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城市民工生存状况调查(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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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4月13日10:30 周末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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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民工的“性福”生活在哪里 “休息日的时候，会和工友闲逛，去解放碑附近看美女。”25岁的于贵有略有些羞涩地说。在他刚到重庆市里打工时，就有同村先进城的伙伴告诉过他，重庆的解放碑附近是美
一个25岁民工的苦闷 采访时间恰好是周末的晚上，他刚从外面吃了“串串香”(重庆街头的低档火锅)回来。“我们一个村出来打工的几个人因为打不同的工，过完年到现在都没有见上面，今天好不容易才凑到一起，大家凑的份子。”说话的时候，于贵有口齿显得有些不灵活，他解释说因为高兴喝了好几瓶啤酒。“吃完饭他们都去‘斗地主’了。” 于贵有和他的伙伴们的业余生活很简单，就是喝喝酒打打牌，偶尔去街上看美女“养养眼”。于贵有是重庆郊县的农民，到市里打工已经五年了。“我前年娶了老婆，一个村子的。她在家照顾4个老人，我想去远一点打工但是不放心家里。”但事实上，除了过年，于贵有几乎很少回家，他在一家建材市场帮人家上下货，一个月能挣上600元，自己一个月大约用掉200元，剩下的全部给家里。他住在石桥铺附近，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屋子住着4个人。于贵有告诉记者，他原先住在石桥铺白鹤村的一个四层小楼里，14间房全部是租给打工者的。“那里全村居民几乎都修了房，绝大多数用于出租，因为租金相对较低而供不应求，起码住了上千民工。”回忆过去住的地方，他的语气中流露出淡淡的感伤，“每天傍晚下班的时候，像我一样的人往来不断。不过过完年后老板告诉我，要拆迁了，我只好搬了，还住在附近，习惯了。” 说起老婆，于贵有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觉得挺对不住她的，家里的事情全靠她了。我挺想她的，两年了很少在一起。”他的喉咙沙哑起来，“以前住的一个舍友趁着这次搬家把老婆接了来，看见他们两口子，我很难受，我也想接她过来，但是条件上是不可能的。”于贵有说，老婆很贤惠，但是没有城里的姑娘漂亮。“样貌一般，没得钱打扮，不像城里的女孩子打扮得那么‘妖精’。”他饶有兴致地比较着，眼睛一会儿亮一会儿黯淡。 于贵有告诉记者，他当时并不想这么早结婚，因为家里条件不好，他想等挣上“大钱”了再考虑。但是父母怕他在外面染上坏习惯。“村子里有这样的人啊，在外面打工时玩小姐结果得了性病，花了好多钱都治不好。”于贵有的婚事是父母决定的，对此他显得有些无奈，“而且他们上了年纪，一方面想早点抱上孙子，另一方面也需要人照应。我是独子，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对长久过不上夫妻生活，于贵有坦言很苦闷，说自己原先并不是多喜欢喝酒，但这一两年喝得多了。“喝完酒吗，就和他们‘斗斗地主’，看看有刺激性的碟子。曾经有工友拉我去找小姐，我不肯去，要花钱不说，还可能得病。”高中毕业的他平常经常看报纸，“报纸上都写着有人因为找小姐得上了艾滋病，那会要人命的。我是我家惟一的苗，要传香火的。” 两份调查 于贵有说，自己目前的条件比起很多“棒棒”(重庆对帮人挑货者的俗称)算是好的，等再好一点，还是要把老婆接来，以解相思之苦。“我去看过‘棒棒’住的地方，像我现在住的这么大小的屋子，阴暗、潮湿是一样的，但里面住了20个人，一种特制的上、下两层‘大床’，每层有10个铺位。虽然便宜，2元一晚上，但是太难过了。”他皱皱眉，“我有能力的话，还是要把老婆接来，哪怕房租贵点。不接来不行啊，我是个正常的男人。” 今年1月，重庆市民营企业家、市工商联会长尹明善曾组织各区市县工商联，对重庆自营劳动农民工现状进行了调查，并形成了《城市自营劳动农民工现状调查报告》。在这份调查中，有数据表明，重庆城区约有36万农民工，其中85%以上都是本市户籍，其中自营农民工30余万。他们群居在最廉价、最不卫生、最不安全的陋房内，极易患上各种疾病。人均占用住房面积少则3平方米，多不过10平方米，有的甚至住楼梯间、危房、工棚等，因此能过上正常夫妻生活的民工很少。 该调查表明，来自本市农村的占总数的85%，男女比例为62∶38。他们整体文化水平低，文盲占6%，小学文化占47%，初中文化占39%，而像于贵有这样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的仅占8%。