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构建和谐社会 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

　　（一）

　　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要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应该看到，人民内部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的非对抗性矛盾，要多用经济的方法、民主的方法、综合的方法来解决，坚决防止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机关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的方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路线、政策，采取各种措施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当前要着重解决分配、就业、贫困、“三农”、腐败等突出问题。要针对企业改制、城市拆迁、农村征地、司法不公等，抓紧建立相关法律加以解决。

　　（二）

　　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坚持效率的前提下，注意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是目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任务。邓小平同志在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同时，极为重视贫富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的问题，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资本主义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积极的一面，能较大限度地优化资源配置，调动人的积极性，实现效率；消极的一面，能带来消极的东西，带来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的市场经济，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又充分尝到了两极分化、矛盾激化引起的社会动荡的苦头。资本主义在早期发展历程中，推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忽视公平，两极分化，矛盾激化，社会激烈震荡。二战后，特别是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在注重效率的同时，关注公平，采取高额累进税、遗产继承税等措施进行再分配，重视社会保障，缓和阶级矛盾，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是可以协调的，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需要。注重效率，努力争取用较少的投入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实现公平的前提和基础。有了效率，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才有高水平的公平。不公平也制约和影响效率，只有实现公平，才有利于争取更大效率。

　　改革开放，首要的问题是解决效率，把蛋糕做大，当然也不能忽视公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公平问题就会逐渐突出。平均主义是一种不公平，差距过大也是一种不公平，当前平均主义与差距过大同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突出了。社会公平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涉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实现和维护公平，不仅仅是财富分配等经济问题，还涉及公民权利、社会地位、民主施政、自由平等、公共服务、司法公正等政治和社会内容。要从经济、政治全方位出发长远地考虑公平问题，从制度、政策、法律上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

　　（三）

　　当前收入分配上的主要问题是，非常态收入突出，保障性收入不到位，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拉大，不良后果日益明显。解决的出路是，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逐步加重公平的分量，努力兼顾公平。理顺分配关系，规范分配秩序，既要着重解决初次分配非正常收入造成的差距，还要着重解决再分配的社会公平保障，建立公正的收入分配体制。

　　第一，保证社会成员机会平等，解决好初次分配的合理。初次分配拉开差距，一般来说是正常的，有利于效率提高。问题在于由于不合理、不平等的竞争条件和机会，如市场垄断、贪污腐败、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等造成大量的非正常收入，导致初次分配有些收入差距拉大的不合理。这就需要解决初次分配机会条件不均等所带来的不公。在初次分配中，要建立健全市场机制，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以效率为前提，贯彻按劳和按要素分配原则，让激励性和效率性收入分配确实到位，控制垄断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实现合理的初次分配。

　　第二，保证保障性收入分配到位，解决好再次分配公平。目前再次分配体制不健全，保障性收入分配不到位，低收入层与高收入层的差距日益拉大。这就需要以公平为原则，加大政府调控力度，通过经济立法、经济政策，运用税收、金融、行政等调节干预手段，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采取切实措施保证低收入居民的保障性收入，解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部分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例如，进行税赋改革，加大对各类收入的税收调节；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公共开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支持落后地区和农村发展，提高落后地区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着力解决城乡居民贫困层的生活困难，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采取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数量的办法，逐步缩小贫富差距。

　　第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好保障性分配问题。政府要建立健全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慈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向低收入倾斜，确保低收入层的最低生活保障，突出解决失业、医疗、养老保障，加大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投入，保证保障性收入分配到位。

　　（四）

　　形成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格局、合理的社会成员构成结构，构建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经济政治体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长效机制。和谐社会要有两个层次合理的社会结构：

