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洋海啸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国际援助，在这场援助中，我们看到了富豪们的身影。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冠军舒马赫捐款1000万美元，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捐款150万美元，在海难影片《泰坦尼克》中担任男主角的迪卡普里奥捐款100多万美元。而在中国，超过亿元人民币的民间捐献，显示出了极大的爱心。在公益领域表现总体上一直难称良好的中国富豪群体中的一些人，也终于拿出了巨额捐献的大手笔，作为公众人物的娱乐明星们在发动捐助上留下了可圈可点的记录──虽然人们看到还远远不够。
现代世界的资讯传播充分发达，人们早已注意到，在发达社会，富豪们往往热衷于捐助可以增进社会福祉的各种事业，孤儿院、图书馆、疫病防治机构、学术研究事业等等领域，能够吸引大量富人资助，各种基金会吸纳了大量慈善性质的资金，每临重大灾害或重大社会危机发生，富人的捐助更加活跃，最富的人往往就是为慈善事业捐助最多的人。富豪的慈善行为，一定程度上使“任何个人财富最终都是社会财富”的说法成为一种现实描述，不仅体现了富人的社会责任心，而且提高了富豪的社会评价，优化了自己的形象，还使社会各阶层间的依存关系得到了改善。
反观中国,以往富豪们对慈善行动相对冷淡的态度,使人们难以对他们产生普遍的好感。一方面，在一般的社会状态下,富人不仅受到更多的尊重,而且往往在各种公共资源的使用中占有了更大的优先权;另一方面,每次慈善活动中富豪们较少现身,使他们难以被广泛的社会成员在情感上认同和接纳。慈善行动中的缺席，加上部分富豪成长过程中的“暴发”特性,以及“暴发”手段的非道德性,使很多人对富人的公益心产生失望。
尽管我们不排除中国富豪们在慈善事业中的不佳表现有他们仍然处于成长期的因素,然而对比那些积极投身慈善事业的普通收入者,对比那些生活仍不宽裕的而乐于尽一份心意的普通市民,我们很难拿“尚处于成长期”来认同富豪的缺席行为。毫无疑问,人们并不简单地把捐献额度的大小当作爱心多少的反映,在慈善事业中,人们衡量每个人的标准是是否“尽到了心意”。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重要的不是捐献的绝对数值,而是对慈善活动是否具有相应的兴趣。
慈善发自自愿。无论对谁,是否参与慈善活动，在慈善活动中投入多少力量,给以多少关注,都不是一件强迫的事情。富豪在慈善活动中的缺席,影响的只是他们在人们那里所得到的评价。整个富裕阶层表现出对慈善活动无兴趣的共性，即使并不影响他们财富状况向更好或者更坏的方向变化，也足以降低他们在一般社会成员心中的人格地位，长远影响则是他们难以摆脱人们对这个“为富”的阶层“仁不仁”的疑问。众所周知,这种疑问正是衍生“仇富”心态的一个温床,最终将导致富豪阶层的不安全。
当然，慈善活动中富豪的缺席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富豪爱心的缺乏。现在大大小小的企业主都喜欢讲“我是在办企业,不是办慈善机构”，虽然这种说法多少表现了对慈善的不屑,但我们更愿意理解为他们深知企业的属性。归结为一位“榜上有名”的富豪曾经如此回答关于慈善兴趣的提问:“人不是天生的慈善家,核心是社会的制度。如果有制度支持,我愿意做大慈善家。”这一回答命中了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鼓励人们做慈善家的制度措施还并不完善。慈善不能作为“洗白”非法所得的手段，但慈善捐款达到一定数额时应给予足够的税赋减免,同时积极考虑开征遗产税,以激励人们向公益和慈善事业奉献;同时还应开放慈善与公益性捐款途径,扩大接纳善款的公益和慈善机构清单。慈善捐款的去向要充分透明。
社会需要一个鼓励富人参与慈善活动行善的环境。最近有媒体报道,一些富豪因担心产生“麻烦”而对慈善活动有顾忌,慈善捐款以后,欠债的人可能请求“欠款就当是救济好了”,各种拉赞助的人可能闻风而至,“露富”甚至还可能产生人身安全问题。捐款有时还受到嘲笑与难称好意的猜测,不捐款没什么事,一捐款就有人骂傻瓜,有人说“出风头，有用心”。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对富豪们参与慈善活动构成了影响,虽然还难肯定,但让慈善家得到赞美,得到肯定，并不为从事慈善活动而影响其财富创造,显然是必要的。
仅仅“社会上有了富豪”,并不一定代表“改革有了成果”，财富在社会中不同的分布状态,可能产生决然不同的社会局面。世界上一些国家走过的路程,证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水平的社会,往往容易进入多事之秋。在充分保障每个人合法财产的安全的前提下，鼓励富豪参与慈善事业,鼓励首富成为首善,对于中国继续平稳地发展是有意义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仅需要一张“富豪排行榜”，还需要一张“慈善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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