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五大城市民工生存状况调查(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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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4月13日10:30 周末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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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个外来打工妹的都市梦 本报记者 周 益 4年前，她从贵州凯里来到上海打工，瞧着南京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心里暗想一定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2年前，她嫁了一个大10多岁的上海男人，心里窃喜终于成上海人了。
在上海这个崇尚文化和消费的城市，外来打工者虽然尽其所能，希望与之融合，微薄的工资却让他们无法圆梦。 打工妹刘丽的遭遇恰恰成为了当今上海民工尴尬的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 为了脱离农村生活，他们来到上海 刘丽刚拿起电话，准备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躺在摇篮里的孩子突然醒了。她只得放下电话去抱起宝宝，记者问她是不是不太方便，她说：“我把电话夹肩膀上就可以。” “我的家乡在贵州凯里的农村，为了能让弟弟继续读书，我初中毕业后就去了广州的一家纺织厂打工。”谈起那时候的打工经历，刘丽不住地笑，“家里兄弟姐妹很多的，姐姐在上海打工的钱只够支持两个妹妹上学，所以小弟上学的钱就由我来了。那时候厂里效益好，能包我们吃住，所以挣的工钱基本都寄回家了。后来厂里效益不好关门，我也只好回家。” 回家以后，刘丽发现自己已经不能适应农村的生活，而城里的单位也不要一个初中毕业生，所以她又踏上了出门打工的道路。这次的目的地是上海。 刘丽说：“当年出去打工的时候年纪小，没什么想法，能挣钱就可以，但我来上海不光为了钱，我想离开原来那个穷山村。” 据上海市人大财经委和市总工会等有关部门联手，历时数月，走访数千人才制作出的一份《上海外来务工人员生存状态调查报告》显示，外来建设者们两个最大的心愿是：第一，企业能确保他们获得按时足额支付的、与工作所在地消费水平相适应的工资报酬；第二，做新上海人，更好地融入上海的美丽。 无独有偶，在零点研究集团针对上海、北京、广州和武汉4个城市的外来务工者生存状态的调查中，69%的人“希望能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分子”；72%的人“愿意与城市当地居民交往”；82%的人“喜欢城市的生活”；90%的人“希望能被这里的城市居民尊重！” 来到上海，自己瞧不起自己 刘丽的姐姐在上海和别人合伙开了个卡拉OK店，缺人手帮忙，刘丽过去后就到姐姐的店里打工。刘丽说：“其实我脑子算聪明的，去姐姐店里开始打扫卫生，后来就学着管账，慢慢地还上手了。一个月能拿1000多元，也没地方花，姐姐包吃住嘛。”不过，刘丽也发现，在上海打工和在广州感觉完全不一样。 刘丽叹了口气，说：“以前在纺织厂，同班的姐妹都很要好，什么都不用顾忌，可在这里，一起上班的姐妹回宿舍后都很少说话的，好像都在防着什么。比如说出去买个东西，我们都不怎么走一起。”刘丽觉得十分不适应，后来听到宿舍边上的小店里人喊她作“乡下人”时，刘丽才明白姐妹们不愿走在一起的原因：“我们都怕被人喊作乡下人，然后还变得看不起身边的人。其实是自己瞧不起自己，我很痛恨自己这样的想法，但又不能改变，最后变得很痛苦。” 刘丽在逛街的时候还发现，自己那1000多元的工资，虽然在上海已经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但再要进行其他消费却让她经常捉襟见肘。 据浙江省统计局针对上海等全国五大城市消费状况的调查显示，在构成基本生活成本的吃、住、行、居、学、医、玩等方面，五城市的价格水平各有优势和劣势，上海市有15项指标居五城市之首，部分项目的价格遥遥领先。 一个参加该项调查的工作人员说，外来务工者在上海的生活水平明显低于“城里人”。无论从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上，由于他们游离于社会主流文化之外，而成为城市一个边缘的社会阶层。