视。’生于80年代的一代人，伴随着电视机而长大，他们既不考虑知识，也不在乎常识。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更是为他们确保了富足的成长环境，改变了传统家庭‘儿女多饭盆少’的局面。

　　‘兄弟姐妹’这四个字从此仅仅成了字典上的词汇；‘孔融让梨’的情感让人再也难以切肤体会。”

　　“生于80年代的一代人有着看似特立独行的品格。他们选择职业、结交朋友都凭着个人的喜好，并且在心底里为这种独特而自豪。”(韩少华)虽然上述的情况并非“新失业群体”所独有，而是很多生于1980年代的孩子们所共同具有的文化特征，但这些特征在“新失业群体”的身上，尤其是他们的婚姻观念、性观念、职业观念、休闲观念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准失业”

　　在想象中，“失业”似乎应是“新失业群体”最为重要的共同“经历”或“体验”。然而，与他们的父母辈的“老失业群体”能够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工作经历以及情绪激动地描述自己下岗失业后的心路历程形成鲜明对比，“新失业群体”中的大多数被访者对工作经历的回忆要么轻描淡写，要么认为并无任何刻骨铭心之处可言，甚至“失业”一词用在自己身上他们都会觉得并不合适。“我都没有就业过，我失什么业啊？”一位受访者说。

　　对很多“新失业群体”而言，“今天工作，明天失业，后天又工作了”，可能最为贴切地描绘出了他们的“劳动状态”：“初中毕业以后有三年时间吧，断断续续地打零工。在深圳待了一年，在朋友的一个旅店里当领班，我喜欢深圳但是能力又不行，在那地方每月挣700元，跟在家差不多，在外面还操心，就回来了。待了一段时间，就去我姨那学车，学了一个多月，能上道了，考了牌子，给人家开车拉液化气罐，后来不干了，太累。后来待着，然后又换……反正这个刚有点眉目就不干了，干腻了，就换下一个。这样换来换去有六七个吧。”

　　过去我们描绘某个个体的劳动状态时，要么是失业，要么是就业，但对“新失业群体”，在就业与失业的“二分法”之外，可能还存在着另一种“准失业”的状态。

　　对“新失业群体”而言，他们之所以会轻易地放弃一份工作，最重要的主观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不挣钱”。以长春为例，大多数被访者的月收入是300—400元，而他们对自己的收入的期待一般是每月1000—2000元，这样才够花销，否则觉得“缺钱”。

　　其实，在“新失业群体”一部分人的内心中，出去找份工作，更多的可能不是出于“养家糊口”这样的生存目的，而是出于舆论的压力，或者仅仅是为了摆脱无聊的生活，或者兼而有之———否则的话，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为了生存的人会那么轻易地放弃工作的机会。

　　而对他们而言，失业期间的生活似乎可以用“闲适”来形容，年轻是他们最大的“资本”，以至于他们可以这样地消磨自己的青春年华：

　　“昨天9点起床，吃饭。然后看电视，看的体育频道，看了一场球赛。这不就中午了吗？中午吃完饭，再看看电视，看看电视剧，胡乱看看。下午2：00—3：00去大坝溜达溜达，看看那里的老头老太太放风筝，挺有意思的。3点回来了就看看电视，看看体育节目，综艺节目。就到晚上该吃饭了。吃完饭看看电视，到了9点就睡觉了。每天都差不多。”

　　对“老失业群体”而言，工作与下岗失业是两个有着巨大反差的不同体验，这种反差不仅是经济上的受损，更是一种尊严感的丧失；而“新失业群体”并没有这样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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