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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人物:顾长卫-低调寡言的好好先生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3月03日11:47 中国新闻周刊

  传说中的顾长卫可以用三个词概括:低调,寡言,好好先生。

  在多年的朋友眼里,顾长卫还有“讲究生活品质,很有趣”的一面。表情木讷的他甚至会跳舞,像昆汀·塔伦蒂诺影片里那种舞蹈。

  2005年2月,当处女作《孔雀》在柏林拿到银熊奖之后,顾长卫的生活就开始超负荷运
转。捧着在柏林拿到的银熊奖杯,带着在德国患上的感冒,他在打着吊瓶的时候,就开始配合发行商在各个城市奔波。前天在成都,昨天去上海,今天飞回北京。刚下飞机,就被拉到三里屯一家酒吧接受采访。把背包从肩膀上卸下坐定之后,他上下抡动着胳膊。从柏林带回来的重感冒和连天的奔波,让他“腰酸背痛”。

  可经历了这么密集的推销行程,他依然不会替自己的作品多说几句漂亮话。采访中途有其他记者的电话进来,他总是重复说着:去电影院看吧,这是一部很好的片子,不会让你失望的。这几乎是他向外界推销自己处女作的惟一说词。

  采访正是晚饭时间,刚下飞机的他要了一碗面,扒拉给记者半碗 整个采访就缭绕着一股西北的面香。

  《孔雀》的情节已经耳熟能详。一个五六十年代背景,一户北方的普通家庭,三个孩子的成长故事:像飞蛾扑火一样坚持理想的姐姐,身患智障、却非常鬼精占尽便宜的哥哥,还有在消极无用的外表下隐藏着极大勇气的弟弟。

  影片的题材似乎没有脱离第五代导演的窠臼,但却赢得了最多的感动。

  “要是不能认识过去,对现在,对未来的认识也不会清楚。”

  中国新闻周刊:《孔雀》这部片子,国内很多导演看了都说深受感动,甚至流泪,最触动你的情节是什么呢?

  顾长卫:(埋头思考良久)你看了,你觉得什么地方最触动你?

  中国新闻周刊:当然是里面最经典的镜头:姐姐骑着自行车,拽着降落伞在挤满人群的陋巷中飞奔。

  顾长卫:这种情景我也会很感动。其实这三个人的生活态度都彻头彻尾,非常鲜明。我比他们谁都不如。我拍他们的故事就像是重新活三回,就像是弥补生活中的缺憾。我也像姐姐那样活了一回。特别想把那些理想主义的光彩(发扬到)最照人的长度。

  我觉得更多的人都是没有姐姐那么鲜明没有弟弟那么……都是比较中庸的。其实这个片子很写意,而不是那种很写实的。这些人物设置都有两三个面。我把它们解构了,把每个面发挥到极致。我羡慕他们。我是怀着敬意去表达。

  中国新闻周刊:对早早退休,一事无成的弟弟,你也怀着敬意吗?

  顾长卫:我觉得悲观消极也是要有勇气的。你有勇气出走吗?我也曾经逃跑过。我在西安火车站的候车室呆了两个小时又回家了。弟弟先跑到养老院,又跑到更远的地方。我觉得作为一个弱者你能承认自己是弱者,这也是需要勇气的。还有他能够从这个过程当中让自己有所提高,比如说直接把那些比较麻烦的日子略过去了。不用恋爱、生孩子,不用折腾,呵呵。

  中国新闻周刊:《孔雀》在题材上似乎也没有脱离第五代导演的窠臼,反映的都是五六十年代的日子。如果拍当下生活的题材,你是不是无法把握?

  顾长卫:其实人性的东西,过去跟今天没什么两样。故事放在什么时代,背景没关系,能让你觉得它是一个好片子,一定是和人性相关的东西。

  我从来都觉得,故事放在50年代还是60年代,跟今天没什么区别。因为你生活在今天,你会被琐碎的具体的事所纠缠,不过从本质上回头一看,其实没什么不同。

  理想主义就是叛逆者。像孔雀中的理想主义,在70年代会遇到困境,到了今天,不会因为满足了理想,就可以太平生活。那不是理想主义者。

  像姐姐这样的人,在70年代她可以去梦,去做降落伞,可以那么疯狂。她要生在90年代,当了伞兵,就会是老老实实的人吗?个体的生命过程永远会受到环境的违逆。计划经济的时候,连人的行为规范都给你计划好了,当然违逆了个人的自由。改革开放后,90年代,还不是一样。个体一定会在任何环境下,都希望拥有更多的自由空间,这就是人性。

  未来也是这样。30年后,50年后,科学可以发展,人类会繁衍,可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要是不能认识过去,对现在,对未来的认识也不会清楚。

  “电影本来生存就很困难了”

  在柏林电影节获奖之后,《孔雀》的票房节节攀升。而在最初上映时,上海曾经出现过一家影院只有十个人观看的场景。以低调寡言著称的顾长卫,也不得不走到前台,为《孔雀》吆喝。他说,《孔雀》好在“不太装傻也不太装腔作势,还算扎实”。

  中国新闻周刊:从德国回来之后,打着吊瓶在各个城市奔波,配合《孔雀》发行。为什么要接受这种超负荷的任务?

