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到蒋介石 他们用长征改变中国(4)

　　贺龙 一路上女儿在怀

　　1935年春天，一支冲出重围的红军部队在湖南与湖北的交界处建立了新的根据地，那些没有出现在遵义的名将们：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还有余秋里、王震等人，在面临着新的反“围剿”。

　　这支部队是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会合后组成的，即后来的红二方面军。1934年10月22日，他们分别冲出重围在湘鄂川黔四省边界的木黄镇会师，并违背了当时的中革军委的指示合二为一，很快开创了新局面，到了1935年的新年，已经在建立了一个有50万人口，跨度200公里的根据地(包括贺龙的老家桑植)，队伍扩大到了1.17万人。此外，机关、学校、医院、兵工厂等一应俱全。中央红军长征到贵州时的红二、红六军，不仅要保卫自己的根据地，还要牵制敌军兵力，确保中央红军突围。

　　在这个艰苦的时候，红二、六军团却迎来了一桩大喜事，两个军团的司令员贺龙和萧克娶了一对出生名门的姊妹花，贺龙的妻子是姐姐蹇先任，萧克的妻子是妹妹蹇先佛。蹇家姐妹念过中学，不识字的贺龙因此管他的夫人叫“蹇先生”。婚后不久，“先生”就怀孕了，1935年11月出生的女儿贺捷生，成为长征中最小的成员。

　　红二、红六军团在湘西的军事行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他担心在贵州的中央红军渡过长江，队伍会合后，更加难以对付。1935年1月底，“剿总”何健纠集了约11万人的兵力对红二、红六方面军进行“围剿”，双方的兵力大约是10：1。在长征胜利之前，红军常常要面对这样实力悬殊的战争，绝大部分将领并不觉得这是太大的困难，他们提议正面迎击，只有贺龙提议进行迂回战，他的建议没有得到采纳。

　　两个月后，红军损失了两千人。将领们决定北渡长江，到鄂西开辟新的根据地。又一次路过贺龙的老家时，红军又交上了好运，他们在桑植县城的边上奇袭了孤军深入的陈耀汉的部队，不仅夺回了桑植，而且，正如他们所意料的那样，由各路军阀所拼凑起来的联军，听闻陈耀汉损失了一个师后，纷纷撤退。此后，红军反而进入攻势，恢复了全部根据地。

　　到5月，中央红军渡过了金沙江后，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已无牵制敌人兵力的任务，活动范围更广，连连取得胜利。到8月，反而将根据地的面积往东推进了100公里，部队扩大到了2万人，成了蒋介石的心腹之疾。此时，红二、红六军团已经有5个月没有同中央联系上了，贺龙、萧克等人正在商量对策之际，发生了张国焘“电报”事件，把红二、红六军团引向了长征之路。

　　此时，贺龙和萧克等并不知道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所发生的事件，更不知道中央红军已经北上，在接到张国焘建议入川会合的电报后，这支部队于1936年踏上长征的旅程。一路上，贺龙怀抱着刚刚出生的女儿前进，并最终到达陕北。

　　特殊连队：长征中的女人

　　在长征的队伍里，有一只连队被称为“特殊连队”，有 30名女红军被编入这支队伍，队长董必武，副队长徐特立。简而言之，这就是一支由老弱病残组成的连队，又名干部修养连。

　　随红军从瑞金出发的队伍里一共有32名妇女。出发前，考虑到行军的强度，女干部都被留在了中央苏区，跟着走的主要是红军将领的妻子，比如朱德的妻子康克清，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等。在整个长征中，她们同样负重前行，除了4人外，都坚持到底。

　　女红军并没有获得特殊的待遇，她们身负10公斤重的行装，包括武器、干粮等。此外，杨尚昆的妻子李伯钊还背着红军剧社的剧本，在长征途中，她肩负着宣传鼓动的任务，每天往返于部队之间，走的路程是别人的双倍。她一直带着她的剧本行军，直到在湘江边接到轻装的命令。女红军们都配有马匹，但这些马匹常常被让给伤员，她们需要徒步行军。吴仲廉是队伍中唯一缠足的妇女，但她居然没有觉得长征不能忍受，她爬山的速度往往比别人快。长征中，妇女的任务一点不比战士轻，她们往往除照顾伤员外还负担教育宣传的工作，在长征结束后，她们大部分都不认为受到了特殊照顾。

　　朱德的夫人康克清是女红军中最强壮的一个，她一般都带着三四条枪行军，而且似乎并不觉得特别疲惫。在到达延安之后，她对史沫莱特说：“同那么多可爱的人在一起，每天的行军和出门散步差不多。” 康克清没有留在特殊连队，而是呆在朱德身边，负责起朱德的保卫任务，甚至还一起指挥作战，这个特殊待遇是因为她身经百战，还是个神枪手。

