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忆当代文学巨匠索尔-贝娄和他的中国热

　　最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当代文学巨匠索尔·贝娄的辞世，使人不由开始忆起他在中国文学青年中曾拥有的巨大影响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对于爱好外国文学的我国莘莘学子们，无疑是一个黄金时代。中国当时还没加入世界版权公约，而大批获得二次解放的学问精湛、精力充沛的中老年翻译家多年空怀一身屠龙之技，长期无用武之地，恰逢改革春风浩荡之际

，终于可以大展一番身手。对域外的精神文明成果一概采取“拿来主义”，不分古典、当代，不分国家、语种，见好就收。于是，大批外国文学作品被引进，短时间形成一股洪流，一批正在成长的青年成了这种“文化共产主义”的受益人。

　　三位犹太作家

　　在这股洪流中，有三位几乎是一体的犹太作家的作品比较引人注目，他们就是：伊萨克·辛格、马拉默德和索尔·贝娄。尽管这三位作家有着近乎相同的背景，父辈或自己都是在自由女神的召唤下，从东欧移民到美国的，也都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们的作品却有着迥然不同的文体和风格。保守的辛格一生顽固地坚持用意第绪语写着那些类似民间传说的小故事，偶尔涉笔长篇，内容大体都是早年在东欧老家的童年往事。中庸的马拉默德虽然基本上融入了移民后的这个国家，但也总是磕磕绊绊，其小说讲述的也大多是这类求同存异的大同小异的故事。这两个人的文风共同特征是比较纯朴和传统。好像只有索尔·贝娄彻底成了现代美国人，文风和意识也更为开放、当代。其小说的幅员则极为辽阔，从美国的大学校园到非洲腹地的原始部落，漫无边际，对当年好奇心甚强的文学青年的震动也颇为强烈。而更对他们口味的则是其作品中浓重的现代意识味道，当时被称为“现代派”的某种东西。可以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索尔·贝娄绝对是热了一阵子。

　　《寻找格林先生》启示中国青年作家

　　现在已记不清当时曾有几部他的小说在流行，只记得这些书名似乎与他相关：《只争朝夕》《勿失良机》《挂起来的人》《晃来晃去的人》，这时大概是1982年左右，这些书按书名推想应该写的是一些多余的颓废青年的无聊生活。对于当时正朝气蓬勃的一代青年，即使看了也不会产生太多共鸣。于是，索尔·贝娄在历史的这一页被放弃，还是看辛格的短篇和马拉默德的《店员》更为实惠，至少他们都会给你讲一个有意思或有意义的故事。

　　在好多年里，索尔·贝娄确实不如这两位，但他的与传统风格不一样的小说《寻找格林先生》，在二十年后仍让当年的文学青年津津乐道，虽然这篇小说写了什么？谁在寻找格林先生？格林先生是谁？为什么寻找格林先生？这一切都已随风而逝，或者当年看时就没弄清楚。只有一些“非自主记忆”仍植根其心间，挥之不去。那些似乎是贫民窟的形象，寒风吹着垃圾与废纸贴地漫舞，开关门时冷热气体交错形成的白雾，一家人在黑暗中一齐向来访者注目的眼睛……这些画面有些与当时看过的一部日本电影《人证》混淆在一起，分不清出处。但一个理性的判断当时即已形成，小说与电影应该有许多互鉴之处。应该说，是这部小说让一代中国青年作家明确、自觉地意识到，小说可以写得像电影，而这在短时间形成了一种文风。

