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伍里川
春节前夕，国家发改委发出“禁礼令”，拎包来访者要经卫兵盘查。在《北京青年报》网站上，还登载了两幅新闻图片：两名“送礼者”被卫兵拦下，只好返身回去。
这一消息甫一面世，即引来疑声一片，有人毫不隐讳地说，这又是一次作秀。当然，
这些喜欢怀疑一切的人士又大抵是时评作者，时评的异军突起帮助了民意的表达，却也因为时效性的限制和发表频率的加快而造成了找角度之弊，为了找角度，难免憋着劲唱反调，便是弊中之弊。
时评作者写文章当然也是民意表达的一部分，但决非全部。令人担忧的是，具体到反感某条新规的现象上，“普通”公众还没有表达什么，就先有人表达欲过剩，乃至造成凡声皆民声的错觉。
对“禁礼令”“反对”得这般厉害，真的是老百姓的本意吗？笔者认为应当沉住气，公平公正地分析“禁礼令”等诸类新规。的确，“卫兵拒礼”防得住“光天化日”，防不住“鬼鬼祟祟”；防得住办公场所，防不住私宅密所；防得住君子，防不住小人……可谓“数不能防”。但是，“卫兵拒礼”本身并不包含防背后交易的任务，发改委出台禁令也没有夸口包治百病。出于授意于一个环节上的“守土有责”，卫兵只要做好分内事，只要能令送礼者却步，这就是一大成绩。怎么能未加详察禁令实效，先自进行反对，而且把“禁礼令”“数不能防”强行归结为斥责“禁礼令”百无一用、只能作秀的理由呢？
“禁礼令”是“单纯”的。它的“数不能防”是其难以承受之重。把“数不能防”变为“处处能防”，靠的是更为“高端”的策略，靠的是法治赋予的智慧，靠的是制度提供的保证，但这和“卫兵拒礼”没有多少关系。先把“禁礼令”运用好，延伸下去，或者举一反三，帮助做好别的事，不是很好吗？
这就是说，我们先应当理性认识“禁礼令”设计者良苦的“用心”，认识有关部门是看到了节日送礼风泛滥的危害性，才痛下“禁礼令”这一出发点。当然，如果“禁礼令”只是做做样子，那就应该另当别论；反之，如果“禁礼令”不仅是师出有名，匡扶“正义”，而且的确堵塞了送礼者的一条重要通道，并不惜以承受因改变“礼尚往来”的传统习俗而受到的压力为代价，那么，这样的禁令就有一百个理由继续发挥作用。正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夏学銮教授所言，这一做法在反腐倡廉中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
苛求决非民意。真正的民意往往具有宽阔的“胸襟”，并且是富有建设性的。
倒是就苛求的产生而言，不是因为人们受到了一些真正属于作秀式“新规”的愚弄，就是因为人们因急于表达意见而忘记了哲辩观，而前者才是真正的危险因素——如果推出一条新规只是为了博得廉价的掌声，最后的可能往往是听到喝倒彩。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有必要保持警惕，防止有人画虎成犬，但前提条件必须是，对有价值、有品格的禁令保持足够的信心，放弃那一种浅薄的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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