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五大城市民工生存状况调查(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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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4月13日10:30 周末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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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民工子女的求学奢望 本报记者 陈璐 每隔30多分钟，繁忙的京广线上就有一辆列车呼啸而过，巨大的气浪将路轨旁的衰草吹得七倒八歪。距离路基南面30多米处，就是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北京市石景山区黄庄小学。
像这样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全北京已有400多家。大约8万至9万名民工的子女，就是在类似恶劣的条件下，延续着苦涩的求学生涯。当我们走近这些学校，“沉重”二字不由得涌上心头。 黄庄小学的教导处副主任王琴给记者拿出了厚厚一叠的学生名册，每个孩子都在自己的页码上留下了歪歪扭扭的愿望。虽然表达方式各不一样，但很多孩子是这样表述的：希望能够留在北京，比父母的工作生活强一些。 一份普通的助学档案 眼前的这个孩子名叫张小军，大家都叫他军军，有时就喊军儿。由于父母都是高挑个儿，他的个头便也在同龄人当中高出了半个头。可他毕竟还是一个只有12岁的孩子，只要笑起来的时候，还是一脸的稚气，还有两个深深的酒窝。 王琴告诉记者，他是五年级中成绩最好的孩子，也是辍学次数最多的孩子，记者看到了他的助学档案。 姓名：张小军 性别：男 年龄：12岁 籍贯：河北张北县 成绩：数学100，语文99 家庭收入：父母在郊区种地，每月700余元生活费，但我没钱交学费。 愿望：特别想吃好的菜，可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吃坏的。 军军告诉记者，他是2年级第二学期就来北京了。老家河北张北县因为缺水，庄稼总是肥不起来，爸妈就到北京这地儿种菜来了。现在的家就安在北京四环外一个小区的车棚里。 当记者问军军为什么总是辍学，他支支吾吾地不知道说些什么。下午放学后，记者和他一起来到了他家。 不到8平方米的棚子里住着军军一家三口，记者找到了正在小区卖菜的军军的妈妈，这个年龄不大但已经满脸皱纹的农妇告诉记者说：“不是不念，是念不起啊。”“可他才12岁啊”“行了，种种菜，识几个字也够用了。”看得出来，军军他妈对记者说这些话的时候，露出了一脸的无奈。她说完，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这时，一个和军军差不多的男孩来找张小军，他是张小军最好的朋友也是老乡，名叫顾小欢，已经辍学在家一年了。小欢喜欢读书，没有书念的日子，他觉得就像丢了魂似的，吃不好，睡不香。爸爸在北京西郊帮一家公司打工，装装空调，妈妈还在老家照顾老人。 12岁的小欢知道，爸爸的那点儿工资，除了供他上学，交房租费、水电费，还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需要钱。但他太想念书了。“爸，让我念完5年级好吗？下半年，我就和你一起打工去，等挣了些钱，我再去念初中。”小欢用满含泪珠的目光，望着爸爸。爸爸支持小欢念书。他说自己因为没有文化，干活就吃尽了苦头。他不愿让小欢重走自己的老路。为了让小欢安心学习，他便从几个合租的房子里搬出来，另租了房子。可是，每月200块钱的房租，对于每月工资不到600块钱的爸爸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但他为儿子硬撑着。他还正在联系小军所在的学校，希望把小欢送进去读书。所以，每天这个时候，小欢都来找小军，希望从他嘴里知道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 非法办学和漂泊的课桌 1994年初，来北京打工的易本耀和原本是民办教师的妻子李素梅看到，许多打工者的孩子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又交不起高昂的赞助费或借读费而面临着失学的窘境。当年9月，夫妻俩办起了打工子弟小学。由于当时缺乏相关政策法规，这样的“非法”学校有着诸多困境：当时，在校生不到200名，老师7人。学校只有几间破旧的临时搭建的教室，没有操场，孩子们只能在蔬菜大棚里上体育课…… 几年来，学校“漂泊的课桌”在城市边缘多次迁移。目前所在地的北面是一个现代化的住宅小区，房价在每平方米7000元左右。