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心理学教授李玫瑾：人生许多问题容不得悔牌

　　李玫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致力于各种类型的犯罪心理研究，尤其关注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心理研究，曾对许多重大案件的主犯进行心理剖析或心理画像。

　　人生许多问题往往是一次性的，容不得“悔牌”！如马加爵对冲突的杀人反应是无法重来的。

　　《中国青年》：2004年7月9日，北京某大学的女生罗卡娜，因为口角，持尖刀猛刺同学李春霞17刀，致对方于死地。后来她说："我没有蓄意杀人，只是一时冲动......"最近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生欲求分手，竟将女友推下楼致死。您怎么看高学历者的这种冲动？

　　李玫瑾：其实，人是否犯罪并不由智商或者学历的高低来决定！我研究犯罪多年，仅从统计数字看，高学历的人犯罪判刑的数量很少，那是因为高智商者有高智商式的犯罪，方式更隐秘、不易被发现而已！像金融、计算机、医学等领域中的犯罪往往都是高学历者所为。这种冲动杀人的只是一种。

　　《中国青年》：但这种最血腥。人们说起大学生甚至博士杀人，还是会深感疑惑！

　　李玫瑾：每个人的成长都受到其个人秉性、家庭背景的影响，教育更不容忽视。现在的教育以升学为导向，采取客观淘汰式。考得好就是成功者，否则就是失败者。这种筛选使得一些年轻学子认为：成功只在于个人智商、个人努力。他们不懂得社会生活的基本方式是学会与别人相处、共事！这种最最基本的知识，在我们所有层次的教育没有或很少！

　　一些动物在发生争斗时，如果一方示败不再反抗，另一方都会停止，人有时却连动物都不如，非要以极端手段争个你死我活，他们不明白，冲突是很常见的一种人际关系！

　　《中国青年》：马加爵犯罪也是因为不会处理冲突？

　　李玫瑾：对，他这个人本质不坏，是传统的、善良的，但是，当他和同学发生冲突后，觉得被羞辱了，就以极端手段报复。在逃亡过程中，他才真正省悟“为这事杀人不值得”。虽然他智商很高，但他对生命很漠视。根源还是在教育上，现在的应试教育，往往让孩子们失去对人生乐趣的感受，进而失去对生命价值的判断。当发生冲突时，他们就很容易以生命为攻击对象，甚至“舍得”自己。

　　《中国青年》：的确，除了学习，青少年需要体会生命的乐趣和价值。但这种人生教育说起来很宽泛啊。

　　李玫瑾：一个人在10岁之前受家庭的影响最大。家长必须明白：孩子的心理健康比学习成绩更重要！有次，我与一位父亲聊天，他喜滋滋地讲起小孩学习成绩怎样。我当时就告诉他：那是老师的事情，作为父亲，你该关注的是他在学校与人如何相处？有没有好朋友？每天上学快不快乐？......

　　学校也需要这种教育，关注与年轻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不仅教授专业知识，更要教人如何面对人生。因为人生许多问题往往是一次性的，容不得“悔牌”！如马加爵对冲突的杀人反应是无法重来的。还有许多问题也容不得反复折腾：如婚姻问题、独生子女教育问题……我们真的需要反省。譬如《婚姻法》明确规定，男22岁、女20岁就能结婚，那么在此之前，我们的教育是否可以对学生们讲讲恋爱、婚姻是怎么回事？这本是很好的课程，可是我们的高中和大学这方面的内容怎么样呢？

　　《中国青年》：您在青春时期从哪里获取这种知识呢？

　　李玫瑾：大学期间读萧乾先生的《终身大事》连载，讲婚姻生活除了爱情和柴米油盐，还需要幽默来化解冲突。其中说一对夫妇吵架，妻子气冲冲地拿来了刀，丈夫就把手放在桌子上，说，你要真敢砍，我就跟你姓！妻子也上了火，一时手起刀落。丈夫说，你咋真砍呢？妻子问，你咋真不躲呢？两人哭哭啼啼抓住手指上医院。还有一对夫妻也是吵架，女的气得收拾东西要回娘家，走到门口却站住了，楚楚可怜地喊：“怎么还不拽人家回去？”就此了结风波。想想，“家”是我们最基本的生活场所，关系处好一生幸福，否则苦不堪言。青年可以有很多途径获取婚姻知识，但是如果开设这方面的课程，寓教于乐，客观全面，日后幸福更有保障。总之，思想道德教育应该更具体化，更人性化，更贴近青年的生活，不是喊几句口号、灌输抽象的理论。

