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到蒋介石 他们用长征改变中国(3)

　　王家烈 “闹饷”丢官

　　1934年底，贵州军阀王家烈在得知红军将进入自己辖区内时，便开始盘算如何借“剿共”之名一统贵州，趁机扫除割据盘江、赤水、仁怀等地的犹国才、侯之担等“异己”。不过，他虽有此预谋，却忘了去防范更精于心计的蒋介石，以至于在3个月的时间里，接连被削权、失兵，去职。

　　当年12月，由吴奇伟、周浑元等率领的“中央军”进入贵州，然后竟然撇开红军，直奔贵阳而去。闻得此讯的王家烈急出贵阳，于薛岳驻营处求见，但薛岳避而不见，“中央军”直接接管贵阳。此后，蒋介石要王家烈在军长和省主席两职中选择一职，迫于无奈，王家烈让出省主席的位置，希望能保住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的实权。但蒋介石的目标并不仅于此，他任命王家烈为二路军“追剿”总指挥，把他彻底调出了贵阳。贵州多产鸦片，王家烈的部队号称“双枪军”，给红军留下了“一击即溃”的口碑，至1935年4月上旬，王家烈的部队已消耗过半。

　　当蒋介石飞抵贵阳亲自指挥“剿共”时，更布下了“闹饷”奇招对付王家烈。红军于4月24日进入云南境内后，蒋介石令王家烈整编队伍，再将其军费缩水为10万元。尔后，又用重金收买王家烈手下的师长何知重、柏辉章，以加入“中央军”为诱饵，让二人怂恿部下“闹饷”，武装逼迫王家烈下野。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兵饷不足是军队面临的最大问题，士兵闹饷常常酿成政治事件，因闹饷而杀掉长官的事并不罕见，整营士兵因此投向敌方更是司空见惯。全国军阀中，惟有蒋介石有江浙财团支持，能够确保“中央军”军饷不至匮乏，这也是王家烈手下贪入“中央军”的原因。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红军士兵坚守共产主义理想，没有兵饷照样忠于革命，这或许是红军和国军的最大区别。

　　4月26日，自知大势已去的王家烈连发四次辞职电报给蒋介石。稳坐贵阳的蒋介石批准了王家烈的辞呈，给他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虚衔和5000块钱旅费，一代军阀就此沉寂。

　　王家烈去职后，曾对人说：“中央军对待贵州人，比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还不如，我们贵州人今天实在有亡省的沉痛感觉。”不过，王家烈能够全身而退，或许还应当感到庆幸，随同蒋介石到贵州的陈诚曾向蒋进言，借“闹饷”之机，杀掉王家烈，幸好蒋介石几经权衡后没有采纳此建议，王家烈才有机会去做寓公。

　　在西南，蒋介石拿下的并非只有王家烈。经过在峨眉山上的三期军官培训和调整，刘湘在四川的势力大大衰弱，西南各省军阀，惟有“云南王”龙云水火不进，蒋介石要调动滇军，需先封龙云为行动总司令，然后才肯出兵。

　　红军入滇后，薛岳曾想故伎重演，被龙云派人警告“君若带兵前来，则大可不必”。蒋介石遂采取收买政策，于1935年5月承诺装备军饷，又许诺将滇黔绥署主任的位子留给龙云，换得龙云的合作。但10年后抗战胜利之时，蒋介石将龙云的嫡系部队调往河内受降，暗地里则派杜聿明率部趁夜占领昆明，包围龙云府第，然后下令免去龙云的职务，调往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与王家烈做同事。不料龙云竟然据五华山(省政府所在地)之险盘踞不下，拒不受令，双方激烈交火3日，伤亡上百人，终于迫使龙云下山，结束了在云南18年自成一派的统治，这已经是1945年10月4日的事情了。

　　李德 被遗忘的“局外人”

　　李德，这个又名奥托·布劳恩的人，在回忆录《中国记事》中曾说，1935年他在中国受到了“无礼”的待遇，他把遵义会议说成是一次由毛泽东发起的针对他的阴谋。在遵义会议上，他为自己的失误辩护，但其他人认为这就是他的失误。会议结束后，李德的身份就悄然变成了长征中的普通一员，或者如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说的那样，成了一个“局外人”。

　　从此，历史上关于李德在1935年以后的记录就日渐稀少，无论是他的回忆录，还是关于长征的史料，所记都不是很多。1935年1月，李德主动要求到林彪的第一军团去，目的是为了在前线亲自观察被红军将领推崇备至的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从他晚年的回忆来看，他始终没有了解这种战术的意义，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也一直持蔑视的态度。

