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平代表：国家应平抑教育和医疗高收费

　　新华网北京3月11日电（记者黄冠）

　　菜摊“老板”陈大姐：吃苦挣钱为孩子

　　陈大姐，女，44岁，河南商城人，和丈夫一起在北京石景山区向丰农贸市场卖菜。

　　陈大姐负责站摊，她丈夫负责进货。她每天早7点开始摆摊，晚上8点多收摊。她丈夫有时一天进一次货，有时两三天进一次货，进货时要凌晨两三点起来，蹬着板车，到岳各庄进货，一去一回三四十里。

　　记者问一个月能挣多少钱，陈大姐开始不太愿回答。后来，她说，有个同行，干了4个月只挣2000块钱，只好撤摊走了。“干得好，一个月能挣一千多，弄不好几百块钱也没有。现在到处都有卖菜的，马路边也有。”

　　一谈起孩子，陈大姐很高兴。她儿子今年21岁，去年考上了湖南工程学院，学艺术，要上4年，每一学年学费8000元，每个月从北京寄去生活费1000元。“他很懂事，中学一直住校，钱花不完他自己会存着。”陈大姐还有个女儿，今年19岁，初中毕业，两年前来到北京，学过电脑，又是自学，又上夜大，现在私人企业打工，月收入五六百元。

　　“儿子挺争气，作父母的受再大苦也值。孩子好就是一辈子好。”陈大姐说。

　　陈大姐家4口人，老家有6亩地，由孩子的爷爷和叔叔代种。以前粮食卖不上钱，所以才出来打工；一出来，5年没敢回过老家过年。“回去一次至少得花2000块钱。每年有老乡回家，我们也给孩子的爷爷奶奶带一两百元，尽尽孝心。”

　　记者在陈大姐菜摊前站了一个多小时，只见到3个人来买菜。陈大姐说：“我们也想过改行。同村老乡有卖家具的，有卖服装的，可我们都没干过。没干过不入门，弄不好赔钱。”

　　刘春平代表（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

　　一个家庭的主要收入都用在子女的教育上，这种现象令人深思。这个矛盾的焦点在于：一方面穷人孩子上不起学，另一方面学校总在抱怨教学资金远远不够。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教育经费的确不够，但是大部分高校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看看我国高校的自我介绍材料，你会发现，它们大都在有意无意地强调占多大地皮、有多少大楼、有多少师生以及大门前石狮子有多威武；而发达国家高校，大都在介绍学科发展、研究方向和实验室的情况。我国高校要发展，再不能一味地喊缺钱、一味地向学生要钱。钱，要少用在拆楼盖楼上，多用在学生和教学上，再不切实际、浮躁地瞎折腾，我国的教育水平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远。

　　构建和谐社会，教育和医疗是重要保障。因此，制定教育和医疗收费标准，不能天马行空，应考虑到大多数实际收入水平。国外有一些咨询机构动态地监控教育和医疗收费，而我国还没有人专门来做这项工作。我对数字很敏感，一直在想能否依据百姓最低生活水平，测算一个人不同年龄阶段的教育投入和医疗开支，建立数学模型？只有动态监控，才可能保证教育和医疗收费标准被大多数人接受。

　　一些社会学者提出，一个稳定的社会需要有强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作后盾。而教育和医疗高收费在一定程度上不利这一群体产生，反而会加剧社会两极分化，使穷者越穷、富者越富。一旦相当一部分孩子上不起学、相当一部分病人看不起病，必然对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现在城里人几乎家家户户安装防盗门，这是否也说明人们对社会安定的认同感在下降？

　　目前，我国城镇人口最低生活保障每月人均几百元，还支付不起孩子上学和看病的费。许多百姓也只好把大量的钱存起来以防不测，在一定程度很难拉动消费，使市场疲软、经济发展缺乏活力。我认为，平抑教育和医疗高收费，应进行国家宏观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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