　　如果遇上“杀人狂”，我们怎么应对？

　　《中国青年》:咱们讲讲另一部分特殊人。杨新海系列杀人案，一杀就是全家，连做20多起；刘超流窜各地作案，甚至给警方写信讲述杀人过程，从无愧疚。对于这样的"杀人狂"，我们怎么应对？

　　李玫瑾：他们属于典型的“犯罪人格”和“反社会人格”类型，其核心特征一是缺乏正常的人类情感，二是行为极端任性冲动。国外对这类人进行脑电测试，认为他们的反应也就在人的10岁水平上下。因此，我们非常需要"危险人格评估"，对人的一贯行为方式进行观察。性格更多取决于后天环境，但是人格是指人的整体心理风格，有时与遗传有关。有些人从小就显示出异常，如惹是生非、暴躁易怒、轻易地离家出走等。如果家庭教育不当，父母不负责任，出问题只是迟早的事。

　　《中国青年》：这种评估实施起来难吗？

　　李玫瑾：也不难，我们需要关注、关爱那些异常的人。假如一个30来岁的人，没有恋爱婚姻、没有工作，性格孤僻，老待在家里，或游手好闲......你说，他既没有良好的经济来源，又没有基本的人生乐趣，难道不值得关注？黄勇就是独居，成天上网，最后在27岁那年设计杀人游戏。有人说，你吃饱了撑的，管人家结不结婚、郁不郁闷？这不是窥探隐私吗？但生活就是这么辩证：个人隐私空间越大，安全系数就越低。就像美国在9·11之后发生的重大变化：要安全，就必须让出部分自由，甚至包括个人隐私。

　　德国一位著名的犯罪学家也曾指出：对犯罪行为的控制有两种：一是正式的控制，包括法律、警察等；另一种重要的控制就是“非正式的社会控制”。譬如“人的视线”就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控制，熟人的视线则更有控制力，让犯罪者顾虑重重。所以，我们不要鄙视“小脚侦缉队”(即爱管社会公共事和别人闲事的老太太们)，事实上它具有重要的犯罪预防能力。

　　《中国青年》：对，您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案例：母亲离婚后为了避免外界伤害女儿，就将女儿关在家里养了十多年，不让上学不让出门，女儿18岁时将母亲杀了。记者采访时邻里都说，早晚都会出事的！但是，就没有人去问、去管。大家都觉得，这是她家的私事。

　　李玫瑾：其实，她的母亲没有权利限制女儿的行为，居委会就该管。人们彼此过分强调尊重，会遮掩另一种现象——“冷漠”。在某些国家，如果发现家庭出了问题，社会就会启动“家庭干预机制”，不只是为了帮助一个孩子，更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安全。

　　《中国青年》：我国暂时没有家庭干预机制，发现是危险人格或者异常家庭，怎么办？

　　李玫瑾：无论在社区还是在学校，对异常表现和行为，都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包括关心、帮助、交流、及时惩罚等。对于行为问题严重的少年，更要及时干预，可以送入特殊学校接受教育。现在的麻烦在于，有些家长碍于面子不肯送。另外，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某些人认识有误，忌惮“惩罚”，以至于在教育管理中不能、也不敢对孩子进行必要的惩罚举措，使一些孩子在刑事处罚之前缺乏过渡性的惩罚措施，结果肆意妄为，酿成大祸。

　　《中国青年》：那么，您赞成适当的惩罚教育？

　　李玫瑾：当然，前提是不造成“身体伤害”。光有爱和温暖是不够的，心理的发展就是在强化的和负强化的方式中进行。要让青少年知道：做错事，就要付出代价！形成对做坏事的恐惧感！无知与纵容会怂恿孩子犯罪，让孩子数年甚至终身被监禁！即使刑满释放后，不少人也很难适应发展迅速的社会，往往再次犯罪并制造重特大案件！