　　一是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结构。有两种利益格局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一种是平均主义的利益格局，一种是贫富悬殊的利益格局。要构建既有一定差别，又保持一定公平的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结构，首先要保证社会成员利益竞争的条件和机会平等。既要关注公平的结果，也要关注公平的起点、环境和条件。要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分配秩序，保证竞争机会均等，彻底实施义务教育，实施农民和城市失业人员免费技能培训，为一切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竞争起跑线和公正的竞争环境。其次要保证社会成员利益分配相对均衡。要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激励性、效率性、保障性收入分配有机结合，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的利益分配格局，保证社会成员利益相对均衡。

　　二是形成与利益分配结构相一致的、合理的社会成员构成结构。两极分化的“葫芦型”的社会成员构成结构不利于社会和谐。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形成中等收入层为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成员构成结构，把社会分化、社会差别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使各个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完）···新闻链接：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九大亮点

　　本刊记者 薛凯

　　2004年是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第一年。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上的一次升华，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去年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进行了多方位的探索，并初步摸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

　　一、“以人为本”厘清发展宗旨

　　2004年，各地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的精神，财政和国债资金的使用开始向经济社会薄弱环节和促进公平方面重点倾斜。记者注意到，各地在贯彻“以人为本”方面着重抓了三方面工作。

　　扭住“民生之本”，千方百计促进就业。2004年以来，各地坚持落实各级政府的目标责任，“多管齐下”促就业，创造了城乡统筹、就业辅导、购买岗位、免费培训、创业特区、弹性就业、规范裁员等多种新办法。上海、江苏建立了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北京、郑州等地对弹性就业实行补贴；湖南、上海等地政府购买岗位安排失业人员；广东最近取消实施10年之久的春节招工禁令。去年，我国还开始实施“三年五十万新技师培养计划”，正式启动了免费培训、转移农民的“阳光工程”。在多方努力下，2004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98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510万人，均超过年初计划，城镇登记失业率比前一年下降0.1%。

　　着力抓好社会保障工作。我国城乡贫困人口、失业和下岗职工、残疾人、农民工等困难群体大约有1.4亿～1.8亿人。去年以来，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新突破不断：社会保障制度被写入宪法；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和生育5项社保基金收支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元；首次实现基本养老金全年无拖欠；完善城镇社保体系试点扩大到吉林、黑龙江两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已覆盖近500万人口；近7000万农民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中央和地方还采取硬性措施，加大了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天津市把市级新增可用财力的60%以上用于建设社保体系，浙江省提出要逐步使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20%。

　　大力维护群众权益。2004年，国家严肃查处了湖南嘉禾等30多个重大违法违规拆迁事件，漠视群众利益的“野蛮拆迁风”受到遏制，全国城镇房屋拆迁总量比2003年下降50%以上。农民工工资拖欠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到2004年底偿付比例已达98%以上。

　　二、城乡统筹辟出“三农”新路

　　对于“三农”问题，2002年中央就明确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导思想。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给我们指出了一条从城乡统筹的角度根本解决问题的新路。

　　反哺“三农”力度加大，是去年我国“三农”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确立了一减免、三补贴和放开粮食购销市场的三大制度安排，扶持力度前所未有。统计显示，全年国家共为农业提供了2000多亿元创纪录的财政支持，其中税收减免和直接补贴440多亿元。财政部长金人庆认为：“中国延续了50多年的农村和农业支持城市和工业的政策，开始向城市和工业反哺农村和农业转变。”去年，我国农民收入出现1997年以来的首次大幅度增长。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瞄准“三农”，并立足于使农业强身健体，以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为手段，开始打造农业的核心竞争力。

　　实行城乡统筹，是近年来“三农”政策的一个新亮点。记者注意到，各地主要做了三大“功课”：

　　一是改革户籍制度，解决农民进城就业问题。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作出规定，要求各地限期清理限制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政策，取消各种不合理收费。湖北省废除了已实行46年的农业和非农户口，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实行户籍随就业迁移办法。山东省取消各类城镇人口迁移控制管理机构，全面放开了县域内户口迁移。

