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公务员正在成为被期待的中产阶级中坚

　　针对公务员的屡次加薪，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取向日益明确，公务员正在被贴上“中产阶级”的标签，作为被期待的中产阶级中坚，公务员能否完成它所应有的使命？

　　去年年末，无锡市对日招商首席代表颜兵受到媒体以及各界的质疑，这位江苏省首位“特岗公务员”面对媒体轻描淡写地说，他的年薪是税后50万元——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50万元年薪的收入还是可梦而不可求。颜兵事件再度引发人们对于政府雇员制的思考。

　　2004年因政府雇员制引发媒体关注的对象并不止颜兵一人。9月8日，有媒体报道说，曾任四川新希望集团董事会秘书的邹琦，有幸成了深圳实行政府雇员制后的“第一条鲶鱼”，邹琦没有像颜兵一样公开自己的年薪，但他承认自己的薪金要比普通政府公务员高出不少。

　　政府是不是需要以如此高薪从外部聘用特殊公务员？政府雇员制度是否变相为公务员加薪？新增的政府雇员能否能真的带来“鲶鱼效应”？自2002年年末吉林省率先试行政府雇员制给予首批政府雇员最高年薪19.8万元待遇以来，上海、苏州、长沙、成都、深圳、珠海、广州、佛山等地竞相效仿，关于政府雇员制利弊以及公务员改革的话题也一直持续并被热烈讨论着。

　　被贴上中产标签的群体

　　政府有关部门把雇员制和公车改革、工资制度改革一同解释为公务员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很显然，对于准公务员身份的新增政府雇员，普通民众最为关注的，一方面是他们普遍较高的薪金待遇，另一方面则是——尽管人数有限而且目前还在试行阶段，但雇员制的推行实际上为其他职业人士“一只脚跨进公务员门槛”开辟了另一条通道。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2004年8月26日是佛山市禅城区环卫局公布公开招考办事员结果的日子，三个不享受公务员编制的办事员名额，却吸引了40多人参加笔试，“这是跨入公务员门槛的一个捷径。”一位考生解释说，一旦被录取了，“一只脚就跨进公务员门槛了”。——《中国新闻周刊》这篇报道被冠以“佛山催生‘中产’公务员”的标题。无独有偶，12月25日前后，人民网刊发了一篇题为《公务员记者步入中产阶级 警惕老百姓丧失话语权》的网友评论文章，遗憾的是，这篇被新浪等网站广为转载、署名为徐斐的文章并没有以明确论据证明公务员何以步入中产阶级。

　　公务员已经步入中产？——事实上，中产阶级作为一个阶层在中国是否已经形成仍旧被广泛地质疑着，而公务员是否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现阶段则是一个不可度量的命题。在经历了1990年代下海经商热潮背景下公务员社会地位的短暂下滑之后，公务员再次成为香饽饽。

　　无论公务员是否已经群体性步入中产，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它仍旧是我们社会最受民众青睐的工作之一。

　　公务员的刚性流动体制

　　虽然政府雇员制为其他职业人士“一只脚跨进公务员门槛”开辟了一条通道，但目前为止除军队干部转业之外，公务员招聘考试仍旧是我国政府吸收公务员的主要途径。

　　2004年末，关于公务员另一个热点话题是2005年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达到创纪录的54万，其中31万通过资格审查，合格人数与计划录用人数的比例高达37.3∶1。公务员考试的火热和民众对于政府雇员制的普遍关心意味着公务员目前仍旧是我们社会民众最愿意从事的职业之一。

　　与此相对照的是：根据《南方日报》的报道，从1996年实行辞职辞退制度以来到2003年的8年间，全国共有19374名不合格公务员被辞退，平均每年不到2500人。如果按照全国近500万公务员计算，每年辞退的公务员占总数的比例为0.05%左右。加上3万多主动辞去公务员职位的人，粗略估算，公务员的流动率在1.25%左右。而企业人才流动率达10%。公务员阶层是一个稳定的群体。

　　事实上，公务员群体流动缓慢，工人、农民等阶层上升进入公务员群体的可能性很小。

　　中国社科院陆学艺研究员和他的团队在《中国社会十大阶层》一书中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公务员则分布在其中的两个阶层中。一部分公务员属于“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指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行政管理权的领导干部——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大阶层中，国家和社会管理者被置于最高的位置。另一部分公务员则被划分到“办事员阶层”，主要是党政机关中的中低层公务员。