　　《洪堡的礼物》

　　索尔·贝娄被中国读者重视起来大概始于《洪堡的礼物》，在这本像砖头一样厚、包罗万象的书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引文、人物和思想，好学青年惊奇的是列宁居然也在其间，而且他们发现列宁这个他们如此熟悉的人在这个新鲜的文本中有另一种形象，另一个位置，既不像他在被灌输的统一思想里那么完全正确，也不像他在长期压抑下形成的逆反心理中那么乏味无理，列宁在这部小说中站回了他真实的历史位置，与他比肩齐眉的是形形色色的历史巨人。这种对《洪堡的礼物》的分心误读绝不是索尔·贝娄能料到的，但它产生的歪打正着的实效却并非无足轻重，因为也许一个人正是在这个文本的缝隙中学会了独立思想或发现了独立思想的可能性。这本巨著的另一个令人始料不及的效应是：本书中搬用的巨量知识与学问为当时贪学的青年发现了知识之轻。“知识就是力量”是当时的口号，索尔·贝娄通过让主人公游走在各种知识体系间(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法学、语言学、哲学)，然后像小丑炫技一样轻蔑地卖弄自己的多方面知识，让当时上进青年开眼的是，他展示的是大量知识带给人的空虚无聊，有无知识对幸福的无足轻重，知识在意义问题上的无能为力和知识使知识占有者变得愚蠢的实例，而也就是在这本充满对人类命运和存在超载思考的严肃作品中，却有一句我们只能在人民公厕的墙壁上才能看到的妙语：诗人有一个大penis，这个句子像一把穿透这本书的匕首，在一个没有朋克的年代，使某些青年的脸上染上一些朋克的神情，但估计这部小说当时没有人逐字逐句真的看完过，他被理解还有待时日，也许是遥遥无期的。

　　《赫索格》

　　在记忆中，贝娄真正让人信服他的语言力量的小说是《赫索格》，大概看过这本书的人都不会忘记小说开头的一句：即使我疯了，我也不怕。在《追忆逝水年华》与《尤利西斯》还只是雾里花、水中月的那几年，突然眼前蹦出这样鲜活、给人带来莫名力量的句子，谁还能不顿悟：所谓意识流原来不过是我们行走坐卧时脑袋里飘过的这些或清晰或模糊的念头，意识流小说就是以这些念头为描述对象的小说，因此，也许是与我们最为息息相关的小说，它打开了一扇通向自我的晦暗深处的门。在这部书中，名叫赫索格的教授生活得狼狈不堪，但他每天的任何时间都会兴之所至地向人类的任何一员(无论死的活的)在头脑里或偶尔真的落笔于纸上书写给他们的信，这是当时能看见过对交流、对话有最强烈要求的小说人物。后来又过了二十年，仍没见过有如此强烈交流欲的人。但就是这个人，在小说的结尾终于决定不再给任何人发出一个信息。

　　贝娄是一个对笑话有所偏爱的作家，一次他谈到自己，他讲了一个男高音歌唱家的笑话：歌唱家每次演唱完毕，听众都要求他再唱一遍，他一遍遍地唱，观众一遍遍重复他们的要求，当歌唱家忍不住问，他要唱到何时为止。观众回答：唱到准了为止。贝娄说：我就是这个歌唱家。也许《赫索格》是他唱得最准的一次，至少公众的观点如此，不但当年在美国出版时成为畅销书，而且后来在中国被译出时一样成为了畅销书。《赫索格》在中国出版后，贝娄热到了高潮，也开始走下坡路，本来他的另一部有着煽情书名的小说《更多的人死于心碎》可能会让更多的人动心，但被译者“巧夺天工”地译为《愁思伤情》，这陈腐的书名只能让贝娄迷们一阵阵犯呕，然后拂袖而去。

　　“人生的十几个笑话”

　　贝娄说，一般人的一生可以用十几个笑话概括。下面的一组小统计是贝娄2005年在中国的故事，不是笑话，只是事实，据媒体报道：在北京王府井书店，其封笔之作《拉维尔斯坦》2月上架，至今售出30本，去年上架的《更多的人死于心碎》44本。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贝娄全集》(14卷)仅印3000套，至今还有一半库存。而在报道贝娄逝世消息的同一张报纸上有这样一条消息：在日本一个七口之家的两兄弟杀死了全家后，再互相杀死对方，以让这个家族灭绝。这个不明原因的事件让人想起贝娄的小说，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死于心碎。据说，贝娄自封笔之后，多年来最基本的身体姿态是静坐凝思，面朝自家窗外的安大略湖，不知此时他是在让自己破碎的心渐渐愈合，还是任其化为齑粉。 【作者】刘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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