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军委主席交班完成两代领导人代际更替

江泽民在革命老区延安访问农民住的窑洞。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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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在西柏坡考察时看望当地群众。　新华社

　　3月8日上午，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卸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从而在制度意义上最后完成了两代领导集体的权力交接。

　　卸任国家军委主席之前，江泽民在公众面前的最近一次露面是2004年12月31日和胡锦涛等领导人一起观看新年京剧晚会，此前的几个月里他会见了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在和后者会面的时候，他开起了玩笑：“你越来越年轻了！”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以来，新领导集体执政已逾两年，其施政特点、风格和思路已渐渐成型，在现今高层领导新老更替全部完成之际，回顾一下两代领导集体的执政经历，可以发现，他们在许多地方有惊人的相似，同时由于所处中国发展阶段的不同，亦表现出不同的个性和做法。

　　“寻根”与“亲民”

　　2002年12月5日到6日，刚刚就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考察的第一站，是河北的西柏坡———进京前党中央的驻地。在这次意味深长的考察中，胡锦涛重申了党在“进城”之前大力提倡的“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为期两天的西柏坡之旅拉开了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执政序幕。

　　与此相似的是：1989年9月9日，刚刚就任总书记的江泽民专程来到被誉为革命圣地的陕西延安。而在稍后的1991年9月21日，江泽民也专程来到西柏坡，走进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址，环顾着这简陋平房里一目了然的陈设，参观结束后，他题词道：“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两任总书记先后将“革命圣地”延安和西柏坡作为他们就任总书记之后的第一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一些政治观察人士将他们的行动视为政治上的“寻根之旅”：宣示对于党的历史传统的尊重和继承。

　　在西柏坡之行结束后，胡锦涛先后视察了河北、内蒙古、四川、河南、山东、陕西、吉林、贵州等地。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学者总结：“大部分是相对落后的地区，还有好多是革命老区。”

　　今年2月8日，农历除夕的上午，胡锦涛的身影出现在偏远的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的纳灰村，和当地民众一起度新年。在贫困农户查兰明家，当看到屋子十分简陋、窗子没有安装玻璃时，胡锦涛对查兰明说：“先找块塑料布封上，这样屋里可以暖和些。”

　　同样是这一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白天走访了河南省上蔡县的8个艾滋病患者家庭后，晚上来到上蔡北郊的阳光家园，和60多位被艾滋病夺去亲人的孤儿、老人一起共度除夕。这也是温家宝担任总理后第二次在基层和群众一起过年。

　　而在此前的1月2日，温家宝专程赶到陕西铜川陈家山，在看望矿难职工家属时落下眼泪。之后，温家宝又下到1300多米的矿井深处，和矿工们在井下巷道铁轨上一起吃包子、拉家常，整整呆了两个小时。

　　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亲民”行动被媒体以“新作风、新气象”广泛报道，并被很多人看成本届政府的一大特点。

　　当我们沿着时光回溯，可以发现初任党的总书记的江泽民同样采取了类似的行动。

　　1990年1月19日，江泽民担任总书记后的第一个春节，他来到山西大同云冈矿区，下到160多米的矿井深处，向正在采煤工作面工作的矿工们拜年。刚刚上任的第一年，5月去海南，7月去西藏，8月去新疆，10月去辽宁，11月去广西。到了1991年初，即将65岁的江泽民已经走遍了中国的边疆地区。

　　而在1993年1月22日，江泽民带着温家宝、曾庆红等一起来到北京附近窦店村农民家里，和农民一起包饺子，共庆新春佳节。

　　同属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也几乎走遍了中国的各个角落。

　　“寻根”和“亲民”，是新老领导执政之初获取和加强执政基础的共同选择，尽管他们在成长经历和个性上有不同，但在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传统下，他们的执政经历有更多的相似之处，一些东西并不像人们误认的那样是哪一届政府特有的风格。

　　“密切联系群众是共产党领导的历史传统。”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评论说，“从毛泽东在延安枣园附近和农民谈话到周恩来视察邯郸地震，再到江泽民、胡锦涛两代领导下矿井、和农民一起过年，这一作风都得到了传承。”

　　树立权威

　　新一代领导集体刚刚执政第二年，即遭遇经济过热的苗头。此情此景，与第三代领导集体初掌权力时的中国现实相若。

　　1993年，消费指数攀升了15%。刚赴任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临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之后的第一次宏观调控。

　　经济过热使中央政令和地方保护主义之间的矛盾得以暴露。如何保持政令畅通，树立中央的权威，成为江泽民当时面临的重要问题。

　　然而，政令不畅的严重程度还是令江泽民感到惊讶。1994年底的一次省长会上，他和李鹏、朱镕基一起痛批地方保护主义，他问一位省长他管辖的省，“一斤鸡蛋多少钱？”省长答：“3元多一点。”朱镕基当场揭穿谎言，“我看不是，几天前我还在那里，价格是5元多一斤。”

　　江泽民下决心了。他要求各省报告1994年通货膨胀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并对1995年的情况作出预测。

　　对于此类问题，新一届政府依然不能回避。现在新一轮宏观调控同样起因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协调。尽管中央政府猛踩刹车，但一些地方政府仍在增加车速。2004年前5个月，中央项目投资增长不到5%，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方项目投资增长40%以上。

　　中央政府被迫采取严厉措施，一个标志便是铁本事件的发生。高层采取了“铁腕”手段，铁本公司的有关人员被拘留，8名官员更被严厉查处，其中包括常州市委书记。《人民日报》社论清楚地点明了这一事件的政治意义：“坚决维护宏观调控政令畅通”。

　　但这仅仅是新一代领导集体面临的种种复杂问题之一。宏观调控中出现的众多杂音显示，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面临着比江泽民时代更为复杂的政治局势。所以在这次“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十分谨慎地说，当前宏观调控的成效是“初步的、阶段性的”，存在反弹的可能性。

　　其实，“存在反弹可能性”的并不仅仅限于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2004年6月中旬，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提交的“审计清单”爆出国务院24个部门审计黑洞，涉及金额40.54亿元；国资委、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林业局、水利部等部门相继卷入审计风暴的漩涡中心。

　　随之而来的是国家环保总局发起的“环保风暴”。国家环保总局在2005年1月18日忽然发力，宣布紧急停建30个违规建设项目，牵涉八个省、三大电力公司以及与国家环保总局同属部级单位的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

　　令普通民众有点意外的是，“审计风暴”刮向的几个部门相继通过各种途径公开“辩解”，一些工程项目继续开工。

　　如何确保中央政令畅通，仍然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需要下力气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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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专题：2005年全国两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