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岳：新富要经过洗刷才能沉淀下来

　　他们是“财富第五代”，全力追求“Quick Money”，追求奢侈品以保持与众不同。虽无前几代财富者的原罪问题，新富们仍须思考道德约束。

　　“新富”是谁？他们在哪里？过着怎样的生活？2004年，39岁的袁岳带领他的“零点调查公司”进行了全国首例针对这个群体的广泛调研。作为站在这个阶层塔尖的人物，描述起自己的研究成果，袁岳显得兴致勃勃。

　　《新周刊》:随着“新富”这个词频频在媒体出现，请为此阶层画一个剪影。3H(高收入、高消费、高感度)是否能够概括他们的特征？

　　袁岳:个人或家庭金融资产总水平在人民币50万元以上的成为新富。在美国，这个标准是6万美元，而我们的50万元人民币，因为人民币购买力比美元强，所以实际相当于7.5-8万美元。这个群体中私营企业主占到60%，年龄主体是六七十年代生人。高感度是错的，高收入群并不一定懂时尚。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北京、上海，引领时尚的是中学生、女职员、白领，再由他们对老板产生影响。新富只能说是中感度的。但对奢侈消费是高感度的，原因是他们需要借此保持神秘性，显示与普通人的不同。

　　《新周刊》:相对于过去的财富观念，“新富”是否意味着一次对财富的观念调整？

　　袁岳:新富阶层的财富积累方式给我们带来了很大冲击，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原因是我们处在转型社会，这种新的财富积累方式对我们的生活价值观产生了巨大的改变。一方面，在我们国家，对人的评价体系中，财富聚焦能力的排位比其他国家更靠前。另一方面，人们开始全力追求Quick Money，想赚快钱，社会机会很多，生活改变不很困难，追求变化的动力也大。这种转变带来的有利方面是：社会转型的突破口需要通过偏颇来实现；不利方面是：很多人把价值观定为追求财富，很多人也把社会负面因素归结为对财富的追逐。在我们国家，7岁孩子的理想职业，“总经理”排在前列。

　　《新周刊》:新富阶层的成长路径是？

　　袁岳:可以按照政策主体划分为4-5代。第一代是个体户。第二代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承包到户者、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主、乡镇企业主。第三代是城市改革过程中，通过承包制、采购链和服务体系转型富起来的个人。二、三代都是红帽子企业，事实上是集体所有制的私人企业。第四代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在干部分流、教师下海浪潮中素质开始有所提高的私营企业家。主要涉足房地产、国贸、开发区投资产业。第五代是2002、2003年党的十六大后，在我国产业机制调整，农村城市化、农业农场化、城企民营化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个体私营创业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家。目前的新富以第四代和第五代为主。中国企业的创业规律，从改革开放开始，每五年淘汰90%，所以至今只剩下少数第四代和部分第五代。“新钱”的特点是快来快去。来的途径很多很杂很乱很莫名其妙，但去得也同样莫名其妙。这些财富都必然要经过一个洗刷过程才能沉淀下来。

　　《新周刊》:新富群体是否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财富焦虑症？

　　袁岳:“新富”所处的社会氛围竞争压力很大，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边学边干，在交学费中成长的。与此同时，财富安全机制又非常薄弱，事业上即便有专业人士的帮助，但生活上对个人的帮助较少，没有私人医生、管家等辅助服务。比如黄光裕从来没有做过体检。目前新富们的财富运动基本是朴素运动，财富的风险防范和相关知识了解意识很弱。

　　《新周刊》:新富的精神世界是否随财富同步提升？

　　袁岳:财富并不能确保人是堕落的或者是圣洁的。马克斯·韦伯相信新教伦理，认为精神信念决定了财富的使用方向和模式，比照起来，天主教对社会责任感的要求就弱一些。我们国家很多人相信“立地成佛”，认为脏钱同样可以塑造人的形象，只要以后做善事弥补就可以了。但从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时期来看，这种通过放弃钱的道德纯洁性来获利的方式，从来就不可能在一个较长时期真正地取得成功。

　　《新周刊》:这个阶层的被定义和被关注除了具有商业意义，还具有什么社会学意义？

　　袁岳:受到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关于富人的资讯公开化程度很低，很多人的认识存在误解和猜测。关于富人，目前被研究得太少。

　　《新周刊》:新富阶层的壮大可否对“三十而立”、“四十不惑”的传统人生轨迹有所更新？

　　袁岳:没有。这个古老道理没有本质变化，但可以从新的视角来思考。未来，每个人的职业青春将被延长，五年是一个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升级换代的周期，那么每个人都应该“活到老学到老”，对于有钱人更是如此。

　　《新周刊》: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当这些年轻的富翁越来越多的时候，会对当下整个社会心态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袁岳:我更多持积极态度。传统中国是个老派社会，而今天只是更正常、公平、开放。谁有能力、有机会，就谁上，只有如此才能拉短我们与全球化竞争的距离。年轻人掌控的企业经济能力更年轻，也更讲究节奏。

　　《新周刊》:很多时候，人们对那些年轻富豪们的道德水准并不看好，你怎样看？

　　袁岳:通过历史解决。尖锐冲突时的钱通过易手、被收购正当化。这种财富的道德欠缺历史上有过，但中国的深度和广度是空前的。欧美国家有宗教约束，基本行为模式有一致性。早期西方通过殖民和军火致富的人，历史争议都很大。但我们国家的道德体系一直有自我原谅机制，容易原谅自己做得不好的事情，反思弱。大家和神只有一炷香的交情，要用的时候敬一炷香而已。但，现在的机会的确是千载难逢的，创业的同时，有必要更多着眼于长远，用未来的视角反思我们的财富人生是有意义的。采访/郭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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