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了新年，大家多少都拿到了年终红包，政府也跟着大家沾光——对年终奖征税。这税应该怎样收？年终奖是一
次发下来的，但这钱对应的应该是12个月，理应按月收税。但过去总是按当月收入计税，错事错办一办就几十年，大家反映
也没用。
终于，国家税务总局发令，从2005年1月1日起，将个人当月内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12，按其商数确定
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这回有点合理了，与时俱进了。
与年终奖征税同样道理的是稿费。一个人花几年功夫出了本书，或做了个剧本、出了张碟、画了张画、编了个软件，
等等，钱来了，税官也来了，如何收税？一次收还是按某个商数收？这事也反映多年了，但多年来仍然像此前的年终奖一样错
事错办着，这实在影响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甭跟咱讲国际惯例，甭推托操作困难，只要大家觉悟这事重要，就有办法让事情合理起来，群众和领导的智慧是无穷
的。在全球国际化和中国走出去的大背景下，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作用大了去了。
看人类社会近几百年走出去的历史，已经发生了几个阶段：先是产品输出，后有资本输出，接下来是货币霸权大显神
通，而伴随着这些过程的是文化的进入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前面的产品、资本、货币的走出去能否成功，能否持续发展取得认
同达到多赢，文化和理念的融通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眼下中国的服装、彩电、玩具已经满世界招摇了，联想也开始挥舞资本
的招牌了，人民币在周边地区亦硬将起来，但中国人走出去也引来妒忌、猜疑和防范，看看西班牙烧鞋的大火吧。
谁来润滑、沟通并最终联手彼此？这事张艺谋扛不起来，中国要有自己的好莱坞、NBA、卢浮宫，这样就需要提高
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需要制订合理的稿费税率。
如果谁以为绕到国际化这么个大圈子之后，就能解决稿费税率问题，那是纯心装嫩。不知在改革年终奖征税背后，什
么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斗争是肯定有的，而且是涉及切身利益的主体的短兵相接，最后达到新的平衡，接近相对的合理。看看
牡丹卡的变迁吧。
北京有规定，司机如果违章，拿着牡丹卡去工商银行交罚款。有了这个令箭，工行狮子大开口：如果牡丹卡丢了，补
1张交100元。这惹恼了一位北京记者喻山澜，告了工行宣武支行。2004年7月，喻一审输了，接着打二审。二审中，
宣武支行提交了牡丹卡制作成本为30.80元的证据，于是北京一中院判宣武支行返还69.20元。
牡丹卡说明了一个道理：利益的短兵相接是趋近合理最有效的途径，是脑袋指挥屁股最强力的兴奋剂。毛主席说，扫
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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