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杂志:听6名民工讲述他们的2004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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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2月18日16:39 中国青年杂志 | ||||||||
他目光低怯,只有满面石灰的时候,那双眼睛才勇敢;他把那双真皮皮鞋擦得锃亮,一到工地就脱下来,偷放在东家还没启用的柜子里,走时换上,对着那纤尘未染的皮鞋笑得很乐;他刷墙的时候用报纸折个帽子扣在脑袋上,嫌碍事又弃之不用,头发、脸上、鼻孔与脖子全是粉尘,他冲着水龙头抹两下,倒更像个半成品的石膏人;他没坐过地铁,因为舍不得3块钱,但是公交车总令他不自在--只要有他在,以他为圆心,方圆一米之内往往没人;他对他的所有东家的态度都很冰冷,这样,他就不怕他们对他更冰冷;他觉得城里的女人真好看
他……,他就是他们。 在我们的城市里,日子对于他们,比对其他人都更具体,因为那是他们用来计算工钱的计价单位;钱对于他们,比对其他人都更像钱,因为5毛钱能在市场收摊的时候买回一堆菜叶;生存对于他们,比对其他人都更简单,因为他们不敢有太多的要求;身体对于他们,比对其他人都更"强壮",因为他们不敢生病;亲情对于他们,比对其他人都更温热,因为他们出来打工的原因,就是为了给爸治病、供弟读书、给家里添头猪;城市对于他们,比对其他人都更虚空,因为他们只"看"过抽水马桶,只住过初级阶段的高楼大厦的水泥地,只"听"过商场里的音乐;春节对于他们,比对其他人都更快乐,因为一年里终于可以有这么几天,他们能体面地、尊严地、享受地过几天像样儿的日子。 本期专题,我们听民工自述,这一年。 这一年,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引人关注;这一年,政府为他们撑腰;这一年,他们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娱乐生活—— 而生活对于他们,比对任何一个人都更充满希望,因为他们的愿望是如此简单。 “总说仇富心理,怎么不提提‘仇贫’的人?” 采访-本刊记者 陈敏 地点:北京南二环某住宅小区 时间:2005年1月9日下午2点 人物:陈力松,男,33岁,北京某装修公司瓦工 我17岁时进了家乡的工厂,后来被机器削掉半个手指,心有余悸,就跟人出来当瓦工。去过广州、上海,还有新疆。你问我喜欢哪个城市?反正都是高楼大厦,没有一片瓦属于我,我只关心工资高不高。2000年到了北京,挣钱多了点儿,就待下来了。 在外面打工,就怕辛苦换不来半两米。温总理替我们讨薪,听说过,但是黑心老板还是灭不了。我遇过一回。老板溜了,工人们都傻了,把玻璃砸碎,有个人站在楼顶嚷嚷半天,突然跳了下来,“120"来得晚,"呜呜"声叫得人真难受...... 我还怕歧视民工的业主。别小看贴瓷砖,排砖弹线、哪里贴花砖,腰线多高,都要细琢磨,我把每面墙都当作自己的作品。有次干完活儿,业主验收,她的朋友都说好,她板着脸说,民工就这点本事呗,赶着往城里挤,搞得空气都脏了!那个眼神,跟那次“120"的呜呜声一样,捅到我心里!总说仇富心理,怎么不提提"仇贫"的人? 16年里,我走了不少城市,带着同样的编织袋,塞满褥子和锅碗瓢盆。前年大街小巷都唱什么"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一听,我心里就泛酸,打工啊,真是苦。一年到头就是一床被褥,能补就补,都不换。冬天冷,同乡劝我再添一床,我舍不得。晚上,就在业主的新家找块水泥地,铺开褥子,和沙子、腻子、油漆、瓷砖睡在一块儿。还好,北京人家里都装有暖气,就碰上过一家没装的,那天下大雪,晚上被冻醒了三次。 醒了我就想想老家的春天,油菜花一开一大片,想想秋天,稻子那个香……多少年都没有见过、闻过了。真的,如果在家里一年能挣到1万元钱,我肯定不出来打工! 2004年11月,我作了个重要决定,让老婆孩子来北京玩儿一次。我在四环外找了间十来平米的房间,和房主讨价还价,压到月租220元。换掉工作服,我带她们母女爬长城,游故宫。