首先由于城市的生存成本远远高于农村，哪怕是住在城市的贫民窟，起码你得付房租。另外，由于没有城里户口，孩子上幼儿园、小学、中学等都得交赞助费、借读费，这也是许多民工不得不忍受亲子分离的痛苦，让孩子仍留在农村就学的原因。其次是由于民工普遍的文化水平不高，使他们满怀“淘金梦”进城后，却发现只能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低报酬职业，高成本与低收入，这是相当部分民工的现状。 尽管不能买多少东西，刘丽还是爱上了逛街，一有空就去逛淮海路、南京路，看着身边熙熙攘攘的人群，她心里暗暗发誓，自己一定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要做个上海人。 刘丽的心态其实在众多外来打工者身上都有体现，零点公司经过调查发现，这些在很多人印象中手提肩扛着大包小裹，为了生存候鸟式地迁徙于城乡之间的外来务工者中，有一部分人的消费方式正在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化：他们使用的手机的平均价格为1300元左右，已经超过了他们的平均月薪1033元。而且，这种现象还普遍地存在于他们在品牌服装、手表、家用电器、住房等一系列产品的消费中。 调查认为他们想通过象征消费获得地位认同，使自己与仍旧留守在农村的人区别开。 进城务工者往返于城乡之间，不断经历社会地位和消费角色的转换，这种社会角色的转换，会影响他们在城市和农村不同场景中的消费行为。进城务工者在城市的消费观念受到城市居民的影响，行为上会有模仿城市居民消费习惯的情况。 同时调查也表明，进城务工者中，有52%的人喜欢城市居民的消费方式，63%的人关注媒体中对于城市流行事物的报道，51%的人喜欢尝试出现的新事物或新产品。 而且，他们中68%的人喜欢向亲戚朋友推荐自己买过的商品，74%的人会从城里买些新奇的商品带回老家。还有六成60%的人提到，亲友在购买决策时会问询自己的意见。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希望借此融入城市生活。 刘丽苦笑着对记者说：“我后来才知道，到那街上走的大都是外地人。” 嫁个上海人就是上海人了吗 这时，一个上海男人来到了刘丽的身边。这个名叫张斌的男人比刘丽大了10多岁，说起张斌，刘丽的声音变得很低沉：“他是姐姐店里的常客，我们认识之后，他就经常到店里来玩。毕竟我是在姐姐的店里工作，张斌经常出入不是很方便，慢慢地他开始约我出去玩。时间长了，我就彻底向姐姐摊了牌，没想到姐姐根本没有阻止我们来往。相反，她还让我把张斌带回去让她见见，要是合适，就同意我们正常交往。” 张斌留给刘丽姐姐的印象不错，于是他们两个公开地谈起了恋爱。“他是三班倒的工作，要是轮上做中班或是晚班，他就把白天大把的时间都留给我，让我初尝恋爱滋味就觉得无比甜蜜。”在电话那头，刘丽忍不住笑了，“他陪我逛淮海路，看电影，回家还教我看上海滑稽戏，我听不懂的地方他就用普通话一边翻译一边自己做。他家爸妈也很喜欢我，在我面前都是讲普通话，有时还教我上海话，那时候真觉得自己是上海人了。” “我在姐姐那里做，工资也在那里拿，张斌觉得我这么大的人了，老是依靠姐姐不是长久之计。他建议我另外找工作，并且答应帮我的忙。我姐姐并不同意我这样做，但我还是听从了张斌的意见。由于我只是初中毕业的学历，想找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很困难。他帮我联系了一个学理发的地方，有一技之长在手，就不怕找不到工作了。我想也是，就从姐姐那里搬了出来去学理发。”刘丽高兴地说，“现在要好的小姐妹都是那时结识的，全是上海本地人。” 不久，刘丽和张斌领了结婚证，并住到了张的家里。过了几天，刘丽姐姐打电话找她，才得知她住到他家，还领了结婚证。“我姐姐觉得张斌这个人脾气很大，本来想让我再考虑考虑的，没想到我这么快就结婚了，她大为光火。在上海，我一切都是听从姐姐的，这一次在婚姻问题上，我违背了她的意思。接下来的四个多月里，她一直都不肯理我。”刘丽说，“我来上海后，事事都依靠别人，先是姐姐，后是张斌，自己从没给自己做过决定。” 刘丽这个外来打工妹和上海本地人张斌的结合在上海已经不罕见，“上海外来务工人员生存状态调查报告”中，2004年对500名外来建设者的抽样调查显示，他们的月平均工资是1000余元。他们消费关心的主要方面，一是住房，二是子女教育。上海外来建设者平均年龄31岁，67%是已婚。有意思的是，其中配偶户籍为上海的占19.5%。这就意味着，每5名已婚的外来建设者中，就有一位的“另一半”是上海人。 婚后，丈夫第一次骂她“乡下人” 婚后不久，刘丽怀孕了。可学技术才九个多月，张斌建议两人暂时不要生孩子，他的理由是这时放弃学习挺可惜。“我同意了。因为店里很忙，我不敢向师傅请假上医院做手术，就自己买了药在家吃，早晨刚流掉孩子我就上班去了，站到晚上打烊才回家。