“上不起学，所以出来打工。因为没有文化，一些民工根本没有性病知识，在极度空虚以及性压抑下，会采取找‘小姐’的方式来解决，染上性病后大多也是通过自购药品治疗，或到私人小诊所就医，根本无法治愈。”重庆社科院一位学者如是说。他指出，民工进入城市后，仍然维持旧有的思维方式，显得与城市发展节奏格格不入。《城市自营劳动农民工现状调查报告》也显示，民工白天忙于生计，晚上无所事事，只有通过看电视、看录像、打牌或到一些不健康的娱乐场所去“消遣”来打发时间，有的甚至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而部分独身在外的男女青年农民工以滥交朋友来填补精神空虚，把这种畸形的男女关系作为发泄和寄托对象。 3月底，辽宁营口女医生孙云环上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民工申诉“性权利”。一时间，关于民工的“性权利”成为一个热闹的话题。而记者从重庆当地的一家媒体了解到，重庆沙坪坝区有关部门对100个民工的精神生活状况展开了调查，结果显示性压抑成为民工一大痛楚。与《城市自营劳动农民工现状调查报告》所述相同，民工消遣方式单一。男性民工无所事事67%、找老乡聊天40%、“斗地主”或者打麻将19%、打电话19%、喝酒11%，5%的男性民工坦承自己找过“小姐”。而女性民工主要的消遣方式有：给家里打电话52%、逛街35%、找老乡聊天28%、看书读报27%、吃完就睡20%。 调查显示，50%的男性、53%的女性民工表示，他们交朋友的渠道是老乡，除此之外，48%的男性、66%的女性的交友对象是“一起打工的”。 在“据您所知，其他跟您一样在城市打工的人很久没过性生活了，他们会选择干什么”这一道选择题时，男性民工21%选择“找小姐”、18%选择“整夜睡不着”、18%选择“喝酒麻醉自己”、25%选择“看黄色录像”或“讲黄色笑话”；女性民工有19%选择“拼命干活发泄”、5%选择“强忍着”。 调查显示，已婚夫妻打工而两地分居，长期没有性生活时，24%的男性、33%的女性“整夜睡不着”。39%的男性、55%的女性民工通过“给家里打电话”来度过漫漫长夜。 于贵有告诉记者，最近他也在报纸上看到了这条新闻。“就是一个新闻吧，不可能有具体的解决办法。‘性权利’就是一个概念吧，比这个更紧迫的事情多了。我觉得，和同伴们互相发发荤段子，笑一笑也就过去了。” 爱情漂在重庆 这些天，23岁的杨莉正在和男朋友李俊闹别扭，所以看见亲热缠绵的情侣客人就生气，服务的时候有时故意装作没听见他们召唤。正是上生意的时候，老板看了把她拉到旁边一顿臭骂，她一脸的沮丧。一直非常繁华的南滨路今年因为受拆迁的影响，餐饮生意开始冷清，杨莉打工的店生意也没有以前那么好，随时有减员工的可能，但杨莉的心思全然不顾这些了。 杨莉在重庆南滨路上的一家火锅店做服务员。她的家也在重庆的郊县，打工已经七八年了。“我南下到过广东的东莞，在那里的一家鞋厂做。渐渐年纪大了，在那里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就回来了。”她语气平淡地告诉记者，仿佛在讲一个不相关的人。 有数据表明：在外打工的农民将近80%左右的人都表示最终是要回到家乡寻找配偶的，他们普遍认为外面的感情不牢靠。“广东男人大男子主义，我受不了。其他地方来的，我连对方有没有结婚都不知道。”杨莉就是有这方面亲身感受的一个。她和男友的分歧是：男友不想结婚，借口是要多挣点钱，但杨莉不这么想，父母还不知道她已经和男友同居一年多了，期间还打过一次胎，她想赶紧结婚。“从小父母就告诉我，女孩子行为举止不能随便，不然会遭到别人的指点。但现在，唉！”她叹了口气，“我不想再拖了，就认他了。” 问她是不是很爱男友，她反问记者：爱情是什么？神色怆然。她透露说，男友对她并不是很好，根本没时间也没精力来照顾她，她也希望如同城里的女孩一样被人呵护，但她明白自己的条件，所以不奢望。“只要有自己的家就好了，趁着年轻生个孩子就巩固了。”她又叹了口气，直言不讳地说，“这么多年在外面打工，虽然苦，总觉得比家里强，因此不想回到农村，就想在城里呆着。” 记者从掌握的数据来看，民工寻找“另一半”的主要途径是老乡介绍、婚介征婚、自由恋爱、媒体征婚等几种方式，但成功率往往很低。由于出身不同、地位悬殊，找个城里人更成了他们的梦想，甚至使一些人丧失了在城市里继续生活的勇气。四川大学华西心理卫生中心的马愉根教授指出，对民工的性压抑和性饥渴，社会应该给予一定的理解，并且需要积极疏导，如果任由民工自行解决或沉溺其中，势必会给社会带来一定不良的影响。 沉默了好一会的杨莉在记者准备结束采访时又开了口。她像是下定了决心，说要再去和男友好好谈谈。“如果还是不答应，怎么办？”记者问她。她摇了摇头，说不会离开他的，已经过惯了和他在一起的生活。“有个男人在身边，还是好的，起码不寂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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