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谁该对民工健康负责(4)

　　武汉：谁该对民工健康负责？

　　本报特约记者 渐 飞 本报记者 张 辰

　　民工王昌胜死里逃生

　　4月9日，武汉狂风大作，暴雨如注。汉口一个建筑工地上，48岁的王昌胜坐在工棚里望着外面说：“又可以休息一天了。”

　　王昌胜是从随州农村来武汉的，记者见到他时，他在汉口一个建筑工地上。当时，他正与工友挤在工棚里吃饭。他又黑又瘦，捧着饭碗的手，虎口处裂了几个大口子，指甲缝里还残留着黑糊糊的一层泥。谁能想到，就在一年半前，因为胃出血，他差点没了命。

　　2000年9月，王昌胜来到武汉，通过老乡介绍，到汉口一家建筑工地当小工。平常，他在建筑工地上拆迁、挑石灰，一天工作10小时，工资是30元钱一天，一个月一天都不休息，这样下来每个月除了300元钱左右的吃用，能存上600元钱左右。

　　去年，王昌胜在一个拆迁工地上做事。每天从早上6点工作到晚上7点，中间只有半小时的吃饭、休息时间。赶工期时，甚至要加班干通宵。肚子饿是常事，饿了就只能忍着。时间一长，就把胃给饿出病来了。

　　前年冬季，他在工地上抬砖块，突然觉得胃阵阵抽痛，比往常来势更凶猛。他不想让工友顶班，就硬撑着继续干。哪知，歇了一会儿之后，胃越来越痛，豆大的汗珠开始一颗颗地从额头滴下来，浑身没有一点力气。

　　去班长办公室请假的两分钟路程，他足足走了15分钟。晕乎乎回到宿舍，倒在床上就起不来了。四顾无人，王昌胜感觉要出事，呼吸困难，心好像要跳不动了。

　　到了下午3点，王昌胜开始吐血，咖啡色的。傍晚6点多，妻子从工地回来，见丈夫这个样子，急得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赶忙叫了辆三轮车来，想送丈夫去医院检查，但王昌胜死活不肯。他说，老婆，不要去大医院，那里要好多钱的，我们花不起啊。老婆一边哭，一边带着丈夫去了家私人门诊。

　　诊所医生没有多问，就给挂了瓶吊针。王昌胜刚觉得心里舒坦一点，但针头一拔掉，马上又开始吐血了。医生说，赶紧弄到大医院去，不然要死在我这儿了。

　　送到一家大医院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医生一检查，发现是严重的胃出血。当时两人掏遍口袋，总共也只有500多元钱。没钱治，怎么办？王昌胜对妻子说，咱家上有老下有小的，父亲年纪也大了，就不用治了吧。妻子当场在医院号啕大哭，说什么也不肯放弃治疗。

　　后来王昌胜在医院动了手术，加上住院，前后一个多星期，共花了1万多元钱，全部是从亲朋好友那儿七拼八凑借的。在医院多待一秒都是难受，多住一分钟都是钱啊。王昌胜不顾自己身体还没痊愈，很快就出院了。

　　“医生说，像我这样得过严重的胃出血后，不能干重活，可是没有办法啊，不干活，怎么还钱，怎么养家呢？”王昌胜带着一丝不太容易发现的愁苦，“出门在外的，就怕生病呀，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身体养好，不要再拖累家人了。”

　　面对“三大杀手”，还能扛多久？

　　内科专家指出，王昌胜患的胃疾实际上在民工群体中是普遍存在的，“从他们的工作性质来讲，远离家庭，毕竟生活上的照顾比较少，饮食不规律，冷一顿热一顿，所以胃病比较容易出现。还有工作强度也比较大，一般从早晨忙到夜里，所以身心比较疲劳，有时候赶施工进度，精神比较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出现消化系统、神经系统的病变。”

　　然而让人担忧的是，由于条件限制，很多民工对身体出现的健康问题并不十分重视，常常是能扛就扛过去了，这一扛，就扛出了不少健康隐患。

　　武汉中原医院不久前曾为当地的民工进行了免费体检，检查结果显示，民工身体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中原医院的周晖主任表示，医院方面为民工进行了血液生化、胸透、B超、尿液分析等项目的检查，还进行了外科、五官科、男性专科、女性专科等临床专科的免费检查。前来体检的民工80%集中在建筑和餐饮行业，大部分人每天工作时间在8至10小时左右，有的长达12个小时甚至更长。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流动性大，卫生、生活环境较差，没有医疗保障、卫生知识缺乏等等，这些使他们成为传染病、食物中毒最易暴发的一个群体。检查发现，40%以上的民工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健康问题，其健康状况远低于城市市民的平均水平。首批参加体检的121名民工中，就发现了1名急性肺结核患者，乙肝“大三阳”“小三阳”共有28名。不少农民工患有肌肉劳损、骨质增生等疾病，这与他们工作时间较长、劳动强度大有关。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也是民工的高发病，这与民工饮食卫生条件、工作环境粉尘污染有关。

　　尽管检查是免费的，仍然有相当数量的民工没有能如约来参加体检。周晖表示：“一是部分用人单位不准请假，他们不肯因为体检而耽误自己的工期；二是部分民工心疼请假扣掉的半天工钱。不少民工在武汉打工10年以上，却从未进行过系统的体检。可是他们还能扛多久呢？一旦患病，对他们来说，不仅会威胁到个人的健康和生命，还会因此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

