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公款、私款消费的含金量何以不同

　　作者：陈宪

　　如果将货币分为公款、私款，不难发现，它们有着不同的“含金量”(指购买力)，即等量货币≠等量购买力。近来的两则新闻和以往的观察，足以验证这一“假说”。

　　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在一个高级娱乐场所按摩脚时，听按摩小姐张某说买房

缺钱，竟一次送给张某20万元。尽管高级娱乐场所的价格不菲，但只做个脚摩，往大里说，500元也撑死了。毕给的20万元是该价格的400倍。

　　广州市人大代表反映，不少政府机关今年的电脑预算是2.5万元一台。尽管财政部门解释，这些电脑配置较高，还需要两三年的售后服务，但无论如何这个价格是离谱了。该预算价至少比市场价高出1倍。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公款消费和私款消费的差别。在饭店吃饭，吃不完打包的，大多是私款请客或家人小酌；点上一大桌鱼翅、鲍鱼之类佳肴的，不用说，公款埋单。在超市购物，大包小包往推车里装的，大多是用“购物卡(券)”消费的，而这些卡或券又大多是由公款转化来的。以人均GDP或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参照，中国眼下那些高档奢侈品市场的购买力不低，这些购买力少数有实力的富裕群体的正常消费表现外，不是公款消费，还能有什么解释？可见，公款消费和私款消费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是非理性的——购买力非最大化，后者是理性的——购买力最大化。

　　用公款消费，一掷千金，20万元洗个脚，也算开了先河，这和贪污无异。从现有报道中无法了解毕在付出这20万元时，这笔款子是公款，还是已纳入囊中的贪污款。是前者的可能性较大，这是因为，贪污的成本其实不低，不仅难免惊吓、睡不好觉，而且，一旦败露，就身败名裂，因此，落入私囊中的公款，即具有私款的性质。

　　这些年来，政府进行了不少试图用好纳税人钱的改革，如要推行公共财政制度；又如，政府采购制度已推行多年。但实际情况依然没有太大的好转。大抵了解些公共财政制度的人都知道，我们现在的财政制度距离公共财政制度还比较遥远，仅透明度一项，就差老鼻子了。政府采购制度实行了这么多年，并没有形成一整套有效的监管机制，没有全面推行“阳光程序”，致使2.5万元一台的电脑预算仍然存在。

　　如上所述，政府是在用纳税人的钱即税收。关于税收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税收是一个价格加成，会减少需求，进而会带来无谓损失。如果税收没有用好，则无谓损失将继续加大。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懂得有政府就有税收的道理，但我们希望低税负，尽可能减少无谓损失；我们还希望政府能够用好税收，尽可能用较少的钱办更多的事，不要使无谓损失再无谓地变大。当然，政府做事的多少与花钱的数量，是有正相关关系的。但是，政府不是事做得越多，老百姓就越满意；更不是直接花钱越多，事就做得一定更好。积极的经验是，政府至少不要做老百姓并不领情的事；政府不要过多地直接花钱，而要通过诸如真正市场化的招投标方式间接地花钱，这样就会事半功倍。

　　在市场经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主要来自市场机制。政府所要做的，主要是维护公平，同时也要增进效率。因此，政府直接支付的钱，大头就是所谓转移支付，即不需偿还的福利性补贴。这些福利性补贴一经付出，即成为私款。以增进市场效率为目的的政府购买，一般以间接支付为好，即在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监管下，通过以市场化原则运作的采购中心购买。同时，对于那些握有审批财政资金的官员和机构，应当实行严格的轮岗、审计和其他监察制度。即使这样做了，并基本做到了，仍然不可能使公款与私款等值，但情况会大有好转。

　　总之，除转移支付外，政府要尽量减少直接花钱，并对花钱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行源头治理。这样就会使公款与私款的“含金量”接近起来，进而使货币整体的购买力趋于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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