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5年里的中国人可能是地球上曾出现过的最充满期望的一个种群
过年这种事真是说不明白。历法就有这么大的影响：一个历法体系里平平常常的一天，换到另一个里，就会是许多事情的原因。印度洋海啸如果不是发生在西历的圣诞节，西方游客不会死那么多。不过，对当地的居民而言，不管海啸的日子是哪种历法中的哪年哪月哪日，都是一样的。
公历的元旦已经过去，农历的新年马上就要到。正是“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时段。邮箱里的报刊，一多半在做着岁末年初的专题，豪情满怀，笑容在脸，各种各样的“十大”，也已评选了出来。我没有保留旧报刊的习惯，不然倒可以拿来比对一下，看去年的文章，哪些可以照样用在今年，去年的期待，会不会也是今年的期待，预测是否成功，高瞻可曾远瞩，春运还吸引那么多记者，烟花爆竹又在加强管理了吗？
附近一个市场，修锁兼写春联的老汉摆开了架式。我得改变习惯，别再在文件上签“2004”。远处，太阳消耗了120万亿吨燃料。相对太阳，地球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但坐地日行八万里，一年里我们走了很远。地球上的坏消息是,又有一万多个物种消失，好消息是，仍然不包含人类,而且,又有8千万人类婴儿在亲友的簇拥中降生。
2005年1月出生的婴儿，所见到的世界，与他们的兄长一年前睁开眼睛时看到的，区别大吗？每个人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回答这个问题。比此更有意义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希望那区别大吗？我们期望每一年都有很大的变化吗？——好像是的，好像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好像我们不很喜欢刚过去的一年，——哦不，我们喜欢，回首2004时我们满怀豪情来着——我们只是坐在高速火车上，饶有兴致地研究一下站牌，继续绝尘而去，从不下车。
我得说，近25年里的中国人可能是地球上曾出现过的最充满期望的一个种群。想像一下我们的祖辈,对来年的希望是什么，不外是雨水均匀,蝗虫不起,铜板换角子,角子换大洋，老三生个胖小子等等。他们的期望是家常的,事务性的,循例的，一清二楚的，可以检验的，容易满足的。我们不是，我们的期望是笼罩的，高远的，幻想气质的，终身的，很难满足的。
我想，就是这种期望指挥我们在回顾前一年时，喜欢挖掘相对于前年的变化，无论找到什么变化，都用“巨大”来形容。变化成了最高的评价，因为变化都是好的。所有旧的东西，不完美的东西，需要改变的东西，都压缩在前年及更早的从前里，所有的行动，压缩在去年里，所有的希望，压缩到明年里。一直要再过365日，才把祭品更新。
我过年的时候也喜欢回忆。平时的日子过得乱七八糟，匆匆忙忙，有些东西，就像没有咀嚼就咽下去了，太可惜。春节休息，正好反刍。生活里，生动的细节并不是那么多，忘掉之前，最好在回忆中多体验一次，像小时候吃糖，多含一会儿是一会儿。所以我的回忆总是琐琐屑屑的，不足为外人道。
宏大的回忆和前瞻，非我所能，只好看别人的。电视节目和报纸的专题，帮助我把自己的记忆放到公共记性里，这样一来，若干年后，别人问起我“2004是哪一年来着”时，我也能够告诉他“是机动车负全责的哪一年”，而不会只能想起“是我压着老杨脚趾头的那一年吧”。
过年还是忘却的时节。好多事情，都可以借着过年，甩到脑后。我每年初都要立志，没一次算数的，一年后呢，才不会对自己不高兴，而是高高兴兴地重新立志。很久以来，过年就不再是讨债人的吉日良辰，而只是赖账者的节日。“这是好日子，别提不愉快的事。”所以请你明年再来。这个战术如此奏效，如果你有时间在一天里翻看一两年的报纸，你就发现，很多难以解决、当时人们认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实际上不用解决，也没有解决，简单地对它说再见就行了。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至少心情轻松，四肢轻松——脸除外。脸会因为过多的笑容而疲劳，甚至需要一年的紧绷来休养。我也看春节晚会，让别人替我笑——那里面的人坚持笑完几个小时，第二天依旧生龙活虎。我对晚会的节目不操心，也不觉得需要改革，只要有笑声，还有那个巨大的笑容——高临在神州大地，持续到正月十五，比柴郡猫的笑容要长久得多。
小时候，每次过年都感叹：“天天过年该有多好。”那是因为平时食品匮乏。20年前，父辈们有新的感叹：“天天跟过年似的。”不过是因为食品不再匮乏。现在，两种感叹都没有了。不过我还是喜欢过年，喜欢懒洋洋的气氛(什么也不干而用不着自责，除了生病，就只能靠过年了)，喜欢节日里的警察，喜欢有去年可以诿过，喜欢有来年可以图新，喜欢掩盖住大地上粗陋细节的雪，也喜欢人们那些时而狡猾时而憨态可掬的小把戏。
刀尔登:六十年代生人,中文系出身,做过行政、研究、编辑等几项工作。文/刀尔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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