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城中村：不是城市的毒瘤而是城市的伤口

　　被视为“城市毒瘤”的城中村，其实也是个人进入城市发展的最低门槛。城中村最重要的人不是可转制为城市居民的农民，而是数以十倍百倍计的外地人。消灭了城中村，不等于就此消灭了贫富差距。为了城市的体面和治安而“端”掉城中村的方式是粗暴的。

　　我曾经在深圳的城中村里住过(特区内有91个城中村)，至今我还有同事住在广州天河区的城中村里(广州有138个城中村)，虽然我们一直都在写字楼上班。我的成百万的同乡和各

省在异地谋发展的外地人，都还住在各个城市的城中村里。正如那篇名为“我花了十八年的时间才坐在一起和你喝咖啡”的网文，在城市里要想过上富足的、享受的、相对稳定的生活，需要才能和运气，更需要时间。城中村的存在，给了初来乍到、梦正远的外地人以时间，奋斗的时间和喘息的时间。因为那里的租屋及生活成本最低。

　　但现在的城中村被一些城市政府部门视为“城市毒瘤”。与此对应的潜台词是：坏人们大多住在城中村。因为城中村有乱搭乱建的违章建筑，因为城市的脏乱差以此地最为严重，因为城市的违法犯罪案件集中发生在城中村。

　　治理城中村变成了当前中国城市政府的一种默契。治理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更愿意选择一劳永逸的方式：“杀死”城中村。

　　城中村的由来及城市的主人

　　没有城市化进程，就没有城中村，只有一小片一小片的城区和城区外的广阔农村。城中村的历史是城市包围农村的过程，按照城市规划开发的时间序列、板块序列、开发成本由低到高的序列，把农村化整为零，切割成一个个都市里的小村落，像孤岛，藏在一栋栋临街高楼大厦的背面，或被支路所包围。不唯是物质孤岛(城市对公共设施的投资在其中很少，缺绿地缺公厕缺垃圾处理站，只是近来才开始路灯的亮化工程)，也是精神孤岛(没有社区文化，没有集体归属感)。

　　对城中村的原村民来说，他们的投机在于抢着违章建房，一来可以出租给外地人，二来是为了等政府要对本村进行统筹开发时获取更多的拆迁补偿款。对外地人来说，他们的投机在于可以以最低的生活成本留在城市里，一边工作生活积累经验和物质资本，一边找更好的发展机会。

　　国内外许多城市都有城中村，或许名字叫贫民窟，或许叫大象与城堡(伦敦)、下东区、哈莱姆(纽约)或棚户区(上海)。纽约是世界性的移民城市，1800年时城市1/3是穷人。到了1953年，美国作家斯坦贝克还这样写：“纽约是一座丑的城市、脏的城市。但有一件事是实在的，一旦你在纽约住过，把它看做是自己的城市，没有一个地方及得上它。一切都是浓缩的：入口、剧院、艺术、文学、出版、商业、谋杀、抢劫、奢侈、贫穷。它是一切事物的总和。”极少有城市能体面、美观到纯粹、统一的地步，除非这个城里住的全是富人，或全是穷人。

　　虽然谅谁也不敢公然说“穷人不是城市的主人”，也不敢公然说“暂住的外地人不是城市的主人”，但在中国城市里，对外地人的不公平政策和不公正待遇，或多或少地隐藏着对穷人的歧视。比如非本地户口不要的招聘，对外地人购房、购车、上学及其它消费领域的限制，本地执法人员、服务业人员对外地人的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警惕性。这种不公平是如此普遍，以致“打工仔当选人大代表”的事情能在所有城市成为新闻。在收容制度废止、警察和保安不再当街拦人查验暂住证之后，外地人的城市主人翁感觉骤然提升，但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所居住的城中村成了“城市毒瘤”和城市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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