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天蔚
“像关心普通人一样”的意思，就是不应该把民工定位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虽然他们目前在社会上确实处于一个被歧视和忽略的“特殊”地位。
帮助民工摆脱“特殊”地位，获得“普通”身份，是一项全方位的工作，社会各界
也已经在许多方面进行着努力，而最近被人关注的，是民工的文化生活。
去年7月，北京市颁布了《建筑业进城务工人员建会工作和权益有关问题的意见》，对民工基本物质生活条件做出了若干硬性规定，以期帮助民工获得比较接近“普通”水平的生活条件。最近，则有新华社记者经过比较广泛深入的采访、调查，对民工文化生活状况进行了披露。民工现有的文化生活之匮乏，和这种匮乏对民工心理带来的困扰，都并不逊于其物质生活条件的恶劣。
在人的生活需求结构中，文化生活属于“层次”较高，而其必要性排序却比较靠后的需求。因此，即使是那些比较关心民工生活的人，也会比较晚，也比较少地注意到民工的文化生活状况。于是当民工们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找到工作、安顿了住处，有了基本的生活条件之后，其文化精神需求，就成了必然出现却又极易被忽略的部分。由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没有电视、没有书报、没有棋牌的“业余生活”构成的生活，是残缺和不人道的。而有相当多的民工群体，却正是生活在这种残缺和不人道的环境之中。
民工文化生活的匮乏，通常产生于两个原因：其一当然是经济原因。即以民工有限的打工收入，很难使他们舍得抽出一部分用于文化消费；其二则是社会原因，即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社会各界，对民工的文化需求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尤其严重的是，目前似乎还很少有人意识到，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不但是他们自身的需求和社会对他们应尽的义务，而且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共同需要。一个群体在一个陌生环境中的文化需求，不但是其生理、心理的自然需要，而且还是与所在环境产生认同并逐步融入其中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民工在城市中的精神饥渴，既是他们的痛苦，也表现着他们所置身其中的城市对他们的拒斥和冷漠。没有适合于民工消费的电影院、录像厅、棋牌室和允许民工自由活动的空间、时间，虽然可以用市场规律予以解释，但在更根本的原因上，还是因为城市对他们摆出的拒绝进入的姿态所致。
但任何人群的精神文化需求都是客观存在的，当某一群体终于意识到他们无缘与其所置身的城市分享共同的文化时，他们“自己的”文化就必然产生。前不久有电视台报道了某“打工艺术团”的“巡演”活动，他们简单粗糙的旋律显然并不优美，但他们直白的歌词中不断重复的“打工打工最光荣”和“我们是民工、我们是民工”的呼喊，却让工地上的工友们激动不已。这种以最直白的歌声彼此凝聚和激励的艺术，估计会让某些敏感的人担心。但作为旁听者，最应该产生的是自责和羞愧———我们的城市什么时候才能把民工们当成“普通人”对待，并与他们共同组成设想中的“和谐社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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