　　二是保障失地农民权益，解决农民市民化的问题。近年来，名目繁多的“圈地热”给我国造成了4000多万的失地农民，其中不少人只得到很少的补偿。去年11月，国务院立下新规，保证被征地农民原有的生活水平不降低，成为新的征地补偿安置的基本原则。此外，各地也探索出一些解决失地农民生计的新办法。一是“农民变市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2004年，深圳市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农村的城市，农民也像市民一样参与各类保险，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二是“农民变股民”，持股进城。苏州、济南、厦门、北京等地对“村改居”后的村集体资产实行公司制改造，把股份量化给村民，实行“持股进城，按股分红”。

　　三是维护农民工权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进城务工人员已达1.5亿人，打工收入已超过家庭总收入的四成。2004年全国开展“清欠风暴”，政府帮助追讨农民工工资，促进了农民增收。特别是2004年底实施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作出了不按期支付工资要加付赔偿金的规定，为农民工工资保障建立了长效机制。2004年，国务院为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确立了“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中小学为主”的原则。北京、江苏等地免收农民工子女的“借读费”。河北、安徽、重庆等地，农民工开始被允许参加医疗保险。

　　三、“和谐社会”成为现代化建设新目标

　　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突破1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这既是机遇难得的“黄金发展期”，又是充满风险的“矛盾凸显期”，很多国家由此进入了更穷或更富的分轨。中央领导多次强调，要谨防重蹈一些国家的覆辙，避免发生由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等引发的社会动荡和倒退危机。为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稳定，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首要之义。中国要发展，社会不能乱，已经成为各界人士的共识。目前我国稳定形势仍然非常严峻。据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的数据，从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稳定问题一直是各级党委、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记者了解到，各地在抓稳定工作中，不断探索新机制、新方法，努力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调动各个部门的力量，建立大调处机制，成为维护稳定的一个有效办法。2004年6月，河南省登封市在省内率先成立有12个部门参与的“社会矛盾调处中心”，使以往各种社会矛盾由个别调解、被动性调解，转向了综合调处、主动调处，效果显著。河北等地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努力把矛盾消除于萌芽状态。

　　建立和谐社会，还必须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信访制度是人民群众意见表达、利益维护的重要渠道，加快信访改革的呼声在2004年日渐高涨。2004年10月，浙江省率先作出决定，凡省级领导下访去基层，必须聘请律师为随行顾问，这是我国第一次把律师纳入信访工作。2005年初，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信访条例》，表明了国家加强信访以及稳定工作的决心。

　　完善社会救助体系，保障困难群众生活。上海、浙江、江西等14个省市，建立了以最低生活保障、灾民救助和五保供养制度为基础的、覆盖城乡的社会救助体系。2004年，我国城市2200多万困难居民实现了“应保尽保”，近500万农村人口接受了医疗救助。一些城市还适时提高低保标准，减轻物价上涨对困难家庭的影响。

　　四、土地利用走向集约型

　　去年以来，土地“整顿风暴”给各地政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针对一些地方愈演愈烈的“圈地热”，党中央、国务院采取果断措施，宣布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据统计，经过历时一年有余的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以及半年的批地禁令，全国各类开发区核减了70%，规划面积压缩了近65%，有8万多个新上项目受到清查。

　　人多地少的国情要求我们必须减少占地，而经济的发展又必然要占用一定的土地。这一对关系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福祉的矛盾如何解决？一些地方政府不等不靠，积极转变观念，摸索出不少内部挖潜、集约用地的高招。

　　探索之一：“向空中发展”。江苏提出了“向空中发展”的土地利用政策，为此各地大力发展多层标准厂房，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浙江省提出，严格控制“一层楼”厂房。人多地少的温州还借鉴香港经验，向山地和海涂要土地，去年以来该市全面实施了15万亩的围垦工程。

　　探索之二：收回闲置土地。南京市提出，已出让经营性用地一年未用的，要缴纳土地闲置费，两年未用的要依法收回，重新挂牌。浙江省象山经济开发区对6个月以上不开工的项目用地收回，去年上半年，该开发区共有40多个“有为”项目取代原有的“无为”企业。

