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与现实的困境：民工与城市居民的距离多远

　　似乎距离很近，长期离家外出生活在城市里，与城市居民呼吸同样的空气，共同享有马路，公园，交通工具，各种公共设施，这些人俨然已经成为城市人口。

　　然而，有限的城市公共资源显然承载不动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在眺望城市幸福生活的同时，农民工的生存似乎陷入了一个困局。看来，这场和城市的集体恋爱还要持续下去。

　　农民工变为城市居民，这道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命题，在2005年1月下旬北京举行的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议上，被相关专家搁到桌面上的时候，显得鼓舞人心而又充满期待。

　　此次会议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就“十一五”规划和2020年远景目标规划提出政策建议，要为农民转入非农产业创造就业机会和生存条件。围绕这个政策，专家认为，要解决长期进城农民工变为城市居民问题。

　　这或许是这个寒冷的冬季，带给农民工们最为欣慰和温暖的消息。但是，就在农民工心中的兴奋刚刚被点燃后，接下来的并不都是好消息：北京两会期间，传出政协委员建议外来进北京人口应设道门槛的消息，而这个提案，据说得到北京市政府的认可。

　　似乎是一种嘲弄，抑或是不同利益群体的对峙和冲突，农民工变为城市居民这个命题，在2005年之初拨弄着不少人的心弦，围绕这个命题，紧张，失落，而又充满期待的情绪开始弥漫。而透过这种情绪，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的问题是，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距离，究竟有多远？

　　作为政府部门，一方面喊着缩小城乡差距，转移富余劳动力进城以解决三农问题，另一方面，在以往的诸多措施上，却在无形中为农民工进城设置了种种门槛。农民工变为城市居民，在现实中，遭遇了种种困境。

　　城中村逐步消逝

　　农民工正在一步步融入城市的证据，是季节性打工的比例逐渐降低，农民工倾向于在城市中寻求更长期的发展，而城市里的“村庄”则反映了目前农民工与城市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城市里谋生，却在村庄里生活，无法与真正的城市生活融为一体。

　　但是，从现实意义而言，农民工却又无法摆脱对都市村庄的依赖。在城市中长期生活，栖息的场所是最基本的保证。在房价节节上涨中，他们微薄的薪水所能承受的，恐怕只有都市村庄租一间简陋的小屋而已。

　　一个最新的数字表明，全国流动人口数量从1993年的7000万增加到2003年的1.4亿，10年内翻了一番，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10%，约占农村劳动力的30%。

　　据有关部门透露，截至2003年年底，河南省省会城市郑州市区内目前有300多万人口，其中，流动人口数量占据了将近半壁江山。

　　都市村庄为这些大量的外来人口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栖身场所。但是，这些栖身场所却正在逐步消失。

　　2003年9月，郑州市政府出台了《郑州市城中村庄改造规定》(试行)，以更大的力度对郑州市的都市村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按照规定，今后城中村将逐步改变为城市社区。

　　2004年年底，郑州市金水区张庄村通过村庄改造，已经拥有201栋居民楼，规划有序、设施完善的花园式社区拔地而起。

　　与此同时，金水区西关虎屯的改造方案出台，按照规划方案，西关虎屯地带被设计成了集商业、写字楼和住宅于一体的区域性购物休闲娱乐中心。村庄南侧是13.6万平方米的住宅，其中8万平方米用于安置回迁居民，其余的作为配套小户型公寓对市场销售。作为金水区城中村改造的第三个试点村，西关虎屯2005年5月份就要从规划论证阶段进入建设期。

　　在西关虎屯的6871人中，暂住人口达5810人，占据了绝大部分。村庄改革后，意味着将近6000人的暂住人口中相当部分将无力在此居住。

　　据金水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指挥长陈耀伟对记者介绍，目前金水区城中村改造在郑州市走得最快，西史赵村明年就要进入建设阶段，岗杜村明年开始拆迁建设。

　　这只是一个缩影。按照整体规划，郑州市在未来几年内，城中村将逐步通过改造而消逝。

　　在郑州城中村改造的同时，全国各地的城中村改造工作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当城中村消失后，如果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将来农民工进城后面临的最大问题，或许将是如何找到自己的栖身之所。

