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拟改革户籍制度 将民工转为城市产业工人

　　本报北京1月26日电 (记者王俊秀)今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发布了最新研究报告。报告指出，未来几年，中国需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创造将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

　　国研中心“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环境研究”课题组历时两年，对山西、河南、河北、湖北等农民工流出地的40个村进行了调查，还对上海、浙江、广东等流入地的农民工进

行了走访。专家们指出，当前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护的根源在于，中国尚未建成完全平等的市场化的劳动关系，及其相关的调节机制和配套制度。应重新设定农民工户口迁入城市的条件，对有留城意愿而又通过多年就业在城市站住脚的农民工允许其定居，并在住房、入学、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方面推进配套改革。

　　“放松户口限制不会造成城市人口膨胀。”课题组负责人崔传义说，新的城市规划不应囿于原有城镇户籍人口，应该有规划地逐步推进城市化，吸纳农民变为新市民，使他们逐步转化为城市产业工人。

　　农民工离城市产业工人还有多远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农民工”这个词开始在中国流行。随着城市化的进程，1.2亿农民离开了世代生活的土地，走进陌生的城市。在城市中最苦最累的行业中，他们为了生存，付出的不仅是汗水，还有尊严。他们为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生存状况却令人堪忧。他们干的是工人的工作，却从未被城市真正认可和尊重过。

　　一方面是政府三令五申不准拖欠农民工工资，另一方面却是民工讨要工钱爬楼堵门的新闻不断；一方面是劳动法规不断完善，另一方面却是大量的农民工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一方面是国家倡导要对农民工平等相待，另一方面却是农民工处处遭受歧视……这些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农民工离城市产业工人究竟还有多远？

　　为什么我们总是低人一等

　　“俺是打工来了，是为首都作贡献来了，但为什么城里人就老是看我们不顺眼？为什么我们总是低人一等？俺靠力气挣钱怎么就那么下贱呢？”因为上街没带暂住证，差点被送到派出所的李大军气愤地说。

　　李是一位河南籍农民工，在北京一家建筑工地做工。“每天没日没夜地干活，也没时间上街。3年了，还没去过天安门，总得去瞧瞧啥样，回去好跟乡亲们说。”趁国庆节放了半天假，他想到街上看看从小就在歌谣里唱过的“我爱北京天安门”，一激动，忘了带身份证，刚在街上转悠了一会儿就被警察扣住，“二话不说就把俺往车里塞”。李大军跟警察好一番解释，又打电话让老乡把证件送过来，这才没有被带去“筛沙子”(注：过去农民工被强行带去郊区筛沙子，自己赚够路费被遣送回家的一种做法，现已取消)。

　　这次经历让李大军感到非常难受。“对首都北京的美好印象一下子全没了。”

　　农民工最盼望的，就是消除他们进城的体制性障碍，使城市真正接纳他们。而现行的户籍制度，像一道高墙，阻碍了他们融入城市，也伤害了他们的感情。

　　李大军给记者拿出身份证、暂住证、未婚证、工作证、外出务工证等大大小小10多个证件。他说：“哪个打工的身上没十个八个证呀！光办这些就花了好几百块，我打工两个月都挣不回来。”李大军告诉记者，有的证件在户口所在地和打工地都得办，而这些证件的有效期通常又很短，过一定时间又得重办。派出所会不定期地去工厂抽查，谁证件不全，就要被带去审查，有时候会为此丢掉工作，所以农民工不得不花大量“冤枉钱”去办这些证件和交各种费用。

　　在一些公共场所，他们更感觉是“二等公民”。一次李大军坐公共汽车，不知道在哪站下，向售票员咨询，对方对他不理不睬。后来到站了，下车时一着急碰了一位小姐一下，结果那位小姐破口大骂：“臭民工，耍流氓！”李大军感觉受到了莫大的委屈，却不敢解释，“没人会向着我。”

　　另一个让李大军感到受歧视的，是儿子上学的问题。“开始想送到附近的小学，但赞助费俺实在交不起。后来听说有专门的民工子弟学校，就把他送去了。可后来那家学校被关了，据说是因为不合法。唉，让孩子跟着我们受苦，真不忍心啊。”

　　“我就等着什么时候挣够钱回家去。首都，不是我的首都，我一天都不愿在城里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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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调查表明，北京市对每个农民工一年的收费一共是485元。深圳2001年共办理暂住证343万个，收费金额约10亿元。这笔资金虽是通过财政专户收上来的，但相当一部分又按一定比例拨付给公安、劳动、计生等部门，用于管理暂住人口的经费开支。实际上，农民工从这些部门得到的就业培训、就业信息、权利保障非常少。

　　在收容遣送制度废除之前，农民工常常因为没有暂住证、就业证被收容。北京市1999年一年就收容近15万人，约占外来流动人口的5%。

　　随着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一些儿童伴随外出就业的父母流入了城市。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有流动儿童近2000万。中国儿童中心最近完成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流动儿童的受教育状况不及全国儿童的平均水平，失学率高达9.3%。从8岁到14岁，流动儿童未上学比例由0.8%增长到15.4%，中途辍学的现象非常严重。调查发现，在失学的12～14岁流动儿童中，有超过60%的人已经成了童工。这不仅违反了《义务教育法》，还严重侵犯了儿童的基本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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