　　在第一军团，林彪对他的态度一点都不客气，呆了不长时间，李德就又返回中央纵队了。此外，两年来一直为他担任翻译的伍修权也获得新的任命，成为彭德怀领导的第三军团的副参谋长。往后，关于李德的记录就消失了，那些走在长征队伍里的人都不太注意这位军事顾问，但他肯定在队伍中，并坚持走完了长征，一路上仍然受到首长级的待遇，在红军面临较大的困难和分歧时，毛泽东甚至也会征求他的意见。

　　从军事顾问这个称谓上来看，李德与冯·塞克特的职务性质相同，但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李德成了中共中央事实上的最高决策者。一个不通中文、不了解中国也未曾有过指挥作战经验的德国人，却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官，这被后来研究历史的人总结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幼稚所致，但同时也说明那群探寻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年轻人对信仰的虔诚。

　　在1934年“反围剿”战役中，实力悬殊的双方竟然都应用了同样来自德国的阵地战术，这充分显示了李德的军事才干有限。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后，还没来得及有机会实践便被派到中国来。因此，李德的指挥僵化教条在所难免，何况他对中国的国情一无所知。在李德的回忆录里，他为自己辩解说，是中国人自己把指挥权交给了他，而他始终只是作为一名顾问提出自己的见解而已。但在长征前和长征中，李德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他所说的，毛泽东在背后把他称为“太上皇”。

　　1935年1月，郁闷的李德陷入语言困境中，他并不了解红军此时提出的“艰苦奋斗”的意义，而只是感觉得到的待遇越来越差，他要自己煮咖啡和做其他的事情，而且他住的房子也越来越处于次要的位置。红军中的下级官兵单凭他马背上的各种特供品，就已对这个外国人产生了不好的印象。很多晚上，他和博古以打扑克度过。

　　骑在马背上的李德已经有一年未曾接到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他当然也未曾了解到，在斯大林的影响下，共产国际已经有了比较大的改变。1935年7月的共产国际七大上，不仅提出要从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出发制定方针，还提出要避免直接干涉各党内部组织事务的要求。而在此之前，毛泽东用自己的实践取代了经院派的教条，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步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长征结束后，李德被安排到红军大学教书，1939年夏奉命返回苏联。此后不久，共产国际就在斯大林的指导下解散了，他本人则于上世纪50年代回到德国，并从1963年以后，开始发表关于他在中国这7年的文章和书籍，既为自己辩解，又趁机贬低中国革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的书曾经风靡一时。

　　冯·塞克特 最后的预言

　　在1935年的春天，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在中国的声望达到了顶峰，但他的身体也到了透支的极限。他病倒了，不得不物色新的人选接替他的位置。

　　一年前，冯·塞克特取代前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乔治·魏采尔，成为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第四任总顾问。这位已经退休的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得到了蒋介石超乎寻常的信任，他被授予一个独特的职务——“委员长委托人”，以代替蒋介石对军政官员“训话”，即使是军政部长，也必须定时来聆听他的教诲。

　　此时的德国正忙于扩军，对犹太人进行清洗和隔离，在亚洲则积极地与日本进行军事合作。但对中国，它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和气，以冯·塞克特为代表的一批元老在中国的成功影响了希特勒的决策。从1934年开始，希特勒开始了新一轮的军备扩张，但德国经济尚不足以支持如此浩大的军备费用，冯·塞克特在中国的使命并非辅佐蒋介石，而是要赶紧把德国军工急需的稀缺资源弄到手。

　　蒋介石从1927年开始聘请那些声名显赫的德国退役将军担任军事顾问，为其制定军队改革方案，训练军团，甚至亲自参与指挥作战。“许多人从这里得出结论，认为希特勒因此想扶助中国制衡日本，但实际上，这些退伍军官是以个人的名义来的，他们并不代表当时德国政府的立场。”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说。

　　自从甲午海战输给了用德国军事理论武装起来的日本军队后，中国的军阀就倾向于从德国人那里学习军事，蒋介石也不例外。德国顾问在中国活跃了10年，直到1937年希特勒下令他们回国为止，总数多达130多人，为首者称为总顾问。这些人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认为，鉴于他们对中国国情的不了解和当时军阀的各自为政，这些人对于推动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作用，“仅限于训练士兵”。

　　在德国军事顾问中，冯·塞克特是蒋介石最信任和器重的，蒋介石从他那里找到了自己所需的理论——独裁主义。在一次应蒋介石之邀到庐山为军官训练团演讲时，冯·塞克特的开篇便是：“在一切权威荡然无存的时候，只有一个来自人民的人才能确立权威，这个人就是来自人民却又不同于一般人民的人，他必须是个独裁者……”

