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之声/周原专栏
湖北娄底市某医院医生胡卫民，不开提成药。曾有某农村患者头疼来该院就诊，血压都没量就被开了1000多元的药，10多天后毫无效果。复诊时他慕名找到胡卫民，量了血压后，胡只给开了数十元钱的降压药，病很快就好了，然而胡卫民却因此被指责为“吃里扒外，自命清高”。胡卫民平时向病人开两张处方，一张是医疗处方，另一张是科普健康知识处
方，这与医院的创收目标发生了冲突，继而遭到排挤、恐吓、殴打，不得不辞职，随后又被该市市委书记勉强挽留。这虽然挽回了该市的面子，却暴露了医疗界既得利益群体的猖狂面目。
同样，在北京，“天天好”平价大药房刚一开张，就面临制药厂拒绝供货、同行业恐吓、威胁、玻璃被砸事件，经营举步维艰。类似的场景其实已不断地见诸报端，媒体和民众不时地表示愤慨，呼吁医疗体制改革。在扼腕痛惜的同时，百姓才明白，“医改猛于虎”。
近几年，医疗体制改革不时有小的动作出现，如在平抑药价上采用医药公开采购制度等，但医药分开制度并没有真正建立。药厂同医院合谋多开、虚开药价，已是公开的秘密，消费者只能望洋兴叹，死活摆脱不了被宰割的命运，在悲愤与无奈中，等待政府伸出援助之手。时至今日，卫生部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彻底的、有利于民众的医疗体制改革方案，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的、百姓能看得起病的医疗服务体系。
生命健康权是公民享有的最基本的人权。生命权是指公民生命不被非法剥夺的权利，健康权是指公民的身体健康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生命与健康是公民享有一切权利的基础，如果生命健康得不到保障，那么公民的其他权利就无法实现或很难实现。我国政府于1997年10月27日签署《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10月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这些最基本的公民权利，如何能从制度和法律上切实落实到每个具体的公民，使这一具有人类神圣意义的国际公约不再流于形式，不再又是一纸空文，装点门面？个人的力量是弱小的，面对一个庞大的寄生阶层，呼吁可能是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当经济改革转入社会改革的领域，越来越涉及到个人利益的得失时，阻力自然越来越大。这需要政府有更高的智慧和魄力，坚持以民为本的改革方向，真心实意地贯彻改革。我们有理由相信，政府有理由做到。
可喜的是，有些城市已在不断尝试着医疗体制改革，如无锡市的医院托管机制，张家港市的社区医院服务体系，都取得了某种程度的突破，老百姓确实得到了方便和实惠。但成绩是屈指可数的，而且他们同样面临着各方的阻力，形势并不乐观。改革的环境和条件并不具备，大的气候也还远未形成，群众参与医疗改革的渠道并不畅通，他们的利益并没得到彻底的体现。
医改常常是专家和行政官员在各方利益博弈中形成的一个妥协，这其中“政绩工程”因素占了很大的成分，但就是这一点点成绩也是很不容易的。在农村，情况更为悲惨。“小病不看，大病忍着，绝症等死”已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城市市民中，一般家庭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弱势群体的规模在日益扩大，不知哪一天，你就会感到自己已经沦落到同样的境遇，自尊和优越感丧失殆尽，生存漂流无依。弱势群体权益保障机制的建立已迫在眉睫。还要等多久？生命在一天天地耗散，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成了魂牵梦萦的东西。沉重的肉身，成了今世的负累。
如果有一天身体衰老，健康不再，我最大的愿望，恐怕是有病不会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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