　　对于女红军队伍中另外一位英勇善战的双枪手贺子珍来说，1935年的征途却是那么艰难。她在出发时便已怀有身孕，大约在1935年2月初，也就是红军二渡赤水期间，她产下了一个女孩，产后几个小时，部队就必须出发了，小孩没法带走，只有托付给了一对农民夫妇，从此贺子珍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孩子。1935年春天，共有三位女红军在长征途中分娩，孩子都在生后不久送人。1935年4月，贺子珍在空袭中为了掩护伤员，被炸弹击中，负伤17处，头部血流如注，从此她的身体就再也没有完全康复。据其他人回忆说，在长征中，贺子珍显得尤其坚忍，她被炸伤后，要求不要告诉她的丈夫，以免他分心。行军间隙，她常常吟咏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此外，队伍中还有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她身体虚弱，不适宜这样高强度的行军，1935年1月，她患上了肺结核，不停地咳血。在春天，周恩来亲自照顾她，但到了夏天，就轮到她照顾周恩来。到毛儿盖时，周恩来高烧不退，后来被确诊为肝脓疡，邓颖超在这段时间一直抱病守护在周恩来身边。在过草地的第一天，邓颖超遇到了她长征中最惊险的一幕，她的马惊了，她落在了队伍的后面，掉进了沼泽地。当时周恩来的担架已经走过去了，直到后边来人才把她拉了出来。

　　女红军中最德高望重的莫过于蔡畅，她是她们的头领。蔡畅出生于1900年，她是个有着传奇家庭和经历的女人，她是清代著名将领曾国藩的后裔，又曾经在法国留学，并在那里恋爱和结婚。她的母亲是一个有着新思维的女性，为了过上独立的生活，她与富商丈夫离婚，然后进人小学学习。蔡畅视她的母亲为偶像，在长征期间一直把母亲的一张照片带在身边。蔡畅的哥哥蔡和森，丈夫李富春，都是著名的共产党人。在一天劳累的行军之后，蔡畅以讲述自己在法国的经历见闻当作每晚的娱乐节目，所有参加长征的女红军都记得她讲过的故事和她领唱的《马赛曲》。

　　队伍里走路最多的女红军是李伯钊，她在行军中负责宣传和鼓动士气，在没有剧本的情况下，她即兴创作了一些小故事来演出。1935年秋天，红一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红一方面军决定北上时，她在距离总政治部较远的红四方面军驻地筹办文艺训练班。接到杨尚昆的信后，她往回赶，但红一方面军已经出发了，她被张国焘部扣留，回头第二次过草地。1936年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得知她的遭遇，把她调入红二方面军负责宣传工作并一同北上，这是她第三次通过草地。她的长征旅途，比别人整整长出一年。

　　还有一名女红军在长征途中找到了爱情。中央秘书处长刘英与张闻天于1929年在苏联留学时相识，1933年重逢后，张闻天便提出求婚，但刘英却提出了“考察期”。经过二万五千里考验，刘英终于答应了张闻天的求婚，他们在瓦窑堡新婚的洞房，就是后来瓦窑堡会议召开的地点。

　　永远在路上

　　本报记者 刘辉　“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埃德加·斯诺在评说长征时，忘记了说“以后”。在他去世20多年后，长征精神仍然像红星一样照耀着中国甚至世界。

　　截至2005年3月6日，香港“苗圃行动助学长征步行筹款团”已筹得善款2000万元，这些资金将用于中国西部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筹款团于去年10月15日从江西瑞金出发，重走长征路，以自己的行动感召海内外更多的人关心中国基础教育。

　　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用三个月的时间，对长征沿途及长征领导人进行了采访，最终写出了一部历史小说，书名就是《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前所未闻”，不仅仅是因为长征历时之久和征途遥遥，更在于一次本被认为是“战略撤退”的行军，却最终成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

　　困境中生存的考验

　　“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

　　在世界战争历史上，几乎没有哪次战争像长征这样历经如此多的生死考验。所以，在战胜了恶劣的自然条件并摆脱掉敌人无数次“围剿”之后，“九死一生”的中国工农红军意志也因此更加坚定，而这也正是长征精神在70余年后依然鼓舞着人们的原因之一。

　　曾在中国做过几年媒体工作的英国布列福大学历史学博士李爱德，深深地为长征的传奇色彩所吸引。2002年10月16日，他与同伴马普安开始重走长征路，并比红军多花了16天走完全程。长征路的艰辛，一度让这位温和的英国绅士性格扭曲，变成了“吵架大王”。

