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频繁问计于民 决策民主化日益受到重视(2)

　　听取“智囊”的个人谏言

　　在中国，个人能直接与总理交流的机会不多，因此许多建议和报告都是通过内部渠道送达高层。像李昌平那样给总理写公开信的人是极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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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参事就是以个人身份参政谏言,并以“直通车”形式传递至高层。这两年来,这一机构愈加得到重视。

　　2003年3月24日,一份名为《关于进一步做好新时期政府参事工作的意见》的文件让国务院参事们感到欣慰。这份文件详细说明了新时期参事工作的方向和工作重点。而中办、国办关于国务院参事室的上一份文件是1995年发出的。

　　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蒋明麟说:“以往都是在每年中秋节前后，中央统战部和国办举行例行招待会,请参事们出席晚宴，然后由参事代表发言。一般来说实质性内容不多,礼仪性的成分多些。”

　　2003年以后，情况有了较大变化。参事室在这一年把例行招待会变为工作会议,得到了温家宝的肯定。蒋说,“这份文件出台的时候,温总理上任才5天。”3月24日正是北京非典疫情逐步肆虐的时候，温家宝视察参事室的计划一直被拖到了9月。

　　9月10日,温家宝视察参事室。按照中办的安排,具体时间定在当日的15点到16点半。一位参事回忆，当时总理提出亲自掌握会场，希望大家告诉他真实情况。总理甚至诙谐地说，提个建议，提个问题，哪怕讲个故事都可以。

　　“这样,一下子就把大家和总理的距离拉近了，”蒋明麟回忆道,“发言很踊跃，气氛非常热烈。”温家宝在每个人发言之后，都根据自己对问题的了解，或是补充，或是肯定。

　　气氛逐渐达到高潮,“最后，丝毫没有做准备的人也做了即兴发言，”蒋说，“其实大家都想和总理谈更长的时间。”

　　温家宝最后要求大家，做官的人要把老百姓放在心里，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真实情况。他还提出，设立参事室、文史馆，目的是为了广开思路、广纳群言。

　　时间已经到了17时40分，比国办安排的时间足足超出一个多小时。最后，各位参事的意见都被汇总到国办，再呈总理。

　　总理批示过的意见被转到各相关部委，拟出解决意见后，再将这些回复意见转达给提出问题的各位参事。

　　蒋评价说:“由此可见，温总理做事不是走过场，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很扎实。这也让我们参事知道，总理来这里，不仅是来联络感情的，更是充分重视参事的谏言献策。”

　　问政基层知识分子

　　向基层知识分子请教，也是本届政府问计于民的体现之一。

　　在防治艾滋病的领域，有两位大学教授经常被人提及，一位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教授桂希恩，另一位是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教授高耀洁，后者被媒体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

　　桂希恩对温家宝去他家的那天记忆犹新:“那是2004年的6月11日。那天，有工作人员问我住在几楼？我说5楼，那人就说‘那总理就不到你家去了’。但是总理还是来了，他下车以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来看你来了’。”

　　“我没有准备水果，但是有矿泉水，总理没喝。开始的时候我很紧张，总理问我:毕业后在青海工作了多少年？我说16年，他说:‘那你吃的苦比我还多’。”桂希恩回忆道。

　　桂希恩谦虚地说:“谢谢总理。我只是尽了一个医疗工作者的职责,做的还不够。”

　　温家宝接着说：“我一会儿到你办公室聊聊。听听你们对防治艾滋病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随后温家宝和桂希恩一起去了医院，在医院办公室开了1个多小时的座谈会。总理说:“我们必须提高全社会的道德素质，提高对艾滋病危害性的认识，树立防治艾滋病的信心，还国家一片净土，还艾滋病患者一个美好的心灵。这需要医疗工作者的献身精神，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桂希恩说:“我觉得总理对艾滋病的基本情况是了解的。他是第一位与艾滋病人握手的国家领导人。他在上蔡县过春节，文楼村开座谈会，和孤儿院的孩子打乒乓球。那天，总理对当地干部讲：应该对艾滋病孤儿有更多的关心。他还对地方官员说，‘我拜托你们了！’”

　　在政府负责人里面，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亦曾在艾滋病防治问题上请教过高耀洁教授。

　　2004年9月5日,北京西郊清华园一个幽静的小院，刚从美国来到清华大学担任高等研究中心教授的姚期智博士迎来了一位“贵客”。

　　“如何办好高等教育,发展国家信息科学,政府应该为此做什么？我今天来,就是想听听你这方面的建议。”温家宝笑着说。

　　“海外华人中有很多杰出人才,清华大学更有一流的学生。我相信，有一流的教学人才和一流的学生，我们是可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姚期智说。

　　温家宝随后说,“我们还要面向全球招聘一流的高层次人才。同时，各级政府也会千方百计为他们创造工作、生活条件。”

　　除了注重咨询国内专家的意见外，温家宝还积极与国外专家交流。2003年12月，温家宝访美期间，在纽约会见了包括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高级学院中国研究部主任大卫·兰普顿教授在内的5位著名专家学者。

　　会谈后，兰普顿告诉媒体，温总理向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双方就台湾问题、中美经济贸易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

　　“亲民”也是一种“问计”

　　频繁的基层调研几乎是温家宝总理特有的工作方式。从公开报道分析，总理一年至少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是在基层考察工作，而且每次在基层调研时，他都会同普通群众座谈，嘘寒问暖。

　　2004年8月1日下午3时半，温家宝总理来到大庆1205钻井队作业现场。总理站在钻井队面前，动情地说:“今天到1205钻井队，是我主动要求的。”

　　当天晚上，7时40分，温总理召开企业负责人座谈会。温总理说：“两分钟谈情况，三分钟谈问题，五分钟谈打算。超过十分钟，我就敲杯子。”

　　8月2日上午，温家宝总理来到哈尔滨锅炉厂下岗职工杜晓萍家，得知他和妻子都已下岗，总理关切地问:“你们两个都下岗了,家里困难很多吧？领到失业保险费了吗？多少钱？跟我说实话,没关系！”他说:“省长、市长在这儿,你们跟我说实话。”

　　温家宝会从群众反映的问题里发现症结所在，进而会由一县一乡联系到全国的情况，并及时解决。总理帮重庆农民熊德明讨薪就是一个例子，此举惠及全国3亿民工。在2003年和2004年连续两年的年末，各地政府纷纷把清偿农民工工资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农业税的取消也是中央政府在基层多次调研之后采取的措施。这是“三农”问题的破题之举,亿万农民额手相庆。

　　2004年6月8日,温家宝走进湖北省老河口市洪山咀太山庙村,与农民王转运交谈起来。总理问:“今年交了多少税？”王转运答:“一亩地60多块。比去年减了40多块。”“好。我告诉你，税还会减下去。今年减3个点，明年还减,5年内要全部减完。”

　　为了进一步了解税费改革和农民负担情况，温家宝随后又驱车来到十堰市郧县城关镇堰河村，向农民了解情况。

　　王满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总理的‘亲民’实际上也是一种‘问计于民’。”

　　王满船认为“问计于民”并不是说一定要哪个农民给总理提出具体的计策。总理在与农民交谈的过程中了解到了真实情况，就会形成自己的想法，这也是一种“问计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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