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到蒋介石：他们用长征改变中国

　　本报记者 孙彦德　71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江西瑞安出发，开始了后来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69年前，在纵横十几个省、历经了无数场战役之后，红军终于突破重重包围，胜利会师于甘肃会宁，从此为中国革命开创了一片新的天地。

　　今天，站在公元2005年4月的时间节点，我们把目光投向70年前。1935年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还在长征的路上，而整个国家也正陷入前途危机四伏、国运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继发动“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又悍然发动“华北事变”，其妄图吞并全中国的野心已昭然若揭。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人们纷纷呼吁当局积极抗战。而面对日本新的侵略活动，信奉“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却以《何梅协定》继续妥协退让，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与共产党的内战上。

　　此时，在中国的西南方，长征途中的红军强渡乌江，进占遵义，于1月15日至17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除了总结红军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外，会议还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因此，这次会议被认为是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经受住了生存极限的考验，为一年后的胜利奠定了稳固的基础。1935年1月至6月，被公认为长征的转折时期，从初期的被动和挨打，到后来的主动和胜利。同样是在那一年，外侮入侵，大敌当前，中国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数以千计的学生高呼“一致对外”的口号走上街头，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在当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转折，成为1935年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1935年上半年不仅是长征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命运的转折；日本变本加厉的侵略以及随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使不同派别在抗日战争的大局前走向团结成为可能，因此也才有了后来的国共合作。

　　沧海桑田，70年后的今天，历史的车轮已经迈进了21世纪的门槛。无论是长征的亲历者，还是当时的国民党高官，亦都或消逝在滚滚红尘，或步入耄耋之年埋名乡间。

　　在经过长期的疏离之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又一次开启了和平和解的交流之门，而人民军队当年以艰苦卓绝铸就的长征精神，也被赋予了更为宽泛的内涵。从革命后代对长征精神的追寻缅怀，到外国友人万里寻觅长征之源，从民间各种纪念活动的铺天盖地，到红色旅游开发热潮的悄然兴起，作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长征仍在以它特有的魅力突破时代和国界，在世界上广为传扬。

　　我们在70年后回望过去，回望1935，那些在岁月的流转中已经有些模糊的面孔，重又活跃在属于他们的历史瞬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李德和蒋介石、薛岳、冯·塞克特、王家烈……他们亲历了大转折的全过程，他们是对手，同时也正是他们共同书写了那一段中国的历史。

　　毛泽东 而今迈步从头越

　　1935年1月，毛泽东走在遵义的街道上，心情和长征初期已经不同，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他又有了做诗的兴致。虽然没有任何正式的通告，他在红军队伍里的地位却在无形中上升。红军在遵义驻扎时，他同王稼祥以及张闻天住在一起，住的是城里最好的房子之一。他们三人被暗地里称作“担架三人组”，在长征开始后的3个月中，毛泽东已经成功地说服了王张二人，他们一起推动了遵义会议中的检讨与反省。这并非易事，因为张闻天若支持毛泽东的论调，就等于否定了他过去两年所作的决定，但他还是在遵义会议上发布了《毛张王提纲》，毛泽东的观点受到了绝大部分与会者的赞同。在被排挤了3年之后，他再次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

　　红军中的分歧并未就此消除，毛泽东也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如后来所表现的那样，黄埔军校毕业的林彪仍然怀疑他的军事素养，其他人难保也有这样的猜疑。此外，困顿的红军需要有人告诉他们，前进的方向在哪里。

　　当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李德和博古把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以至于许多将领都是在出发前才知道这一决定，这个充满了普鲁士军事色彩的决议，深深地伤害了红军，没有人告诉战士，他们究竟要去哪里，去多久，去做什么，这使红军的士气低落。后来这种方法被批评为“军事神秘主义”。在渡过湘江后，随着毛泽东的理论渐渐占据了上风，红军的士气也开始高涨，正如刘伯承所说：“好像拨开重雾，看见阳光。”

　　随着毛泽东重新掌握了权力，红军的宣传和政治工作再次被重视，这些充满了毛泽东个人风格的工作方法，在长征最艰苦的时候成为红军的精神食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1935年2月16日发布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这样写道：“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如同毛泽东的其他论著一样，这些通告总是使用最通俗的汉字表达其思想，以便即使是文盲在听过一遍后也能理解。这些宣传，为毛泽东以后几个月令人眼花缭乱的军事指挥提供了思想保证。

　　在长征中，那些重要的决定都不注重形式，遵义会议中，所有的人没有排座位，先到的人就找把舒服的椅子坐下来，这同长征前在中央苏区的局面有了本质的区别。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他并没有被赋予军事指挥权，红军的军事指挥者是朱德和周恩来，后者是最后决定者。在一渡赤水后，红军在2月初到达川滇黔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小镇时，中共中央的人事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张闻天代替博古成为中央委员会常务书记，毛泽东正式被中共中央指定“协助”周恩来作军事决策。他们从这个时候开始成为一对稳定的搭档，并合作了达40年之久，只是位置发生了变化。