　　今年86岁的曾少东将军退休前是京津卫戍区的副司令员，当年参加红军时他只有14岁。老将军已经记不清70年前的具体细节了，只是觉得长征“很艰苦”。自己过雪山时，脚上裹着麻布，身上穿的是单衣。过草地时，他曾在前面部队留下的粪便里找没有消化的玉米粒，洗干净后，煮了再吃。在缺粮的情况下，草根、马具、腰带都成了红军的食物。许多战士吃了有毒的草后倒下了。

　　曾于1984年重走长征路的《经济日报》常务副总编辑、高级记者罗开富对长征路上的艰苦也有自己的体会。在贵州黎平，因为路滑，他的左腿小腓骨被摔骨折。“三个人护送我一个，没有敌人阻拦，也没有冷枪，我只是走在冰凌路上，竟摔得浑身是伤。”多年之后，罗开富感慨道。

　　“别人说‘伤筋动骨一百天’，我的腿是在路上走好的。”罗开富淡淡地说，即使遇到抬着担架不能走的路，也得让向导用绳子把自己吊上去。过草地的时候他先后陷入沼泽30多次，曾有一次，他跟向导都陷入了沼泽，危机时刻，依靠驮着电台的马匹才脱离险境。

　　罗开富只是想尽可能地体会红军当年的艰苦。

　　让他如此坚持的原因之一，就是沿途所了解到的红军事迹使他受到了鼓舞。湘江之战中，红五军团第34师为了保证中央军团安全过江而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从自己的伤口里掏出肠子，绞断后牺牲，以免沦为敌人俘虏。红军的这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让同样走过长征路的外国人很难理解。在这些悲壮的历史面前，马普安只能去想象那是一支怎样的军队。

　　据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长征中，“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要爬18条山脉，其中5条终年积雪；横穿2万平方公里遍布沼泽的草地；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包括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突破10个地方军阀军队的包围。而伴随这些的是饥饿、疲惫、寒冷和死亡的威胁。

　　成熟在路上

　　研究长征历史的学者普遍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红军最终能取得胜利，是因为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设想的”。这个结论反过来说，或许也可以这样解读——在长征路上，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实事求是地及时纠正错误，使自己更加成熟，才领导长征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长征之初，敌情并不严峻，红军很快就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三道封锁线，并没有太大损失。最初的平静掩盖了博古、李德在指挥上的缺陷。

　　“我们那会儿是夜间行军，一个班至少有一个火把。”曾少东将军说，有时候各连队还会互相拉歌。但随后的湘江之战让红军损失了约一半人马，这也宣告了博古、李德对红军指挥权的终结。

　　在经过黎平、遵义两次会议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开始主导红军。“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让红军重新取得了战斗的主动权。这一时期，由于脱离了共产国际的控制，红军摆脱了遥控自己的僵化思想，开始自主成长起来。

　　曾少东记得，他在长征路上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当时，前面的战士身上有一块木牌，上边写的就是“曾少东”。许多红军战士就是在长征路上扫除文盲的，后来的红色根据地的文盲率甚至比晏阳初进行乡村教育的地区还要低。

　　除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不得不面对内部出现的矛盾和斗争。毛泽东1960年与斯诺谈话时说，跟张国焘在过草地时的斗争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当时的中共中央曾受到了张国焘的武力威胁，形势一度非常严峻。

　　不过，在整个长征过程中，虽然红军的指挥权几经易人，也多次面临夺权斗争，但队伍最终还是团结一致，避免了分裂。

　　罗开富认为，红军之所以能坚持走完长征路，跟自己一样，“靠的是沿途人民群众的帮助。”他说自己一路总共找了2800多位向导，而人民拥护的原因无疑反映了红军政治工作的成熟。

　　成熟了的红军在长征结束后，马上打开了新的局面。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边区的“围剿”，从此，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了西北，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的胜利。

　　自新中国建立后，“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就成了建设国家的口号。在长征精神鼓舞下，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一项又一项社会主义建设的奇迹。“新长征突击手”称号也成了表彰先进人物的一项崇高荣誉，而且在70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

　　198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接受索尔兹伯里采访时曾表示，“中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人们依然可以从中国红军的长征中汲取勇气、力量和智慧。”

　　时至今日，70年过去了，红军沿途经过的地方已经变成了红色旅游区，成千上万的人前来瞻仰、观光，更有人通过重走长征路来汲取其中的精神力量。长征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已经作为一种精神象征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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