家里还是老样子，张斌并没有因为我刚刚流产而特别为我做什么，早上的碗还在水池里泡着，衣服也没有洗。张斌觉得，家里的事情应该是女人做的。”正说着，孩子在边上突然哭了起来，刘丽只好放下话筒，不住地哄。 等到宝宝的哭声渐渐小了下去，刘丽才连声抱歉地拿起电话：“不久我满师了，终于领工资了。这时张斌想盘下一个店面让我开店。店面价格我认为高得离谱，所以并不赞成他的决定。没过几天，张斌回来说，他已和别人谈妥，过几天就去交钱办手续。我一听还是那个价格，便不肯答应。张斌发火了，男人已经决定了的事情，我再反对的话，不是让他拉不下脸吗？可我还是心疼钱，只说他不懂行情。张斌见我还坚持，直骂我是乡下人没文化，不懂事，他随手拿起一个拎包向我砸过来，我的额头上立马淤青了一大块，我也火了，抓起一个枕头扔过去。结果他一个箭步走过来，不由分说给了我两巴掌。我哭着跑了出去。这是他第一次骂我乡下人！” 说到这，刘丽一下子沉默下来，她重重地喘了几口气以后对记者说：“那时已是深夜十二点多了，我跑到了姐姐那里，姐姐一看我的额头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几分钟后，张斌赶到了，不住地认错。姐姐说了他几句，他给我写下了保证书，保证今后不再动粗。但从此以后，张斌的脾气就渐渐暴露出来，经常动不动就摔碗，我们总是吵架，他还经常说我没文化。” 刘丽告诉记者，自己也很羡慕有文化的人能说话头头是道，但自从来到上海，每天下班都是深夜，加上菲薄的收入，买书看的念头常常就这样打消了。而由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和上海社科院、上海大学等单位专家组成的课题组共同研究完成的《上海读书指数报告》显示，上海人均图书年消费75.90元，买书额全国第一，上海个人藏书人均141.75册，80%以上的调查对象拥有个人藏书，其中超过70%的人拥有50册以上的图书。刘丽坦言，自己所有的几本书还是张斌买的，自己从来没有买过书。 跟其他民工相比，刘丽只是看书较少，因为有姐姐的支持，她的娱乐活动并不缺乏，但根据相关调查我们得知其他人遭遇活动贫乏和缺乏发展空间的问题相当严重。在浙江省统计局的五大城市消费调查中发现，很多外来打工者的生活范围仅仅局限于工地—住处之间，最广泛的交往也就是同乡，工作以后的娱乐是晚上几十个人挤在一架小电视机面前看电视，或者打牌……没有霓虹灯，没有琳琅满目的商品，没有高雅的娱乐场所，没有图书与教室，当然也没有权利、地位。特别是一些中、小私营企业，对民工毫无保障的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用工方式，只“用”不“养”，最基本的养老保险都不做，仅以包吃包住，拿到一定的工资已很难吸引多年的打工者，这些企业使民工普遍感觉工作的岗位没有发展和提升空间，长此以往，尽管在城里已打工多年，但他们仍很难真正融入到城市的主流生活中。 生下孩子，丈夫有了外遇 当刘丽身边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她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她说：“一天夜里我上厕所，听到他在小声打电话，只听‘我过几天就去看你，不要生气呀……’他挂了电话看见我站在门外，非常吃惊，我问他和谁说话，他不睬我就睡觉去了。我想想不对，去查了他的手机账单。那个月话费一千多元，光短信就两百多元，而且是同一个号码。我用手机打过去，是个女人接的。我一提张斌的名字，她马上让我不要骂她，有什么事都去找张斌。原来他们已经交往半年多了，正是我怀孕待产的那段日子。” 刘丽和张斌摊了牌，他马上又承认错误，说是因为刘丽生孩子，他太寂寞了。刘丽提出离婚，他却坚决不同意，只说以后会断掉。刘丽想去法院起诉他，他却告诉刘丽，哺乳期内不能离婚，而且她没有职业、没有自己的住房，即使离婚，法院也不会把孩子判给她的。 “我被吓住了。他边说边把孩子抱起来扔到床上，说要是我还想离婚，他就虐待孩子。”刘丽说，“他父母知道后，责骂他的同时求我念在孩子还小千万不要提离婚。他答应父母会和那人断掉，不过要求慢慢断，让我等一段时间。” 就在结束采访的时候，刘丽告诉记者，姐姐开那卡拉OK其实被人骗了，好几个月前那个合伙人就把店抵押给了别人，自己却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那些钱全是姐姐以前打工积攒下来的，如今身无分文的姐姐已经回贵州老家去了。”刘丽懊悔地说，“我如果不离开那店，姐姐也不会把账都交给别人管，我跟张斌这么闹也分了她的心，姐姐这么一回去，我在上海除了这个宝宝以外再没亲人了。”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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