　　一开始就不要被罚下场

　　《中国青年》：重新犯罪的问题是否也与社会的歧视和不肯接纳有关？

　　李玫瑾：这个不仅是歧视问题。在美国，人一旦有违法或犯罪的污点，就很难进入主流社会。包括经商，只要有一次违法记录，再申请执照都很难。社会竞争的法则就是如此无情。人一旦出了行为问题，就相当于在球场违规，被罚出局！像有的人从监狱出来已经50多岁，什么都不会，天天缠着当地居委会要工作、要老婆，可谁能帮上忙？

　　《中国青年》：看来，出狱者回归社会还是存在许多难题的。

　　李玫瑾：所以，最关键的问题还是预防犯罪，特别是青少年犯罪。譬如石景山四少年绑架杀人案，他们只想到不会被判死刑，就没想到经过漫长的监狱生活再出来，在社会上已经完全落伍。另外，有行为问题的人进到监狱，有可能变本加厉，因为里面环境比较特殊……大案发生后，人们往往关注破案的结果，但是，结果却是另外一个难题的开始。

　　《中国青年》：您很理性，是否也因为这份工作改变自己的人生态度？

　　李玫瑾：没有。(笑)还是很乐观。即使跟变态的罪犯聊天，他在你面前也并不“变态”。上次和一个猥亵14岁少女的罪犯见面，发现他其实是个特别老实憨厚，甚至懦弱的人。他也苦恼，不知道症结在哪里，谈女友总是被甩，好不容易结婚又离婚，痛苦多了就开始恨，然后作案。

　　《中国青年》：您说过要给这类人多些关注关爱。但社会上有很多陷阱，连黄勇临刑前都说：“孩子，不要相信陌生人的话”？

　　李玫瑾：我们的确要对陌生人适当警惕。有次我在大学讲座，问到“做人最基本的准则是什么？”很多人都说到善良。我说，善良是重要的，但善良若不以智慧为前提就是愚昧。诈骗犯罪能够得逞往往是利用人们的两种心理：一个是贪便宜，另一个就是善良。所以，善良的人们也需要学习或了解犯罪人的心理。

　　《中国青年》：可是掌握这个度有时很难。一直沸沸扬扬的“黄静案”就是一个“约会强奸案”，连男朋友都可能会伤害自己，怎么能信任别人？信任社会？给出关爱？

　　李玫瑾：其实这也是人生的基本课题。我们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和教育太少，要培养青少年健康、乐观、积极的人格，对社会有客观认识，加强自我防护意识，懂得应对各种犯罪的基本知识。

　　想告诉更多的人知道

　　《中国青年》：您1982年毕业后从哲学专业转到现在的研究领域，是因为兴趣吗？

　　李玫瑾：不全是兴趣，最初是听从学校分配。干一行就尽力干好，慢慢深入研究，发现许多事情有必要告诉社会，普及相关知识，才逐渐接触媒体。

　　《中国青年》：作为一个女性，您得和各种案件打交道，有心理障碍吗？

　　李玫瑾：无缘无故地到了停尸间，也会害怕。但是，为了了解某种心理问题，或者找到破案线索来到犯罪现场，就没有任何恐惧感，只是急迫感！

　　《中国青年》：有过很心痛的时候吗？

　　李玫瑾：有，但更多的是急迫感。当一个案件久侦未破，总感觉社会上正游荡着一只狼，它随时会作案，是块心病。

　　《中国青年》：所以您热心为犯罪心理“画像”，为侦查破案提供方向。能否谈谈您怎么心理画像的呢？

　　李玫瑾：这个就不谈吧。因为这是警察范围的事。有媒体说我是这个领域的第一人，我真有些诚惶诚恐。因为心理画像并没有那么“神”，真正的案件侦破还是靠干警们大量、艰苦的细致工作。像江苏徐州最近破获的系列强奸杀人案，是干警蹲点守候40多天才破获的！真正值得敬重的是我们的基层干警，是他们在为平安日夜付出。

　　《中国青年》：不过，您起初也正是因为“画像”受到这样的关注的。(笑)

　　李玫瑾：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性，看电视连续剧也会掉眼泪的，呵呵。我更希望人们关注犯罪预防的话题，而非我本人。希望这个社会越来越安全、快乐。 采访-本刊记者 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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