　　探索之三：向“存量”要“增量”。江苏省徐州市通过清理闲置地，处置改制企业土地，撤乡并镇、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加快城区周边综合治理等方式，挖出用地潜力5万多亩。据统计，2004年1季度～3季度全国建设用地供应中，存量土地已占52%。

　　探索之四：城乡一体化。2004年，江苏省常熟市提出“城乡一体化”计划，准备用12年时间，建设120～150个农民集中居住区，使“农村变城市、村庄变社区、农民变市民”。过去，农民从草房、瓦房建到楼房、别墅，占地多、浪费大，而集中规划的城市社区则使农民一步到位，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据测算，此举可增加10万亩耕地，占全市现有耕地面积的一半。

　　五、“循环经济”跃上发展前台

　　2004年，循环经济开始从理念大步走向实践。

　　据统计，我国万元GDP能耗是发达国家的4倍多，工业排污则是发达国家的10倍以上。2004年末，我国发布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中长期节能专项规划，提出了一系列激励措施。

　　企业层面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微观基础。具有百年开采史的山东华丰煤矿，通过循环经济焕发了新的生机。他们建成了“煤─电─建”产业链条：煤矿矸石变废为宝，成为制砖厂原料；电厂烧煤供电供暖，粉煤灰又成为水泥厂原料；回收水泥生产过程中废气，进行余热发电……由此每年新增经济效益7000多万元。

　　推动工业园区生态化，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中间层次。2004年底，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率先建设“零排放”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构建企业废物“代谢链”。贵阳清镇市百花工业园区运用循环经济理念，捆绑建设焦化厂、镁厂、脱氟硫酸三钙厂和发电厂，工厂间资源循环利用，不仅省下了8000多万元的环保装置费，而且与单独建厂相比，投资回收时间缩短了一半。

　　发展循环经济的更高层次是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我国首家循环经济生态城市试点贵阳市，去年完成了规划和立法，开始全面启动循环经济项目建设。

　　实践证明，农业循环经济亦大有可为。近年来，河北省石家庄市通过青贮技术，把以往作为烧柴的秸秆变成奶牛饲料，最后实现“过腹还田”。农民不仅靠养牛致富，农田地力也明显上升。

　　六、缩小贫富差距，谱写共同富裕新篇章

　　共同致富是我们发展的理想目标，但近年来我国贫富差距却呈现不断拉大的态势。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是过去20多年里贫富差距扩大速度最快的国家。据中国社科院朱庆芳研究员介绍，2003年，我国基尼系数已扩大到0.5左右，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3.23倍，东、西部GDP比例扩大到2.52倍，行业最高与最低工资比例扩大到6.1倍。

　　2004年，在缩小地区差距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措施就是中央提出了“中部崛起”战略。这表明我国经济已由“单极增长”进入全面协调发展新阶段。

　　坚持“两条腿”走路，是这轮区域经济发展格局调整的新特点。中央对不同地区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扶持，加大了转移支付力度。去年以来，中央在东北地区开始全面免征农业税、增值税转型、完善城镇社保体系、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等改革试点。西部地区继续实施生态保护政策，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而一直作为粮食生产和工业原材料基地的中部地区，则从“一免三补”的农业政策中显著受惠。据国家发改委的统计，去年前三季度，东部地区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开始下降，而中部和西部地区所占比重有所上升。中部不少省份提出，要主动融入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圈，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实现“配角性”崛起。

　　一些地方已采取措施，着手解决行业收入差距问题。2004年，北京市开始了名为“3581”的工资制度改革，核心内容是统一全市所有公务人员的收入标准，取消实权部门自行设置的各类奖金、补贴。今年，上海市将在各区县推开“阳光工资”改革，实行“限高、保中、补低”，以解决行业收入差距过大、收入不透明、补贴等“隐性”收入发放不规范等问题。

