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林
人一成名，接踵而来大大小小相关不相关的荣誉挡都挡不住，瞧，质朴的“劳模”荣誉也向华贵的姚明张开了双臂———怎么看都感觉有点“巴结”的意味。
日前，上海市2005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候选人情况向社会公示，姚明和刘
翔分别入围。全国劳模是中国劳动者的荣誉，在海外打球的姚明入选，引起不少市民热议。相关负责人称，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劳模涵义应与时俱进，作为有突出成绩的运动员，又非常爱国，姚明无疑符合劳模标准。(3月26日《新闻晚报》)
无疑，就像刘翔雅典夺冠后免试硕博连读，王小丫主持走红后入选十大经济女性人物一样，时尚偶像人物姚明候选全国劳模，这又是一个“赢者通吃”的鲜活案例：某方面取得成就或声望，许多原本不属于他的社会资源都会聚拢而来。
且不说体育竞技是否可以归于纯粹劳动，不说时尚偶像与劳模的精神气质是否对味，也不论“赢者通吃”的逻辑是否正义，笔者仅想从边际效用的角度谈谈姚明与劳模的不兼容。
经济学中对于边际效用的定义是指消费量每增加一个单位所增加的满足程度。通俗地讲，吃第一个馒头能使一个饥饿的人免于饿死，第二个馒头带给他的效用就没有第一个那么大了，再吃下去，效用一个比一个小，这也就是所谓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全国劳模称号，作为一个荣誉，存在着两个层面的效用(满足程度)：一是对获得者本人的效用，激励获奖者更好地做好劳动表率；一是对社会的效用，激励社会向劳模看齐，做本行业的优秀劳动者———对劳模与姚明的边际效用分析正在于这两个方面。
把入选全国劳模的机会留给姚明，对姚明来说，起不到多大的激励作用，这在无形中也就降低了劳模对个人的激励效用。想想看，事业如日中天、名气蒸蒸日上的姚明，应该早就阅“奖”无数了，从“杰出青年”到“青年标兵”，从“特出贡献”到“新长征突击手”，从“最受喜爱的青年时代人物”到“最佳新秀”，国际国内上海滩，什么奖没见过———这种情况下再锦上添花地赠一个“全国劳模”称号，递减的边际效用之下，能对姚明有什么激励作用？
再从劳模对社会的激励效用来看，身上笼罩着无数光环的姚明再加一个“全国劳模”光环，对社会的激励效用是很低的，因为公众对于“姚明获奖”已经麻木了。应该说，姚明成名之初获得“十大杰出青年”称号时，这对社会的激励是很高的，无数怀着梦想和激情的青年人会将其视为偶像。而随着边际效用的递减，对胸前挂满荣誉勋章的姚明再添个全国劳模称号，“景仰疲惫”的公众根本不会感动于他的所谓“劳模事迹”的。
所以，从劳模示范效用的最大化来看，劳模评选的目光还是最好投向那些生活中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从他们的平凡中发现伟大，从生活的细琐中寻找光辉，这样的劳动者，这样的劳模事迹，会更加地感动和鼓舞人，对社会的激励效用也会更大。提起劳模，我们立即会想起徐虎、李素丽、李国安、吴天祥、范玉恕这些人，要知道，成为劳模之前，他们都是各自岗位上非常平凡的劳动者———正是如此，他们成为劳模后才对社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里面也有一种边际效用理论在起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