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非典型绑架”需要理性的救赎

　　2005年1月18日，按照中国的节气观，我们刚刚走出一年里最寒冷的时节。然而这一天发生在伊拉克的8名中国人质被绑架事件，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来自中东的寒流，这个寒流拷问着全人类对于生命的信仰，以及整个中国对于同胞的牵挂。

　　此次中国人在伊被绑架，是美伊战争之后中国人在伊拉克境内第二次遭到绑架。尽管基于第一次绑架中的政府斡旋以及中国在中东地区的良好国家信用，我们相信他们能够平

安回到祖国，但是悲剧又一次发生在无辜的中国人身上，让我们感到政治的痼疾让整个世界不再有幸运儿。即便我们可以用“误会”来判断第一次绑架，但是第二次绑架行为发生之后，最大的警示在于中国必须学会对此类暴力展示国家理性。

　　对中国人质的绑架事件，似乎是一种不针对国家的非典型性质的绑架行为。绑匪们并非因为中国政府的对伊政策而采取极端行动，而是认定中国工人在伊拉克期间帮助美国公司工作，从而损害了伊拉克民族利益。这种并不直接指向国家的绑架行为，其伤害一点也不小于针对美英等国公民的“典型绑架”。因为它所伤害的，都是作为人类个体的平等生命；所践踏的，也都是作为人类价值的基本尊严。

　　这种“非典型绑架”行为首先让我们感到担忧的是，由于仇恨所生长起来的绑架行动，正在向整个世界的无辜生命延伸，而绑架行为所带动的仇恨情绪，也在人类理性中蔓延。如果因为仇恨，就可以让人们有理由忘记基本的人性和法治约束，那么仇恨主宰下的世界，势必陷入杀戮与再杀戮的怪圈。而在伊拉克，用无辜者生命作为基石的“复仇”或是夺权之路，不知道还有多遥远。因此法国哲学家加缪曾警告我们，仇恨必须警惕“由于厌倦和狂乱而沉醉于暴虐或奴役之中”。

　　其次，这种绑架行为将会陷人类于最大的历史困境。相信历史上的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对自身的非理性行为如此困惑。以无辜者的自由和生命为质，去换取自身的政治需求，纵然这种需求来自民族内部争取权利的决心，但是手段的残忍和过程的不合理，同样让人们难以接受。更何况在鱼龙混杂的伊拉克，有限的信息还不足以让我们判断，这样一个绑架组织的基本动机和民意基础。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究竟该对这种由政治而产生的暴戾，采取何种态度与措施。一方面我们可以再次将此理解成中国人与世界一次非理性的偶然遭遇，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与世界交往日渐增多，积极参与世界事务之后出现的必然风险。与过去所不同的是，今天的中国人，在遭遇世界繁荣、享有全球文明的同时，也和每一个大国一样，面对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全世界普遍性危机。

　　我们看到一个以人为本的政府正在为8个无辜且平凡的公民生命而奔走。作为中国政府，在这次事件的拯救过程中，必须最大限度地展现国家理性，同时还应当借此事件，形成中国对绑架人质事件的原则底线、基本态度、沟通方式和核心处理手段，建立包括协调外交、政治、军事、安全等各个部门的危机处理机制，并尽可能地对外宣示我们的政策，以保证世界范围内的类似组织了解中国政府的基本态度，防止由于无知和仇恨带来的民族创伤。

　　自伊拉克战争结束以来，在伊拉克遭到绑架，甚至遭到伤害的公民，其所属国已经超过了10个。这些国家名单固然包括参与战争的美英等国，也包括了与美伊战争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尼泊尔等国，甚至还包括了在国际社会中坚持自身原则主持公道的中国。

　　我们在祈祷这8位同胞平安脱险的同时，也希冀这一切不要再发生在任何一个无辜者身上。毕竟，每一个生命的分量，在历史的天平上都可以与任何权力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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