易本耀告诉记者，这里由于紧邻四环，周围的地皮价格节节攀升。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小学的南面已经全部拆迁完了。目前学校面临再次搬迁，可能还要再往西迁。 记者去的时候正逢午餐时间。尘土飞扬的操场上，学生们手拿饭盆排起长队，一个接一个走到食堂露天窗口，从窗口伸出的大勺把米饭扣在孩子的碗中。随便走进哪个班级的教室，灰暗的墙壁上都是脏迹斑斑，破旧的桌椅互不匹配。学生们的饭碗散乱地堆放在教室一角的木架子上，窗子的玻璃上还破了一个洞。 条件简陋，环境恶劣，是许多民办打工子弟学校面临的共同问题。记者走访的几所打工子弟小学条件都比较简陋。20多平方米的阴暗教室里，挤着50多个学生。还有一些学校是建在垃圾场、工地旁。 “动荡漂泊”、“南移北迁”，可能是形容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现状最恰当的词。“我们的学校曾有过两个星期搬了3次家的记录。”北京市丰台区对当地打工学校大规模的清理，至今让易本耀心有余悸。 4月10日，易本耀领着记者来到被教育部门查封的北京丰台区师陶学校校舍。 两辆用来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校车漆皮掉落，教室的门上则挂着生了锈的大锁，还有的教室钢窗和门框被牢牢地焊死，一道砌起的砖墙挡住了通往教学区的道路…… 创立于2001年7月的师陶学校，查封前有打工子弟1350多人，教职工90多人。之前，丰台区以“未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为由，将其关闭。“花12万元买的校车和慈善组织捐赠的电脑如果长时间不用，就有报废的可能。”站在萧瑟的校园里，易本耀痛心地说。 “因为没有名分，我们不能给学生办学生证、毕业证，甚至没有固定的学校校舍，教室都是随便租的房子和场地，只要有风吹草动，我们就得搬走。”石景山区黄庄小学负责人陈恩显也颇为无奈。 目前，摆在这些学校面前的最大困难便是“非法办学”的包袱。对于他们来说，从办学之初起就生活在夹缝中。教学合法化，把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办下来是他们的当务之急。 “最大心愿就是能早日拿到政府的批文。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地筹资，尽快改善学校的软硬件条件。”陈恩显告诉记者。 就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办学和管理情况，记者曾联系丰台区教委社会力量办学办公室，被告知采访此类情况须经区委宣传部批准。记者又致电丰台区委宣传部寻人久不遇，记者只能留下手机号，却始终没有接到有关负责人的电话。 公办学校的高门槛和歧视 “我们远离自己的家乡，我们也有自己的梦想，我们同样渴望知识的海洋和明媚的阳光……”上课的铃声响了，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四年级三班的孙进，在一间阴冷、充满着汗酸味的教室里高声唱起了校歌。 过高的费用，绊住了民工孩子上公办学校的腿。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北京市规定外地小学生到公立学校借读，要交纳200元借读费。但实际的收费要比这个标准高得多。 顾小欢的爸爸曾经带着12岁的小欢，开始在北京丰台区寻找能接纳孩子入学的公办小学。但每每得到的回答是“学校班级已满员，再安排入学很困难”。即使能够勉强收下，除了交200元借读费外，还要再商量交其他费用。 公办学校求学无门，收费低廉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也因为重重困难难以为继。两周三易校舍的易本耀长吁短叹地对记者说：“我们学校用地和校舍都是租的，只能颠沛流离。自己建设校舍需要很大一笔钱，可是对我们这类学校当地教育部门不给拨款。我们现在是非法办学，真的渴望漂泊的课桌能安定下来。” 在这样的“非法学校”里，有教学经历并达到较高学历水平的教师很少，而音乐、体育、自然、英语等课程的师资更是缺乏。即使如此，家长们仍十分满足，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学校，孩子们早就失学了。 不过，在不久前学校已通过北京市海淀区教委的批准，并且校名也将从“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更名为“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易本耀忧喜参半地说。 其实，在2003年教师节，温家宝总理就在视察北京市接收务工农民子弟学校时在一块黑板上写下了“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这样一句话。