　　出身于普鲁士贵族家庭的冯·塞克特，在一战期间就已担当德国陆军总参谋长的要职，战后又任巴黎和德国代表团军事代表，1926年，他以德国国防军总司令的身份退休，此后仍然活跃在政坛。在担任国防军总司令期间，他提出并实施了建立10万“袖珍陆军”的计划，被称为“国防军之父”。虽然他实际担任蒋介石的总顾问时间不足一年，其独裁理论却影响了蒋介石一辈子。

　　冯·塞克特的名字被记载进许多本书中，是因为他的“碉堡主义”在1934年打败了红军，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走上长征的漫长道路。但他对当时中国的实际影响远不止于此。

　　1934年8月，冯·塞克特与南京政府做成了一笔大交易，用德国军火换取钨矿和锰矿。在1935年和1936年里，几乎中国出产的全部钨矿都被拿去与德国交换武器，到德日结盟时，德国已经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而中国则成为德国最大的军火买家，超过四分之一的德国军火都卖到了中国。这就是冯·塞克特的生意。

　　冯·塞克特在1935年4月因病回国后，不久便去世了，他的助手法肯豪尔接替了他的位置，但法肯豪尔面临着更加棘手的局势。1935年底，日本与德国暗地里已经达成协议，公开结盟只是一年以后的事情，对于希特勒来说，中国的价值仅仅在于抓住最后机会再作一笔投机生意而已。而一些德国顾问对中国日久生情，1937年两国断交后，法肯豪尔和其他德国军事顾问仍然冒险留在中国，有的甚至直接参与了指挥对日作战。1938年，希特勒下令通告在华德国顾问，如果迟滞不归，将以叛国罪论处，当年7月，所有的德国顾问终于离开了中国。

　　以冯·塞克特的资历，他清楚地预料到了未来几年将会发生的这一切，并在最后的几个月内作了最大的努力。1935年7月，他的助手法肯豪尔起草了“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进行了预测和分析。后来的历史证明了他们卓越的军事眼光，中国的抗日战争基本上是按照他们预言的时间段进行，直到最后获得胜利。

　　陈毅 那时很瘦

　　“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1935年4月，陈毅写下了他一生中最沉郁的诗句，这两句诗是悼念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和红军总政治部副部主任贺昌的，他们都死在了1935年春天。

　　红军撤离中央苏区的时候，陈毅因为腿伤而留了下来，此外，这也是因为他在5月所写的那些被批判为“鼓吹游击主义，实属典型的机会主义”的军事论著。1934年10月9日，红军和中央机关即将开始长征前，周恩来到医院看望陈毅，并告诉他，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留在苏区领导斗争。

　　以陈毅在红军中的地位，直到中央转移前才知道这个消息，对他而言，这无异于被遗弃了。留下来的红军将领，还有项英、蔡会文、陈丕显、刘伯坚、毛泽覃等，以及两个体弱多病不适宜长途跋涉的人：瞿秋白和何叔衡，他们在转移的途中遇敌。留下来的红军干部大部分都没有逃过还乡团的追捕而壮烈牺牲。

　　在红军走后的一个月内，中央苏区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指挥的留守部队一退再退，最后只剩下一千多人，于1935年由项英、陈毅统领来到粤赣边界的油山落脚，开始了3年的南方游击战。

　　在陈毅来到油山后不久，余汉谋率领广东国民党第1军和第2军的第4师以及江西保安团、“铲共团”约5万兵力，对赣粤边游击区进行“清剿”。每天早晨，粤军都以营连为单位，组织“清剿”队，进山“搜剿”，傍晚才返回驻地。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红军游击队再次被划分为十多支小分队，在方圆八百里的油山与敌人周旋。陈毅和项英都带着伤，不仅不适合野外生存，连活动都成困难。很多次，敌人就从他们隐蔽的地方走过，但他们总是在绝望中获得好运，一次又一次地死里逃生。

　　这段时光，给陈毅带来了许多神奇的传说，成为文学创作的好题材，这些传说有些是真的，但有些并不是他的，总之，他被认为是一个有福气的人。有一次，他发着烧，断了粮，坚持了8天，已经昏迷过去了，围剿的敌军才撤离他所在的那片地方，但他居然又被游击队员找到了。此刻，他们既没有电台可以和外界联络，也没有建立起地下联络站，完全不知道中国革命进行到何种阶段。由于国民党的铁桶政策，游击队失去了老百姓的支持，粮食顿成问题，他们必须要为生存而奋斗，用陈毅的话说就是“像野兽一样地活着”。

　　直到1936年夏天，游击队的活动才开始频繁起来，游击队员又如同火种般扩散。艰苦的环境唤醒了陈毅的灵感，南方游击战成了他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峰，这个时期他的诗作不仅数量多而且不乏精品，《赣南游击词》、《梅岭三章》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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