　　2004年7月面世并引起巨大关注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中，陆学艺等学者进一步分析认为：自1980年以来，产业工人、商业服务员工和农民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几率明显下降，尽管商业服务业员工仍有一定比例进入此阶层，但产业工人和农民则基本上没有机会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而原本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则存在代际继承的趋势，龙生龙、凤生凤的现象明显增强。

　　除此之外，虽然公务员存在的另一阶层——办事人员阶层是工人家庭出身的人进一步上升流动的重要途径，但是经济改革以来，机关干部和企业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家庭出身的人进入办事人员阶层的几率有所提高，工人和农民家庭出身的人进入这一阶层中的几率有明显下降。这意味着，在产业工人和农民基本上没有机会成为高级别公务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同时，他们成为普通公务员的几率在不断下降。全国实行公务员制度十年来只有5000个农民进入公务员队伍，这个数字不能说很多。

　　不能否认，公务员队伍的大中专毕业生有不少实际上来自普通工人、农民和职员阶层家庭。而目前我国的公务员招考制度，使得各种阶层的社会成员都有可能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而且这种预期变得可能和稳定，成为一种制度化的选人用人机制。普通工人尤其是农民子弟可以通过接受高等教育，通过公务员考试而进入公务员阶层，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教育是促进社会公平的主要手段，然而因为制度因素，目前我国客观上存在着教育机会的不公平。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分配的畸重畸轻，便是不公平的来源。在高等教育的高收费面前，工人和农民子弟难以像20世纪90年代以前那样与干部或私营主的子弟们凭分数公平竞争——这样的情况导致的问题是，不但产业工人和农民基本上没有机会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或普通公务员，他们的子弟在进入公务员阶层时，要比干部和私营主子弟付出更多更大的成本，事实上，这从另一个层面限制了公务员的代际流动。

　　社会资源向上集中的趋势

　　学者们认为：以上这种现象带来的连锁反应是公务员与社会弱势群体关系的隔膜，优势阶层对于弱势阶层的排斥性增强。这种变化必然影响到此阶层的利益倾向以及工人和农民等弱势阶层之间的关系。

　　“尽管每个社会都有地位低下的群体和阶层存在，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地位低下的群体或阶层的存在，而在于地位低下的群体和阶层有没有向上流动的机会。”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在他专栏文章中写道，“目前我国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社会阶层正在定型化。”譬如工人阶层成员具有向较高的办事员阶层和管理阶层流动的机会逐渐减少。不仅在社会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减少，而且社会经济组织内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机会也减少。这种现象表明，工人阶层成为相对凝固的社会群体。类似的现象在其他阶层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阶层定型开始的同时，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集聚的趋势，大量只拥有其中一类或者两类资源的人，到近些年则基本同时拥有三种资源。作为我们国家社会阶层的第一级，获得干部或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岗位，就意味着获得了国家富裕的岗位支配权，即通过管理国家赋予该岗位的业务而显示自己的权力。而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最重要和最大量的资源仍由国家所控制，越接近国家组织系统的核心部位，越可能在资源分配中居于优势地位。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中这样写到：“公务员这种职业地位的吸引力是否一直很大，如果公务员工资的增长幅度大于其他职业的增长幅度，如果公务员的实际收入水平及其支付所造成的货币刚性一直大于其他职业，如果公务员的权力‘寻租’现象能够存在且被追究的风险较小，那么现在身为公务员的这些人，仍然会较多地影响其子女的就业选择，并为自己的子女主动创造更多的机会去进入公务员的行列，第二，如果上面所说的这些情况都存在，那么身为干部但子女仍然没有进入公务员的渠道且其他职业地位低于公务员的那些人，就会通过自己的全力资本的运作，持续不断地帮助自己的子女进入公务员渠道。”——这种情况实际上造就了“精英再生”——是指干部群体可以利用在社会主义再分配体之中的政治权力和特权在新兴市场体制中寻求越来越多的经济利益，并继续保持其“精英地位”。

　　精英群体影响公共政策

　　“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生活危害最大的，正是这些掌握着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部门的信任危机。”孙立平这样认为。重建公信力，必然涉及诸多的方面，但首先是那些掌握着许多社会资源，对社会秩序的维持起着重要作用的部门，比如，政府司法等等，因为这些部门社会赋予它权威，它们也是社会公信力的最主要的载体。