　　七、 以科学政绩观落实科学发展观

　　去年以来，有关部门组织多项专题研究，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对“什么是科学的政绩”作出了新的诠释。国家发改委提出政绩考核九大指标，社会保障率、就业率、义务教育实现率、生态和环境指标达标率等成为主要考核内容。2004年7月，人事部专家制订出我国首套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确立了3大类33项指标，用以评估地方政府特别是市县级政府的绩效状况。

　　干部政绩评价标准发生明显改变，“惟GDP论”不再受到追捧。2004年，国家相继把对农民工的培训、安全生产控制指标完成情况列入干部考核。2004年11月，四川省制订出目前“国内最全面”的干部考核指标体系，确立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等四类共25项指标。

　　国际通行的绿色GDP概念开始进入政绩考核。所谓绿色GDP，是指传统GDP指标扣除资源环境成本及资源环境保护费用后得到的数据。2004年，北京、浙江、安徽、广东、福建、江苏等省市相继提出，要将环境和资源等方面损失的绿色GDP纳入其经济统计体系。去年8月山西省宣布，将选定试点实施绿色GDP核算。今年，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提出，要将环保指标纳入政府官员政绩考核，并开展绿色GDP试点工作。

　　八、 政府转型服务科学发展

　　“要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最迫切、最现实的是实现政府转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这样对记者说。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表明建设服务型政府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政府改革的新指向。

　　近年来，无数经验证明，无论是圈地成风、招商泛滥，还是投资过热、结构失调，都能从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绩驱动那里找到根源。政府干预过度、越位操作，成为中央宏观调控在一些行业落实不好，科学发展观在一些地方难以扎根的根本原因。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政府改革，使各级政府的职能真正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

　　2004年5月，国务院决定第三批取消和调整审批项目495项，使中央政府审批项目减少到几年前的一半以下。大连、青岛等地在大幅度削减审批项目的同时，还通过建设行政服务中心，实行“一站式服务”，最大限度地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工作效能。

　　构建“服务型政府”，还必须以群众满意度为导向，实现服务手段的创新。据了解，南京、重庆、珠海等地不断加快政府服务机制、服务方式等的改革。南京、重庆等地连续数年开展群众评议机关活动，群众满意率不断上升；深圳、上海、成都三大城市率先实行政府信息公开，构建“透明政府”；温州发起“效能革命”，清除赃官、庸官，鞭策慢官、懒官；重庆推动行政组织结构“扁平化”，减人减事，打造“低成本”的政府；深圳正式启用“市民中心”，成为国内第一个没有围墙的政府；成都市金牛区在国内率先启动政府ISO9000认证，规范部门授权、个人责任和作业流程……这些举措都使人民群众的要求真正变成政府行动的指南，推动了政府服务手段和工作效能的改进。

　　九、“经济外交”牵起两个发展

　　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热潮中，中国的“经济外交”显得格外耀眼。2004年8月，国务院首次召开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外交工作会议。

　　开展“经济外交”，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营造良好的发展外部环境，充分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是我国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内在要求。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世界经济对我国发展的影响明显加深。2004年，我国外贸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外贸占GDP的比重达到70%；原油净进口量突破1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提高到45%。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外交”的作用骤然凸显。

　　“能源外交”是近来我国经济外交的重点内容之一。2004年胡锦涛主席先后出访非洲和南美几个重要产油国，对推动开展能源合作起到重大作用。我国还与海湾合作委员会6国签署具体油气合作协定，并在沙特天然气开发项目上中标。与“能源外交”相适应，我国开始有计划地建立石油战略储备体系。

　　推动经济合作，是我国经济外交的另一个重点。2004年，我国通过各种外交努力，争取到南美4国、东盟10国的支持，使得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跃升到20多个。摘掉“非市场经济”帽子，对于改善我国外贸条件，应对各类反倾销诉讼，维护中国企业利益，意义重大。（完）（来源：半月谈－新华网）

　　相关专题：2005年全国两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