她们在天安门看升旗,我就看着她们笑,有点儿做主人的感觉。逛王府井的时候,都是好吃好玩儿的,12岁的女儿很懂事,啥都不要。20多天下来,我们花掉了3000多块钱,照了足有10厘米厚的照片,很开心...... 她们该回家了,我想把老婆留下来当帮手,就是和和水泥泡泡瓷砖,活儿不重。老婆犹豫着问女儿,女儿说:“妈妈留下吧,我要你和爸爸在一起。” 亏了女儿的体贴,生活好多了。以前自己洗衣做饭,拌个黄瓜要吃一天,头疼脑热也熬着,现在有伴儿了。昨天晚饭,老婆煎了两条鱼,我喝了点儿小酒,很香。老婆不嫌弃睡地上,就是不忘每周打个长途回家,叮嘱女儿好好读书,不要像她爸妈命苦。女儿笑着说,放心放心!听她奶奶说,开始她还背着人哭,现在好了。 要过年了,活儿排得更紧,每天从早干到晚,想给孩子挣个新书包,给爹妈买点儿北京特产。一睡下,才觉得浑身疼,但想到回家,我就好受了。一年一次啊!前天,有个人问我,到南京的硬卧车票多少钱?我说不知道。我都是坐着或站着20多个小时回家的,从不觉得累。 你问我幸福吗?很快就能看到家人,睡在自家暖和的床上,这种感觉,就是你们城里人说的幸福吧。 与民工对话 《中国青年》:这一年挣了多少钱? 陈力松:一两万吧。我挺满意的。 《中国青年》:这一年最开心的是什么? 陈力松:去北京火车站接老婆孩子,第一眼看到她们母女的时候。 《中国青年》:最苦恼的是什么? 陈力松:女儿学费太高,尤其是建校费。在家种田根本供不了她读书,还得打几年工。 《中国青年》:最伤心的是什么? 陈力松:父母老了,农忙我还帮不上;城里过节,别人都团圆了,我只有一个人。 《中国青年》:对新的一年的期望是什么? 陈力松:希望能再多挣一点钱,一点点都行。 “我想回家,却不敢回” 采访-谢胜瑜 地点:广州天佑家具厂职工宿舍内 时间:2005年1月6日晚8点 人物:李一兵,男,27岁,电锯工 我2004年初来到东莞打工。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替一家塑胶厂打包。这活儿贼苦,一天下来,我浑身像散了架。更糟糕的是,厂子伙食太差,工友们狼吞虎咽,我就是咽不下。没熬到半个月,我就走了,可事先交的300元押金和身份证,怎么都要不回来。 没办法,我只有打电话让父母寄钱,又办了临时身份证,继续找工作。折腾了一周,我进了个私人办的小化工厂,负责搬运原材料,这活儿也不轻松。原材料里好像有硫酸,溅到衣服上就烧个洞,溅到手上疼得钻心,溅到眼睛里,那肯定成瞎子。我提心吊胆地干了三个月,又不习惯那股怪气味儿,还是走了。 农忙的时候,我双手空空回家了。邻居们都议论呢,谁家的谁带回多少稀罕东西、寄回多少钱,见到我,他们都不问。只有一回,爸妈叹着气说:“咋回事?你一个高中毕业生,打工还打不过村里小学初中都没念完的娃?背运啊。” 哥哥见我着急,说先学好一两门技术活儿再出去,学摩托修理、驾驶什么的,还说,愿意出钱让我读个民办大学。我觉得自己都二十六七了,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大笑话!临走时,我要了300元做路费。爸说,也不指望你有多大出息,明年车票能自个儿买就成。我的脸烧得慌。 要多挣钱,就得找份像样儿的工作。一挤下火车,我就买来报纸翻看招聘广告。公司文员、厂报编辑的工资一般都超过千元!读中学时我的作文都是范文,这活儿我能接下来吧?我到一家家职业介绍所排队领表、面试,那张高中文凭掏出掏进,弄得皱巴巴的。有回,我找到一家厂报编辑部。对方问,你发表过文章?我摇头。对方又问,你中文系毕业?我还是摇头。对方变脸了,你开什么玩笑! 接连碰壁,我的心情糟糕透了,每晚都睡不好,特恨自己:恨自己没有大学文凭,恨自己没有一技之长。同乡劝我,你要真能写,弄张假文凭混进去再说!名牌大学的文凭在大街上就卖100块!又说,某某也是这么弄,现在混得人模狗样的,神气得很。 我宁愿失业,也不能作假。每天报纸登的好工作很多,可是不属于我。一个月后,我才找到这家家具厂,守机床。每天14小时的工作,车床轰隆隆地响,木屑粉末满天飞,堵得嗓子眼儿老要咳嗽,还常听说有工友被电锯伤到......除了周日下午,都得待在厂里。到月底数着那八九百块,心里真是高兴不起来。 国庆节的时候,家里给我打电话,说给我张罗了个对象。那女孩也在广州打工,也有高中文凭,还是主管。我不乐意,爸就说,那你今年过年带个回来!