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何时迈入国际志愿者时代

　　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何时迈入“国际志愿者时代”

　　1938年1月8日，诺尔曼.白求恩大夫率领一支医疗小分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提供最急需的医疗援助。67年之后的同样季节，中国派出的医疗队在遭受海啸灾难的邻国进行类似的志愿救助。

　　白求恩大夫不会想到，在他去世65年之后，他还受到中国人如此深切的缅怀。近日，在他当年没有来得及访问的上海，200多名复旦大学医学研究生庄严宣誓:志愿加入复旦大学研究生医疗援助预备队，时刻准备奔赴海啸地区救死扶伤，争做新时代的白求恩。

　　国外需要中国人帮助吗

　　2004年12月31日，世纪劫难印度洋海啸发生后的第五天，第一支中国救援医疗队从上海飞赴重灾区泰国普吉岛。

　　上海中山医院外科监护室护士、医疗队中惟一的女队员郑吉莉回沪之后成了媒体追逐的对象。26岁的她由于具有出色的骨科和外科重症护理经验，“一不小心”成了“国际志愿者”。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新闻里看到海啸时，没想到这件事会在几天之后跟自己的命运发生关联。”

　　除了应急救灾之外，大部分“国际志愿者”意味着不计报酬地去发展中国家工作。2003年3月参加“中国青年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到老挝从事英语教学的上海记者常天乐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一开始家里不同意她的“志愿行动”，直到她反复说明是“政府组织的锻炼机会”，父母才松口。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国际志愿者”还是个相当陌生的概念。一个常常被提出的疑问是，国外需要中国人帮助吗？

　　对此，“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中国合作方“北京国际志愿人员协会”项目官员王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联合国志愿者人才库欢迎几乎所有拥有专长、英语过关的专门人才，很多发展中国家需要中国的农业、水利、医疗、信息技术专家和中文教师。”

　　据了解，目前中国国际志愿者的选派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报名参加团中央的“中国青年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二是通过在“联合国志愿者组织”登记等候联合国派遣的机会。

　　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人才储量相比，中国的国际志愿者活动规模还很小。团中央的“中国青年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从2002年才启动，当年派出6名，后面有所增加，但目前人数仍然有限。

　　王描说：“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总共只选派过60多名中国国际志愿者。由于资金限制，从90年代末到今年，该组织就没有派出过中国志愿者。”

　　做好事不只是捐钱捐物

　　与国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80年代初到现在，“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已经为中国引进了210名国际志愿者。美国“和平队”、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澳大利亚海外服务局”、“日本国际协力机构”、“韩国国际协力团”等国际大型志愿组织也向中国派遣了很多志愿者。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国际志愿者”已经是一种悠久的“文化”。

　　白求恩本人就是一名出色的国际志愿者。在延安和五台山，他除了做医生之外，还主持建立了医院，创办了军区卫生学校，亲自编写各种教材并讲课。甚至，他还在超量的工作之余，以在中国的生活体验为背景，写出了一篇小说《中国肥田里的秽草》，发表在美国的《进步周刊》。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这是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白求恩的评价。这段话，今天读来仍然振聋发聩。

　　毛泽东说，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北京大学志愿服务与福利研究中心教授丁元竹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在志愿服务起步较晚的中国，“慈善意识”亟需扩展，“做好事不只是捐钱捐物，更应该包括‘志愿服务’。”

　　从泰国灾区返回的郑吉莉证实了这个观点。她说，泰国政府官员曾向他们表示，泰国现在最缺的不是钱，是帮助他们灾后重建的“头脑”。

　　丁元竹教授认为，“志愿服务”意识的缺失与学校教育有关。他举例说，他在美国的弟弟的孩子虽然只有6岁，就已经学会在社区推销自己做的小玩意，并把挣来的600美元捐给了灾区，而自己的女儿却是向他要钱捐给灾区。结果虽然差不多，但美国教育中对“服务学习”的重视可见一斑。教育不培养这个意识，公民就会缺乏社会责任感——尤其是国际责任感。

　　在志愿者项目官员王描眼中，不少人望而却步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就业机制中缺乏对志愿者的保障 。

　　据悉，中国还没有对志愿者的活动和志愿者的管理制定一个明确的综合性立法，尤其是在志愿者的培训、管理和招募方面没有详细的规定。如果不是政府选派的志愿者，就难免会担心——出去了回来还有没有工作，有没有保险，子女上学怎么解决？

　　与国际大型志愿者组织相比，中国的国际志愿者组织者们还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在美国，有企业、基金会和私人捐款共同资助慈善事业的传统。而在中国，企业对于志愿活动的资助还很少，也不构成中国志愿者活动资金来源的主要部分。

　　国际志愿服务是“民间外交”

　　尽管经历过困难，“国际志愿者”们都用“骄傲”、“快乐”这样的词来定义这份工作，并且都显出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郑吉莉最难忘的，是泰国灾区的“尸臭味”。“戴上两层口罩、再在鼻子上抹上风油精都止不住想呕吐”。不过，她说，回来之后，对学了20年的“白求恩”有了“更高层次的认识”和“更深切的景仰”。

　　“再有这样的事，肯定会第一个报名。”她强调。

　　城市长大的常天乐在老挝农村经历了一生中最真切的“水深火热”——水深到随时大雨滂沱，火热到室外温度58摄氏度。但是，她问记者的第一个问题仍然是，“你知道怎样可以报名去海啸灾区支教吗？我对东南亚比较熟悉。”

　　按照丁元竹的说法，国际志愿服务是一种“民间外交”，国际志愿服务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吸引力的重要体现。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何时能迈入“国际志愿者时代”呢？

　　这一问题将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志愿服务”的提升，除了将倡导白求恩式的奉献精神之外，也将更新中国人的慈善观念和全球意识。

　　“除了向发展中国家派出援助性的国际志愿者之外，中国还更多将向发达国家派出志愿者，学习对方的发展经验。”丁元竹说。据悉，共青团北京市委已经与白求恩祖国加拿大青年联合会签订协议互派志愿者。

　　关于这一点，白求恩也带给我们极大的启示。中国权威媒体的报道说，加拿大女子露易斯来中国旅游，因为在旅行包上用汉字写上“我来自白求恩的故乡”9个字，她在中国时时处处迎来了友好的目光，在机场、宾馆、火车上都备受照顾，饭店老板甚至不肯收她的饭钱。她激动地说：“这几个字简直胜过护照。”

　　这个故事中，受到感动的不只是一位加拿大女子。《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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