  顾长卫:从我的个性,真不喜欢别人知道我是顾长卫。让别人都等着我说话,等着我表态,着实不符合我的个性。

  但(频繁宣传)有多方面原因吧。也出于票房考虑,宣传《孔雀》。我知道其实《孔雀》做的广告太少了。虽然新闻媒体的评论报道会使这个题目越来越热,但是不足以推动大多数的观众群到电影院看电影。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在自己作品的上映过程中明白广告对一部好片子的重要?

  顾长卫:之前我就明白了,因为你知道公众的习惯已经是这样了。任何一样东西都有很多种产品,要是没有大量的广告,观众会无从选择。你看很多片子甚至都是假的,也未必好,但是它有铺天盖地的广告,我知道自己十有八九会批评它,但是我还是会去看,因为我要看为什么大家要批评它。这就是广告(的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孔雀》刚上映的时候,观众反应并不热烈,现在的票房怎样?

  顾长卫:一天比一天好。比如上海,第一天上(映)和第十天上(映)差了十倍。

  我觉得《孔雀》这个片子其实其他的条件都具备了,比如影片的质量,影片的观赏性,它不是那种一直捂着捂着,一直到最后一分钟才给观众看,放映一个礼拜后人就越来越少的电影。我们从剪片子的时候就不停地给各种人看,片子做完之后做了一个多月的试映。(《孔雀》)越放越热,一天比一天票房高;而通常电影是刚投放的周末票房最高,然后一天比一天不好,市场本身是很残酷的,它会检验这个东西是真是假。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拍《孔雀》的时候考虑到了很多市场的因素吗?

  顾长卫:拍的时候我没考虑过。我也不知道市场喜欢什么。就是拍好。拍一个你想拍的,把它完成到最好的程度。但想拍也未必有预期。我最不爱有预期,预期好像有点像一个理想。

  中国新闻周刊:拍片的时候,你是首先做好自己的个性表达?

  顾长卫:那也不一定。我觉得个性要是太阳春白雪的话只能抓住极少数的观众。

  我是O型血,很容易跟人相处,善解人意。所以我从来不担心我做出来的是太阳春白雪的东西,根本没人看。我这个人挺懒的,轻易不会做出决定,我要做呢,一定得是这个事情挺有意思。

  我最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为什么叫“孔雀”。每个人理解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孔雀”。电影不一定非要表达什么。每个人说一句话,都要想想是不是要承载着什么,代表着什么,他敢说话吗?电影也是,别想那么多,现在人中毒太深,受这么多年偏激教育。什么都要先想想,要表达什么,主题思想是什么。没有主题思想,我也不知道拍的是什么。你要依照你的感受,我们不是圣人,也不是智者。电影就是电影,电影本来生存就很困难了,还要承载这承载那。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导演会以什么眼光看别人的片子?有没有什么片子里的细节特别感动你?

  顾长卫:有啊,有个电影叫《孔雀》,每天有一家人在走廊里吃饭,每次吃饭,其实都不同。有哥哥一个人在那里吃饭。家里人还没吃,他就先吃上了;还有大家都吃完了,给姐姐剩一点,她一个人在那里吃,弟弟还来陪着他;然后一家人一块吃饭的时候,妈妈把鹅给毒死。后来孩子们都走了,一家人越来越少,父母坐在走廊吃饭,就剩他们两个,一边吃饭一边发呆。再后来,姐姐回来了,家里人又越来越多,弟弟也回来了,还带着他的媳妇,孩子回来了……

  就这样,顾长卫像梦呓一样,陷入了对《孔雀》所有细节的梳理和追忆中,陷入那些他非常熟悉的平民的细琐里。虽然每个细节都跟吃有关,可他觉得,那些日常中的不平常,最能打动你。这种时候流露的点滴是最有真情的。

  传说中的顾长卫可以用三个词概括:低调,寡言,好好先生。

  在多年的朋友眼里,顾长卫还有“讲究生活品质,很有趣”的一面。表情木讷的他甚至会跳舞,像昆汀·塔伦蒂诺影片里那种舞蹈。对记者表示的惊讶,顾长卫说:“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面,今天我只给你看到我的这一面。”

  采访结束时,顾长卫还叮嘱着,别写得太美,我都不敢看。只要有原汁原味,把这聊天像素材那样放在那里就挺好。反正你这杂志也不是给少男少女看的。本刊记者/陈晓(陈玉洁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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