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北京皇城艺术馆中举办的毕加索版画展，无疑在媒体中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而大量关于毕加索展览的市井内容充斥其中，希望这种宣传上的一时性的狂热，能转化为国人对艺术的真正关注
【作者】费邦仁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最近发生在北京的文化推广活动总是标新立异，并且成绩斐然。春节期间，《北京晨报》曾经推出以当天的“晨报”换取美术馆的门票，观看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素描的活动。相对于美术馆不算便宜的门票，这样的举措无疑增加了这个比较学术的展览的推动力。
毕加索版画展在经过广东、上海两地之后，落脚在让人感到陌生的北京皇城艺术馆。《北京娱乐信报》急忙跟进，效仿《北京晨报》的做法：持“信报”，看大师。只要你手拿当天的报纸文化版，就可以省略掉美术馆的门票。对于读者而言，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
不同的“登堂入室”的方式只是毕加索带给北京初春文化生活的序幕，媒体的工作远远没有完成，在接下来诸多媒体的报道中，种种关于毕加索展览的市井内容接踵而来：“投保金额为1亿元人民币”，“一张画是倾斜的，这是因为装裱过程中没有固定的缘故”，“毕加索北京艺术大展含金量高”，“武装警卫押送”，“毕加索原作做客广播电台”，“展品均价值连城”，“展览不设隔离线”，“毕加索茶碗疑为张大千赠”等等。媒体使足了力气渲染这位在巴黎成功的西班牙人在北京的遭遇，几乎恢复到了当年毕加索在“蒙马特高地”时的“八卦”风采。
的确，关于毕加索版画展的报道没有失实的地方，媒体是可信任的。但是在太多的信息之外，我们看到的毕加索似乎还活着，甚至在操纵着他在东方的眼花缭乱的表演，而且他会很满意他的“成果”。和他相比，他的同胞萨尔瓦多·达利在两年前可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当时达利画展的广告竖立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像是个即将上映的“大片”，可是展览的效果却差强人意，看来这是一次用力过猛的举措，达利的名字自然有号召力，但是只局限在业内人士或者爱好者当中。在中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西方现代画家只是凡高和毕加索才有，所以法国印象派展览的法国方面发言人在画展之前遗憾的说这个展览很棒，只是缺少了凡高——
多年前，德国收藏家路德维西夫妇捐献给中国美术馆的藏画当中有两幅毕加索的作品。这两幅油画和捐献的其他众多大师(更多的是当代艺术家)的作品经过短暂的展出之后就不见踪迹。在路德维西夫妇捐献的时候，专用的空间和永久展出是作为条件提出的，可是观众只是偶尔在美术馆能够看见被“拆散”的路德维西捐献作品展览，几乎再也不能见到全貌。与当时声势浩大的展览宣传和规模相比，这些展品在今天甚至无法成为人们的回忆。而作为在一个国家级艺术馆中举行的展览，显然和私人收藏的性质不同，如果艺术品被束之高阁或打入仓库的冷宫，无疑违背了作品原有的与观众交流的意义。
在一件文化事件开始的时候，无论是媒体还是大众都给予了足够的热情。奇怪的是，似乎总是看不见专家的富有责任的言论。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行为当中，专业机构(比如美术馆)、专家(比如美术史家)、业内人士(比如画家)应该用他们掌握的权力和知识使外来的文化适应本土的现实，而不是仅仅作为打着“含金量”幌子的“西洋景”，使那些为人类精神世界奉献出才华的大师之作，不至于在中国蒙上过于喧嚣的色彩。对于促进当代中国艺术的发展来说，使艺术大师们的作品成为国人文化生活中的易于接近的内容，而不是使之成为市场化运作的短期行为，也许是更有持久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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