呛得我说不出话。我在家中最小,爸妈都快70了。按村里乡俗:儿子一天不结婚,他们就还得下地种田。我按他们的吩咐找过那女孩两次,没什么自信,渐渐死了心。 一晃又到年底。27岁,在我们老家已是大龄青年。回想这一年,觉得挺对不住爸妈:没挣到钱给他们养老,也没找到媳妇给他们添孙......想回家,不敢回。 与民工对话 《中国青年》:这一年挣了多少钱? 李一兵:没算过,一年里三进三出,除去用的,我只给家里寄过1000块钱。 《中国青年》:这一年最开心的事是什么? 李一兵:老板原来说要押两个月工资,昨天听说不押了。 《中国青年》:最苦恼的和最伤心的是什么? 李一兵:赚不到钱,成不了家。 《中国青年》:最害怕的是什么? 李一兵:害怕过年回家,害怕爸妈每次打电话都说找媳妇的事。 《中国青年》:对新的一年的期望是什么? 李一兵:向电影里的傻根学习,能一次带上6万块回家。 “期望是人家大学生的事儿” 采访-王国华 地点:长春市重庆路某麻辣烫餐馆 时间:2005年1月7日上午9点30分 人物:刘翠莲,女,24岁,服务员 我老家在农安县三岗乡,离长春就100多里地,但很少有时间回家。打工两年了,每天刷碗、端盘子,太阳在窗外升了又降,忙忙乎乎的,天就黑了。你问我人生的意义?我从没有想过,就想着把手里的这个碗洗干净再说。 活儿挺琐屑,总没有时间溜达,也好,一年我能攒4000多块钱。给父母打电话,他们挺高兴,说比种地合适。不过,屯子里不收公粮了(注:从2004年开始吉林省作为全国的试点,取消一切农业税费),种地比原来合适了。 挺想念那个屯子的,偶尔也想想前男友大刚。当初,我老舅介绍他在一家洗浴中心当保安,他天天兴高采烈,一回来就讲,那里的小姐怎么漂亮,怎么开放,也不管我的脸色有多难看。后来他下了夜班,也不来接我,就在网吧混着。 去年夏天,大刚弄了回时髦的网恋,为一个面都没见过的女孩去了外地,打电话回来,让我别再等他,他有新相好了……那晚我没合眼,泪水把枕巾湿了大半。我和大刚一块儿长大,以前在大屯他是多么忠厚的人,才一年多,他就变心了。是不是这个城市教坏了他? 伤心的人最怕过节日。尤其是圣诞节,重庆路上的情侣一对一对,穿得漂漂亮亮,说着笑着,我想看又不敢看,怕心酸。那天晚上,客人一拨拨地来,我们都快跑断了腿。正忙着呢,老板招呼我,小莲,电话!那会儿,我真希望是大刚打来的,对我说,他想重归于好…… 过去一接,是我妈的声音,叮嘱我过年回家时,别忘了给我爸带点药。你不知道,城里人把圣诞节折腾得这么热闹,真让人想家。我就对妈说:“妈,节日好!”“什么节啊?”“现在长春都过圣诞节呢!洋节!”我妈乐了:“祝我老闺女节日快乐!”我也乐了,本想还多说几句,看老板吊着眼睛,不得已放下电话。 是,每年回家我都得买药给我爸。我爸有哮喘,一到冬天嗓子呼噜呼噜的,喘不过气来,只能靠药维持。50刚出头,他的头发就白了多半,让人看着揪心。前年冬天,我哥打电话来,让我赶紧回家,说爸快不行了。我疯子一般赶到农安医院,我妈坐在抢救室外哭:"老头子,你等咱老闺女出了门再走也不迟啊!"我一下就哭了。还好,我爸命大,鬼门关不留他。 我赶回长春之前,妈妈说:找个婆家算了,就待家里。你看谁谁的娃都会背诗了!想想,24岁的姑娘,连对象都没有,有点寒碜。但我没同意。这个城市带走了我的爱情,也慢慢带走了我的时光,但是,我还是喜欢在城市生活的感觉,看着漂亮的情侣,走过重庆路。 过完年,我还是会回到这里,把每个碗都洗得干干净净,能照出每个人的笑脸。 与民工对话 《中国青年》:这一年挣了多少钱? 刘翠莲:一个月能挣600块,只比大厨低,一年有7000多块呢。 《中国青年》:这一年最开心的是什么? 刘翠莲:现在我每月都要省出几块钱买两次彩票,如果中了大奖,我就在长春买大房子,把我爸妈都接过来。想到这里,就特别开心。 《中国青年》:最苦恼的是什么? 刘翠莲: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不想端一辈子盘子,但我文化低,又能干什么? 《中国青年》:最害怕的是什么? 刘翠莲:怕爸犯病,怕接到家里的电话,没准就是报丧的。我爸不容易,他还没享着福呢! 《中国青年》:对新的一年的期望是什么? 刘翠莲:期望是大学生的事情,我哪敢有什么期望?好好活下去吧。 相关专题:《中国青年》杂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