　　政策与现实中的困境

　　农民工在城市里生存，除了栖身之地外，面临的第二个关键问题是就业。这是他们能够在城市里生存下去的基本保障。

　　虽然目前各地政府都喊出了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城市的口号，但是一些地方在具体政策的执行中，却始终伴随着自相矛盾的成分。

　　一个明显的体现是，一些城市在自身就业压力下，习惯于从短期和局部利益考虑，城市就业体系中难以见到农民工的身影。

　　游离于体系之外的农民工很难找到岗位，即使找到了，也因为缺乏有效的政府管理，拖欠工资的遭遇时常发生，自身的权利往往得不到保障。这种就业政策的不平等又进一步强化了城乡壁垒，使农民进城就业和生活的门槛越来越高。

　　郑州市政府正在竭力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2004年初，郑州市政府决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后，用人单位必须为他们缴纳社会养老保险金，让他们享受与城镇企业职工同等的养老待遇；各级政府将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各项资金纳入预算管理，确保经费足额支付；对农民工实行求职登记、就业培训、就业指导、劳务派遣等正规管理，资金由政府补贴。

　　这应该是郑州市政府为农民工就业，全盘考虑的一着好棋。

　　然而摆在农民工面前的一个问题是，这些举措，究竟有多少是停留在口头上，有多少能够实实在在地落到实处，真正为农民工提供服务和帮助？

　　我们在大街上，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群体，“新鲜爽口的玉米啰”，“香喷喷的爆米花啰”——他们这样小心吆喝的同时，眼睛的余光，还机敏地警惕着城管的制服和工商的帽徽。

　　徐林章是来自河南南阳的一个小商贩，2002年首次来到郑州做小生意。在经过两年的挣扎后，2005年春节，决定回到老家谋生。“在郑州，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以往我们赖以生存的小批发市场、都市村庄正在被逐步取缔和改造。”

　　据他介绍，他身边的不少从农村过来的老乡，也面临同样的状况，在城市里生存的成本越来越高，难度越来越大。

　　为提高郑州市的现代化文明程度，市容整治力度在不断加强，各种大大小小的批发市场的升级改造进程也明显加快，一些工作势在必行，但是，对于这批转型期政策的“牺牲者”，政府部门是否能给予及时、可行的就业补助措施？

　　城市公共资源的压力与反弹

　　“外来进北京人口应设道门槛”建议的提出，事实上，是城市公共资源在压力下的一种反弹行为。

　　据《新京报》报道，提出“建立人口准入制度”的张惟英委员认为，目前北京市的居住人口已超过北京市各种资源的人口承载极限，严重制约了北京的发展。北京市发改委主任丁向阳也认为，限制人口增长主要的目的是节约能源，目前天然气紧张已经是具体存在的事实，电也是比较缺的，水资源更是紧缺，限制人口的总数还是必要的。

　　2004年底，北京市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500万，主要源自外来人口的增长。人口增长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矛盾。

　　由于人口增长引发的矛盾，在郑州市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2001年11月开始，郑州市分两步进行了户籍政策改革。在打破了原先户籍政策的高门槛后，于2003年8月底，逐步放开户籍政策。

　　有数字表明，从2001年11月到2003年8月，共计有10万外省市人落户郑州，2003年8月到2004年底，又有15万人办理了户口迁郑手续，总共是25万人。

　　前段国内部分媒体报道，郑州市的这项“户籍新政”临时叫停，原因是由此引发的教育资源紧张、城市交通拥堵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虽然后来证明报道有部分失实的地方，但是，公共资源紧张却成为一个急剧膨胀的城市必须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媒体报道，郑州金水区纬五路一小在2004年计划招6个班300人，实际招生664人，扩了两个班，达到每班82～84人，最多的一个班90多人。该校校长认为，造成这种就学压力的主要原因是户口政策放开后，大量学龄人口的迁入。

　　交通压力也随之而来。去年4月，郑州市公交公司停办有优惠性质的公交B卡、C卡以及A卡转换B卡业务。尽管公交公司的解释是“系统升级而暂停”，但市民们仍猜测是因为人口太多的原因导致公交公司暂时缓办的。

　　在外来人口急剧增多的情形下，公共设施资源的紧缺，已经成为不少城市所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如果城市的公共设施的增加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造成公共资源更进一步吃紧，而形成压力反弹的局面，也将是制约农民工变为城市居民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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