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的，难道不能换一种方式离开？
来长沙已几年了，在这座城市里居住，不管你愿意与否，都免不了遭遇“唐四郎”。“唐四郎”这三个字，乍一听让人联想到著名的“唐三彩”，其实它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唐四郎”的本意是丧事，后来亦指称葬礼上所演奏的音乐，即有人故去的时候，亲戚朋友便设立灵堂，请乐队来唱上一唱，少则一天，多则三日，如此而已。设灵堂、请乐队，虽然
有点扰民，但从情感上来说，是无可厚非的，我的家乡也有类似的习俗。只是我们那里用的多是民族乐器，二胡、唢呐、锣鼓之类，且没人唱歌，是纯器乐的，远不似这儿来得洋化。但据我个人的观感，民族乐器在营造葬礼的气氛上有天然的优势。高亢凄清的唢呐，辅之以如泣如诉的二胡，便定下了一个悲剧的基调。这时，且不要说死者的亲友，他们早已是悲痛欲绝、泣不成声了，即便是不相干的人，也会被这凄凉的音乐所感染，不禁暗暗替他人垂泪。也许，葬礼就应该是凄凉悲切的，似乎也只有这样才能表达人们心中对死者的思念和祭奠。
所以，很自然，长沙的“唐四郎”我不大能够接受。你想，面对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的逝去，应该是悲伤且庄严的，可“唐四郎”弄的却是电声乐队，然后一歌手开始咿咿呀呀地唱，而唱的内容，从革命颂歌到流行音乐以及花鼓戏，无所不有。歌手的演唱也是很随便的，甚至有些许插科打诨的味道。
初开始我只觉得新奇，但听多了，却渐渐有些出离愤怒，我无法理解为何对待一个逝去的生命如此地不尊重。倘是我躺在那个狭小的灵柩里，听着外面传来的欢快歌声，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我说不定会飞身而起的。我常想，这确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但难道那么多的娱乐方式都无法释放我们心中的欲望，还要在这庄严的丧礼上来戏噱一番吗？何况，这是面对着亲人的死亡啊！
于是，对于“唐四郎”，我的隔膜是越发地深了。直到有一天，闲来翻阅史铁生先生的《病隙碎笔》，末了读到这么一句话：死亡是一个必然降临的节日。一怔，再三诵读，忽有所悟 。“死亡”，因为是“必然降临”，我们大可以处之泰然，而又是“节日”，更需保持几分愉快的心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长沙人以这样“反常”的姿态来祭奠亡灵，或许是一种不错的方式吧。既然人都已经烟消云散，又何必要呼天抢地、觅死寻活呢？在美妙的歌声中送别亲朋好友，不是更好吗？让人们追忆那些曾经的美好与幸福，而不一味沉浸在眼前残酷的现实中。人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的，难道不能换一种方式离开？陶渊明曾写道：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对待生命、死亡的豁达，是中国文化中一种很积极的因素，在生的时候好好地活，在该走的时候便坦然面对死亡，所谓“生如春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大概就是如此吧。
人们平时说的“红白喜事”，也是就这个意义上而言。死亡，按照传统的说法，是一种解脱，是舍弃老朽的躯壳，脱离生的无尽煎熬，去到另外一个美好的世界。死亡的降临，也就是重生的前奏。欧阳修曾云：“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可见，人生四季，各有各的风景，所以，不必为老之将至而叹息。生死也一样，生有生的痛苦，死有死的安逸。即便如此，人们还是不愿意轻易去死的，但死亡既然已经降临了，又何不泰然处之呢？对待死亡，就像是与一个远行的朋友别离，虽然免不了些许的离愁别绪，却无须过度的悲伤，分离是暂时的，相逢却是永远的。
“唐四郎”中所流露出的生命意识，让我想起韩国导演许秦豪的电影《八月照相馆》。影片中名叫永元的小照相馆老板，刚到而立之年，未曾婚娶却得了绝症。他不曾抱怨，更没有控诉命运的不公，而是默默地接受了这一切，静静等候死亡的降临。他依旧经营着照相馆，用影像为他人记录着生命中最美好的瞬间。在这一过程中，他与常来冲洗照片的可爱女孩德琳产生了感情，可就在他们情谊日浓，爱情即将降临的时候，永元等不及了，他要走了。他没有将自己即将离世的事实告诉德琳，而是悄悄挥手作别。正如一篇文章中所说的，电影中“没有呼天抢地的喊叫，没有撕心裂肺的痛哭，只有柔美的目光与自然的情感，温馨的画面与和谐的旋律，直面死亡的洒脱态度，对待人生的悲悯情怀”。
我希望自己哪天要跟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也能像他一样，恬静而安详，“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现在，当我穿行于那些古朴或现代的小巷，时不时仍能听到熟悉的“唐四郎”的歌声，与先前不同，而今从这或端庄或诙谐，或忧愁或愉悦的歌唱中，我分明感受到一份从容、一份释然，一种对于生命的豁达。 文 -高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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