　　一方面社会对于公务员职务表现的评价不高，但另一方面它仍旧是我们最想从事的职业。正所谓法不责众，一件本来引发大家非议的行为，由于由很多人作并且愿意作，而且很少受到应有的惩罚，这种本来引发非议的行为慢慢便会具有某种正当性，这也就是我们社会道德危机、诚信危机的缘由之一。

　　根据《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报告，自1990年代以来，一个拥有了社会中大部分资本的强势群体已经成型，构成这个强势群体的，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而如前所述，经济、组织和文化资源不断向上层集聚，原来只拥有组织资源的公务员则也拥有了文化和经济资源。

　　社会中的精英群体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显然越来越大，一些公共政策的制定明显向富人倾斜，而不是向穷人倾斜。自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人民代表中干部和知识分子便占大多数。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干部占到32.44%，知识分子占到21.14%，而工人和农民的比例分别是10%和8.4%。在某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干部比例占到96.3%，而农民代表竟然只有1%。事实上，国家是一种公共管理的机构。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代表全体人民利益，是整个社会中不同利益的协调者，这就要求国家在面对社会各种利益和不同利益群体时，应该具有相当的超越性。正如孙立平等社会学家所担心的，国家自主性的降低，是1990年代以来令人瞩目的趋势之一。

　　公务员还原为中产阶级

　　在《当代中国十大阶层》一书中，中国社科院的学者们把公务员存在的办事员阶层命名为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处的中间阶层虽然并不是“中产阶级”的概念，但从最近几年政府的政策看，针对公务员的屡次加薪，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取向日益明确。

　　2004年是“为人民服务”发表60周年，政府工作人员一度被期待为“人民公仆”。在另外一段时间这一群体又普遍被称作为“官儿”，目前的情况是，刚性的人员流动和日益明显的再生趋势正在把公务员群体还原为作为社会精英的中产阶级。

　　在2004年12月末召开的北大新年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提出“让大部分中国农民成为中产者”。目前看来，农民成为中产者的步伐显然要比公务员成为中产阶级的步伐缓慢得多，而这也许是更令人深思的问题。社会精英群体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农民、工人所面临的情况将更为严重。而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不正常的社会流动机制，对于这一阶层的素质构成，工作效率和整体形象有不小的影响，这往往引起其他社会阶层成员的不满。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之《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学者辛鸣在谈到党政领导干部队伍现状时，引用了这样的调查结果。针对“党员领导干部存在腐败问题的比例”这一问题，选择5%以下的竟然有43%，选择5%～10%的为32%，选择10%以上的竟然只有5%，有10%的人没有回答。这一调查是在2004年3月到10月，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包括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和曾经在党校学习现已回到工作岗位的，还包括在中央和国家其他一些培训部门学习的领导干部等)进行的，有效样本228个。

　　辛鸣写道：“我们承认，这个判断与我们公开的数据是比较吻合，但与社会民众的感受、甚至与领导干部日常私下的交谈相比，其差距也是较大的。”但在另一些问题上，领导干部和社会普遍看法保持一致：“绝大多数的领导干部，接近78%，认为存在一些干部不把主要精力用在干工作干事业上，而是用在跑官要官上，用在通路、搭关系、要领导赏识等方面；同样有近80%的人认为，有些干部把手中的权力看作是为个人捞取好处、牟取私利的资本，大搞权钱交易，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侵夺国有资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52%的被调查者认为，由于多年的传统体制的影响，现在相当多的政府仍然基本上靠拍脑袋决策，靠开会发公文、靠号召部署工作，靠检查推进落实，实际上仍然沿袭了过去计划经济的模式，而并非实施市场经济的管理模式。”

　　高层公务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由于职位的关系，掌握了较多的资源，他们可以通过职务消费的方式，间接地提高自己的薪酬水平，个别甚至是通过权钱交易的方式，使自己步入高收入者的行列中，腐败便由此而生。低层公务员较为普遍的消极怠工的行为，也在降低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影响政府的公众形象。

　　确实，一个中产阶层为主的菱形结构社会要比一个有庞大低收入人群构成的金字塔社会更稳固，这也是孙立平等社会学家们所期盼的事情，但在上述背景下，公务员是否能完成它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使命？民众对于从事公务员职业的期待是否能和整个社会对于公务员职务表现的评价保持平衡？这个未来的中产阶级群体能否成为我们社会真正值得向往的一种社会价值和生活理想的归宿？这一切都是有待回答的问题。文/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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