　　此时的毛泽东尚无晚年的百般忌讳，他常常拿刘英和张闻天开玩笑，他们那个时候处在并不确定的恋爱关系中。毛泽东把张闻天称为“明君”，把博古称为“昏君”。

　　获得指挥权后，毛泽东指挥部队灵活作战，先欲渡过赤水河，进而北渡长江，但在发现蒋介石已经调遣了10多万兵力于川南和黔西后，遂决定二渡赤水，5天之内回师黔北，在娄山关获得胜利后，二占遵义，又于乌江边痛击吴奇伟。这一仗是毛泽东掌握中央红军指挥权来的第一场胜仗，意气风发的他于战后即席赋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既写出了他人生的柳暗花明，也暗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浴火重生。

　　在长征中，毛泽东所写诗词甚多，不仅意境皆佳，更难得的是暗合历史事件和革命形势。在长征初期时，他处于“靠边站”的位置，但他没有产生对抗或者消极的情绪，在听闻广东军阀陈济棠答应借道后，他高兴地写道：“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70年前，长征路上的红军正以毛泽东为中心进行着一场斗争。与历史上其他斗争不一样的是，被批评的一方和批评的一方在第二天仍然团结在一起继续上路。

　　蒋介石 未竟全功

　　蒋介石在山城贵阳又一次被毛泽东愚弄了。他于一周前由重庆飞抵贵阳，把“追剿前敌总指挥”薛岳晾到一边，自己亲自指挥起部队来，过去几个月，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

　　从1934年底开始，蒋介石就撇开其他事务，专心图谋西南。他先后抵达重庆、贵阳、昆明、西昌等地，一边“剿共”，一边加强南京政府对西南的控制权，在峨眉山开办军官训练团，“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之下始终如一继续不断地努力”。

　　但1935年3月30日，红军突然渡过乌江，到达贵阳东北部。4月2日，红军切断了通往机场的道路，并做出要进攻贵阳城之势。而此时守城的兵力仅有几百人，如果红军攻城，大概在几个小时内就能结束战斗。

　　蒋介石一边准备出逃，一边命令滇军火速增援。当滇军司令孙渡4天后带领3个旅率先赶到时，蒋介石显然很高兴，对其特地以猪肉白银犒劳，虽然此时贵阳城困已自行解除——红军早已奔金沙江而去，滇军的调离为他们让开了路。蒋介石此次受困，可谓自摆乌龙，因为要算计贵州军阀王家烈，他特地把黔军调去拦截红军，致使贵阳空虚。

　　但蒋介石并没有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他在西南的行程安排非常密集：4月，在贵阳策动黔军“闹饷”，把王家烈赶下台；6月，在昆明住了两个星期，期间与龙云秘密谈判，以供应军饷军火并把贵州军政交由龙云主持为条件，换得龙云对其的支持；7月，在成都“杀鸡骇猴”削弱了刘文辉的势力。自此后，南京政府对西南的掌控能力大大加强。

　　“蒋介石的一生，总是难以超脱权术斗争，他认为只有掌控在自己手里的才是可靠的。北伐成功之后，他急于与桂系开战，抗战胜利后，又立即调开滇军，用武力解决云南的龙云，他的名望都毁在他自己发动的权术斗争上。”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说。

　　不过，蒋介石对于西南，也确有其他的战术考虑。早在1932年，他就设想过若与日本作战，可在四川设立临时国都，打持久战。1935年8月，在对峨眉山第一期军官训练团训话时，蒋介石说：“我们本部十八个省份哪怕丢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由此可见他对西南的重视。

　　华北事变后，中国与日本决一死战已经在所难免，中国民众危机感日重，蒋介石此时却忙于内战和“削藩”。随着民族情绪的高涨，国民党内亲日派领导人，如汪精卫、唐有壬、高宗武等逐步丧失威信，蒋介石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但此时他虽名为一国元首，实际上真正一手掌控的地盘，却不过是长江沿岸的几个省而已。

　　“攘外必先安内”，蒋介石制定了这个以个人利益为主导的方针，意在继续扩大势力。在他看来，抗战爆发得太早了，因为他尚未布置妥当。但他似乎并未料想过，这种对日本的不停妥协将会削弱自己作为领袖的影响力。1936年长征结束后，周恩来评价蒋介石说：“在他粉碎了19路军，迫使我们撤退以后，他就变成了长江流域的霸主，但这一切的取得，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此，他的内战口号已完全失去了号召力。”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在蒋介石的督战下，西南各军阀打起精神，奋力追剿红军，但暗地里却追而不打，以留下本钱与蒋介石周旋。如此“配合”之下，红军始终能在十倍兵力的对手面前找到缝隙，于重围之中先后穿越贵州、云南、四川，最终抵达陕甘苏区。

　　1935年9月，在结束了三期峨眉山军官训练团培训工作后，蒋介石下山时心情郁闷，他在日记中写道：“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他的老对手李敖，在狱中翻阅到这一页时，辛辣地批评说：“长征锻炼了中共铁的纪律、游击战伦理，摆脱共产国际控制，以及导致毛泽东掌握中共最高权力，若问孰令至之，岂非蒋介石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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