　　著名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郑功成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收入有限，加上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民工们在打工的城市生病了能扛就扛，随他们漂泊到城市的妇女也多是在家或找地下诊所生孩子，结果造成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较高，普通疾病、工伤、职业病已经成为民工健康的“三大杀手”。民工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对城市、医院、单位乃至城市居民的信任危机：一是担心传染上传染病后无钱医治或在医治中受歧视，有的民工被传染后到医院就医时就因交不出巨额医疗费用而返乡，变成了新的传染源；二是害怕被隔离，民工在城市长期生活在边缘状态，长期处于一种受歧视的地位，既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又缺乏相应的社会保护机制，从而形成很害怕被隔离的心态；三是部分雇主因生产经营问题而停工停业，随意辞退民工，或者不再支付民工的工资，导致民工生活无着，使得他们不得不无奈返乡。

　　民工生命健康受威胁，谁之责？

　　“干的是最脏、最累、最苦的活儿，住的是最挤最闷的‘窝棚’，吃的是最差最少的饭菜。”这句出自一位民工之口的话可以看作是当今多数民工生活的缩影。在武汉很多的工地，记者都能看到类似的一幕：在一家工地，10多顶绿色帆布帐篷散布其间，这就是工人们的“宿舍”。靠近院门的左侧，在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简易伙房里，一名炊事人员正在一块横放着的木板上面切刚刚洗过的萝卜。尽管已经洗了两遍，但洗完萝卜后的水依然浑浊。旁边的一个水泥池子里盛放着半池水，池底上似乎是一层泥土，黑乎乎的。池水就是平日的生活用水，是用水管从别处抽过来的。如此简陋的建筑竟然是整个院内唯一的“伙房”。其他工地的伙房，其主体也就是一个燃煤大灶，要么直接设在工人住宿的帐篷里，要么兼作炊事人员的宿舍。

　　“冬天情况还好一些，夏天那些冬瓜放在地上，苍蝇爬来爬去，有时候师傅连洗都不洗，一下就放到锅里了。”在这些工地，民工食堂连最起码的硬件设施都得不到保障，更不要说规范操作了。在这样的环境下，任何一个环节中都潜伏着食物中毒的隐患。

　　这种简易食堂墙上都没有贴卫生许可证。一民工告诉记者，就算有证也是走形式。食堂师傅的健康证只要交点钱就能办，从来没听说他们去体检过。

　　然而当记者问到，“住这样的地方感觉如何？”“吃这样的饭菜感觉怎样？”“现在的生活对健康有没有影响？”一位民工的回答只有三个字：“习惯了！”没有餐桌，也没有大鱼大肉。下班后，他们就这样几个人围在一起，架几块砖头，铺上一块木板，就可以吃饭了。健康，成为这群人最自信也最无奈的一件事。

　　对于民工的饮食卫生安全保障，国家卫生部法规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除了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外，各地也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规和管理办法来保障民工的饮食安全。如《建筑工地卫生防疫要求》、《工地食堂卫生管理要求》等。

　　既然有这么多法规保障，为什么民工的生存质量依旧被严重忽视呢？这位工作人员解释说，主要原因一是建筑工地的主管部门，还有建筑工地的负责人对食品卫生重视程度不够；再一个就是民工的法律意识，尤其是对食品卫生的法律意识不高；第三就是监督管理工作也存在一些薄弱的环节。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光研究员认为，民工生命健康受到威胁，归根结底是卫生部门监管不力所致。

　　“市民待遇”对民工是种奢望？

　　据统计，武汉市的外来流动人口有120多万，大部分是进城打工的民工。据武汉市卫生部门的调查，农民工中流行病、职业病的患病率普遍高于常住人口，在2000年武汉市结核病防治所的一次抽样调查中发现，其感染肺结核的比例比常住人口高出近一倍，其中患有传染性肺结核的比例也比常住人口高出一倍。在获得“市民待遇”以前，他们子女的免疫等问题是“心中的痛”。计划免疫只针对有本市户口的居民，一些民工的子女如要接种疫苗，不得不劳神费钱回原籍接种。

　　仅乙肝疫苗，就要分期接种3次。大部分民工为了省路费，索性就不接种。这给他们的身体健康留下极大的隐患。记者发现，医疗费用的高低是决定民工是否就诊与怎样就诊的主要因素。一些就诊方便快捷、价格便宜的个体诊所因此成为首选。和大医院相比，一些集中在背街小巷和城乡接合部的个体诊所更受农民工的青睐，但其中不乏非法行医者。除了证件不全，非法行医的诊所还存在消毒不严格、诊疗不规范等问题，极易造成交叉感染，增加疾病传播的可能性。

　　在武汉打工的孝感农民刘江，今年48岁。今年2月份，他在医院里检查发现患有肺结核。医院马上将他转送到区结核病防治所。刘江说，开始觉得浑身乏力，以为是太劳累了。防治所给他拍胸片作了检查，强制他要接受治疗，连续吃药半年。正当他担心无力负担医药费时，医生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治疗一个疗程需半年，需药费300多元，复治病人一个疗程需花药费近700元，再加上拍胸片复查、查痰等等费用，高达数千元。

　　刘江说，如果是自己掏钱就会放弃治疗，“慢性病可以挺一挺。”比起前面的民工兄弟，刘江赶上了好时光。武汉市实施的结核病防治计划项目，让每一个患者都可以享受免费治疗的优惠政策，包括民工。民工享受“市民待遇”不再是奢望。

　　目前，民工的医疗问题已受到关注。国内个别城市在已经开始进行的城市医疗救助制度试点中，将民工纳入到救助对象中。比如深圳市，针对外来劳务工在深圳就医难的问题，提出了初步的解决方案，即每月只要缴交20元左右的医疗保险，就既可保“住院”又可保“门诊”，这意味着劳务工在深圳也能用医保看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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