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暴露”保障列入上海艾滋立法

　　“广州的医生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不要抱希望了。”在冰冷的现实面前，Thomas觉得天地无望。

　　几年前从海外留学回国的Thomas是一名艾滋病病人，但他做梦也没想到的是，一个普通的外科小手术竟然比艾滋病治疗还要难。

　　2003年年底，Thomas因为腰椎骨结核入院治疗，那时，他的背部有很大的脓肿，腰部疼痛难忍，腰椎骨严重处已经破坏了三分之二，需要切除被破坏的组织，植入人造骨。

　　“但是，广州没有外科大夫愿意为我做这个小手术，因为我是AIDS患者。”躺在病床上的Thomas只能干忍揪心疼痛。

　　几近万念俱灰时，国外一些朋友通过私人关系，终于说服了北京的一家医院。只是，手术最终并未按常规的方式进行，原本应该切除坏死组织、植入人造组织的手术疗法，转而变成了“姑息疗法”。尽管前景未卜，Thomas仍觉得幸运，因为他至少还进行了“姑息疗法”，而他的病友们，遇到手术，“更多的人只能等死”。他见过不少这样的实例———肿瘤病人坐看癌细胞扩散，动脉血管瘤病人干等出血死亡那一日步步逼近。

　　“如果不是这个手术，我想，我现在已经不能在这里和你说话了。”12月19日下午，Thomas在采访结束时用一种异样的平静说了这句话。

　　“道德”与“暴露”之间

　　Thomas的病友们之所以“只能等死”，源于医务人员对于职业暴露的“怕”。

　　所谓职业暴露，就是指在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及执行相关工作的过程中，被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患者的血液、体液污染了破损的皮肤或非胃肠道粘膜，或被含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体液污染了的针头及其他锐器刺破皮肤，从而可能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情况。

　　“那是一种莫名的担心。”从事艾滋病治疗8年多的佑安医院感染科护士长付燕说，“虽然医生们都明白，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只有三种，血液、性和母婴，但消除恐惧，还是需要过程。”

　　付燕所在的佑安医院，是国内著名的专科传染病医院。她说，医务人员的“怕”可以明显体现在会诊上。由于艾滋病病人免疫能力较低，较常人易发生并发症和合并症情况，因此，常需要其他科室的医生进行会诊甚至手术，“这两年好多了，以前请会诊确实非常难”。付燕所说的情况实际上在国内普遍存在。

　　徐庆年是上海市艾滋病定点医院公共卫生中心感染科的医生，在该院服务的约4年内，他看了约上百个艾滋病病人。

　　“请不到(会诊)的情况确实也发生过，后来虽然能请到了，但医生来得往往不是很及时，要反复去电话催，会诊的目的也难以保证。”

　　对于不少医生的这种“消极”态度，许多社会学家十分不满，表示这有违医生的职业道德。

　　2004年12月15日，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李楯教授在上海社科院举行的“艾滋病立法国际论坛”上这样解释“有违道德”：只要按照严格的手术规范操作，职业暴露的可能性很小，目前，临床上也尚无医务人员因职业暴露而感染的实例；退一万步说，就算真的发生了意外，也还有药物，只要及时服用，有效率在90%以上。

　　“任何行业都有风险，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李教授说，“就像司机必须冒事故风险、士兵必须上战场一样，既然选择了当医生，就必须承受这种风险。”

　　在外科医生的眼里，职业暴露面临的是“非黑即白”的关系，一旦感染，就意味着终身负累。医生们最大的顾虑还是“万一‘中奖’了怎么办？”

　　住院就测HIV：自愿还是强迫？

　　现有数据显示，2003年底中国估计有艾滋病感染者84万，但截至2004年9月底，全国累计报告感染者人数仅为89067例，而真正能被CDC追踪的人数则是少之又少。

　　“由于艾滋病有很长的潜伏期，很多感染者实际上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感染了，这确实给医务人员带来了压力。”12月15日，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王若涛教授在“艾滋病立法国际论坛”上说，为了降低医生职业暴露的风险，手术患者在术前的常规检查中检测HIV几乎已成为全国医院的惯例。

　　据王若涛教授介绍，以北京协和医院为代表的医院已就住院病人进行HIV的初筛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而国内更多的医院，虽未就此出台相关文件，但早已开始这样操作。检测费用各家医院虽不尽相同，在几十元至百余元间，但均由病人承担。

　　这类做法已经遭到了部分病人的质疑。“有的病人问，国家不是说，检测都是自愿、免费的吗？为什么我住院就一定要测，这不是强迫吗？而且还要收费？”上海市广厦律师事务所瞿坚律师在艾滋病咨询热线服务时，就曾接过这样的电话。上海市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终身教授、艾滋病研究中心副主任康来仪教授承认，虽然目前国家的政策是自愿检测，但在实际的操作中确实不是没有强迫，“如果你不检测医院就不给做手术，那不是一种变相强迫吗？”

　　作为感染科大夫，徐庆年并不同意李楯教授的看法。他说，除了利于医生的自我保护，术前HIV初筛本身是有医学道理的———不仅利于手术器具的消毒、防止交叉传染，也利于医生的诊断。

　　除了医学需要，更为重要的是，术前HIV初筛还利于医院的自我保护、避免医疗纠纷。上海市卫生局法规处处长朱惠民提及了这样的问题：“如果不做术前初筛，患者在后来发现自己感染了，去告医院怎么办？”

　　“医院到底能不能把HIV初筛作为常规检测项目，法律上目前还没有明确规定，有待在立法中进一步规范。”王若涛说。

　　如何给生命一个平等的空间？

　　因在网上发表题为《最后的宣言》艾滋日记而出名的黎家明说，他其实能理解那些害怕的医生，“病人想要治疗、要手术是为了‘求生’，医生不愿意做手术也是‘求生’，‘求生’无罪”。而他们的愿望则是，“给生命一个平等的空间”。

　　由于目前尚无任何针对职业暴露的额外保险，几乎所有受访的感染者和医生都认为，有关部门必须有所举措，以除去医务人员的后顾之忧。

　　在医学本身没有突破的情况下，“治本”的解决还在于如何消除歧视。

　　值得庆幸的是，消除歧视的工作已越来越受到重视。据朱惠民介绍，《上海市艾滋病防治条例》也已在草案中写入了“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等条款；上海市针对医务人员的艾滋病知识普及教材已经编制完成，相关培训即将全面展开；另据康来仪教授介绍，对包括艾滋病、肝炎等疾病在内的医务人员职业暴露风险评估目前正在全国展开，职业暴露保险问题已进入了国家有关部门和上海市的视野。在《上海市艾滋病防治条例(草案)》中，也有“本市建立艾滋病职业暴露的保障机制”、“政府对艾滋病防治工作人员提供职业保险和特殊津贴，对发生艾滋病职业暴露的人员提供免费治疗”等条款。

　　相关专题：2004世界艾滋病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