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化名）是来自中央国家机关的一名挂职博士。一年前，他作为“中央博士服务团”成员之一，被下派到中部某省的一个地级市当上了市长助理。一年来的从政经历令王宁感慨很多。其中，他向记者举了个例子说，“曾经有位开发商托人捎信给我，如果能够帮他低价拿到市中心的一块100亩的土地，他的回报是500万元。”面对500万元的诱惑，他靠什么来抵御？他说：“靠思想‘定力’。”（《瞭望新闻周刊》1月10日）
王宁是一名高等知识分子，他作为“中央博士服务团”成员之一下派地方挂职，在自我锻炼的同时，也敏锐地洞察、熟知了目前官场上的一些“游戏规则”。面对500万元的诱惑，靠什么来抵御？王宁说靠思想定力，也许，他说这话时，心中也充满了无奈与迷茫！毕竟，我们有那么多的手握实权的干部，面对的是数不清楚次数的诱惑，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王宁有思想定力，能够抵御住。假如那位开发商面对的不是王宁，而是一个没有思想定力的干部，也许正如王宁的推测：开发商要的那块土地，通过行政干预的手段让给他不是没有可能，而且不用弄出很大动静，也不要冒多大的风险。假如这样，开发商拿钱，握有公权的干部拿权，一项交易完成，彼此得到的是实实在在的“实惠”，但损失的却是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那面对500万元的诱惑，除了思想定力，还有其他方式来抵御吗？用王宁的话说：“虽然现在也有许多制度，用来防止大权在握的人搞交易，但制度的空隙还很大。”言外之意，虽有思想定力，但制度空隙之大使人很难抵御、防范外来的一项项诱惑。
那么，制度空隙在哪？还是用王宁的原话说明吧：“现在的干部有形的权力多得让人羡慕，无形的权力更像匹野马。”也许，这句话是对“制度空隙”最好的诠释。领导有形的权力就是握有看得见的权力，他们天天工作的内容就是公共资源的分配和公共权力的行使。而无形的权力是什么？那就是充分发挥、挖掘自己所在位子的“魔杖”，影响或干扰他人的判断与视听，如“递个眼神、打个招呼或者抽空陪人吃顿饭，不仅会给老板们带来‘生产力’，也会为自己产生‘效益’”。制度是约束有形权力的，而这种“看不见，摸不着，但又无时不在的”无形权力，就是现有制度无法企及、无法约束的“暗流”，这股“暗流”也正是腐败的“源泉”，使公共权力异化，让权力成为有价待沽、可以用来交换的筹码。反省多年来不断落马的大小官员，赤裸裸伸手索贿受贿的并不多见，往往是依靠手中权力这张牌，用无形的权力与他人搞权钱交易。因此，这种交易乍开始难以被社会觉察，往往是腐败成一名腐败大鳄，再也无法遮蔽时才凸现。所以，在我国反腐败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尴尬：腐败不是被纪检、监察发现的，而是很“偶然”地被小偷“偷”出来的等等。所以有些地方反腐败，往往搬弄起一些如“夫人纪检、枕边监督”等“小儿科”般的反腐办法，这些方法收效甚微。
绝对的权力，会产生绝对的腐败。失去监督的权力，犹如脱缰的野马，任意驰骋。因此，预防腐败，关键是要有一套严密的制度，来保证领导干部不能滥用权力，也能防止被诱惑“湿鞋”。这个严密的制度起码包括两点：一是权力被纳入有效监督之内；二是打造“阳光政府”、“责任政府”、“权力有限的政府”，让无形的权力曝晒于阳光，无处遁形。这两点如同给野马上了缰绳，规定了跑道，即使外界有数不清的、无论多么大的诱惑，握有实权的官员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否则，就是身败名裂。诚如是，抵御类似500万元的诱惑，就不仅靠思想定力，而且还有制度的威慑与震撼。 惠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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