话虽不多，却是意味深长，这是对进城务工子女充满关怀的真情流露，也是对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加大这一工作力度的内在要求。 民工的孩子与其他孩子一样，生长在共和国的同一片蓝天下，享受着四季的同一缕阳光，他们应有与其他孩子一样灿烂的笑脸。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在这一群孩子们中间，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他们的忧郁、愁闷，甚至是失学的痛苦和眼泪。他们并没有错，只是由于他们的父亲母亲是漂泊在城市的民工，他们从事的是繁重的、许多城里人都不愿意干的活，他们所得到的又往往是与他们的劳动付出很不相称的低廉的收入。父母也想让自己的孩子能有书读，有学上，上好的学校，以后有一个好的发展，不要像自己那样漂泊异乡，干一些城里人不愿干的甚至被城里人瞧不起的活。 民工子女上学的政府责任 “他们从小在城市生活读书，却不能成为城市中的一分子，被管理体制排挤到城市的边缘。应该称呼他们为‘城市新市民’。”北京社会科学院流动人口教育与培训中心主任韩嘉玲曾经针对北京市流动人口子女做了一项调查。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哪里人？答案有两个，一是老家人，二是北京人。“我后悔当时没有设定第三个选择，即不知道。因为在最后收上来的问卷中，就有不少孩子在问题旁边画了一杠，另写：中国人。” 这个结果令韩嘉玲心酸。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她甚至不愿意用“民工第二代”这个词语来称呼这群孩子，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阳光的词语：“城市新市民”。 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王新新告诉记者：“从根本上来说，农民工为所在的城市创造了财富，他们的子女有权利在这个城市中平等地分享福利。农民工子女就近上学不是城里人对他们的恩赐，而是他们固有的权利。如何来帮助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发展？我们的政府还需要做些什么？这些都是当务之急的问题。” “但是面对着繁华的城市，他们只能在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读书，不能在北京考学，不能有足够的零用钱，更不能像北京孩子一样进一些娱乐场所。他们承受着父母的高期望，却很难从父母那里得到关心和指导。他们庆幸来到北京读书，这使得自己比家乡的同龄人有了更多的见识和生活经历，但另一方面，他们对城市又有隔膜。这是如此隔膜的两个群体，有些孩子甚至觉得北京人就是靠着出租房子赚钱。他们不愿意重复父母的生活，也不认可周围城市人的状态，一方面羡慕崇拜城市人，另一方面又觉得那些都不属于自己。” 王新新给记者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们要关心这些‘城市新市民’的成长，我认为应该注意这些方面。首先是建立外来工子女就学申报制度，结合计划生育工作，指定机构对学龄外来工子女进行登记，作为政府决策和考核的依据。目前，负责流动人口管理的是公安机关，主要是办理暂住证和出租屋治安管理，并不涉及儿童入学问题。外来工办理暂住证是出于务工需要，绝大多数人并不给其子女办理。因此，外来工子女人数实际上是一笔糊涂账。其次，以‘经费跟着学生走’为原则，对外来工子弟采取灵活多样的财政资助方式。现在有的地方由市本级财政向全市公办学校招收的外来工子弟拨付生均经费，有的是通过发放教育券等形式资助在民办学校就读的外来工子弟。有的是把学校布局调整后闲置的教育设施免费或低价转让给民办学校使用，以降低学校成本、降低收费。这些做法都值得借鉴。” 在顿了顿之后，王新新又告诉记者：“把外来工子弟学校纳入政府管理，建立公办学校特别是名校与民工子弟学校结对帮扶制度，抽调公办学校有经验的校长、教导主任和教师到民办学校担任兼职指导员。比如，广州市天河区，去年在全区推广这一经验，选派公办学校中层以上干部到外来工子弟学校担任指导员。这些指导员在外来工子弟学校全职、无偿工作，为学校管理和教学出主意，促进学校上等级、创特色、出品牌。目前，该区已有7所外来工子女学校晋升为区一级学校。最后，我们应该鼓励各类市民团体、大学生志愿团体到外来工子女学校进行支教和帮扶活动，组织公办学校学生与外来工学生共同活动，拉近外来工子女与普通市民之间的心理距离。否则，孩子长大进入社会后，不同阶层之间的互相接纳就有麻烦了。如果外来工子弟从童蒙开始就打上标签，圈定在弱势环境中成长，这些‘城市新市民’今后如何能认识、融入本地文明社会？”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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