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杂志：爱泼斯坦与他心中的中国

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爱泼斯坦任《京津泰晤士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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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泼斯坦

1938年4月，爱泼斯坦采访台儿庄战役，他（左一）与荷兰著名纪录导演伊文思（右一）站在一辆被击毁的日军坦克上合影

　　在温煦的春风中，迎来了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同志的九十华诞。他是我国对外宣传战线上的老战士、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已经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战斗和工作了70个春秋。20年前，在他70岁生日和在华工作52年的庆祝会上，邓小平同志亲自到会向他祝贺,称赞他52年来一直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工作，确实不容易。爱泼斯坦满怀深情地说：“是中国人民哺育了我，教育了我，并给了我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换句话说，是他们使我的生活更加充实，更富有意义。”他还说过，“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

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义勇军进行曲》震撼心灵 他看到中国人民在觉醒

　　1915年4月20日爱泼斯坦生于波兰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17年，两岁的他随父母来到中国。他们一家先在哈尔滨住了3年，后移居天津，一直住到1937年末。这个时期，他家生活在外国租界区。少年时代的爱泼斯坦，先后在美国学堂和英国中学读书，教学全用英语，接受的是以西方为中心，宣扬殖民主义的教育。商店里充斥着舶来的美国货，电影院里放映的大多是好莱坞的影片，宣扬种族主义。银幕上偶尔出现的中国人，也都被描绘成梳着长辫子，吸食鸦片，丑陋不堪的坏蛋。

　　在这样的租界社会氛围里，爱泼斯坦能够成长为一个对中国人不抱任何偏见的正直青年，多亏了他的家庭教育。他的父母在青年时代参加过反对沙皇统治的革命活动，父亲坐过牢，母亲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们对被压迫民族十分同情。在爱泼斯坦孩提时代，父母就常常教育他，作为一个没有国籍的犹太人，既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傲，要与人平等相待，不要对非犹太人保持任何偏见……母亲常常唱一些东欧犹太穷人的民歌给他和姐妹们听。他至今还记得有一首歌的歌词说：“贫穷不是好事，贫穷不是好事，但是我们不要为一脉相承的自己躯体感到羞耻……”那如泣如诉的曲调，在他幼小的心里播下了同情穷苦人的种子。

　　爱泼斯坦走出外国租界区,看到的中国社会现实触目惊心。由于内战频仍，灾荒不断，涌入天津的大批难民衣衫褴褛，骨瘦如柴。在一个严冬的早晨，他在上学的路上，目睹一个和他差不多大的孩子，冻死在一家的门洞里。中国人的苦难使他的心灵受到很大冲击。他还看到英、美、法、意、日等国派了许多陆海军部队驻扎在天津，他们耀武扬威，横行霸道，而中国人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少年爱泼斯坦才思敏捷，酷爱写作。12岁就在美国纽约出版的犹太日报《前进》的“儿童专栏”上发表过文章。15岁在天津的英文《京津泰晤士报》开始从事新闻工作，22岁担任美国合众社记者。

　　“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几个月的一天，爱泼斯坦得知上海全国救亡协会发起了一个“大众歌咏运动”，这个歌咏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爱国大学生刘良模来到天津开展歌咏运动，他立即前去采访。

　　爱泼斯坦一走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大厅门口，就听到一阵激昂、强劲的歌声：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歌声像雄狮怒吼般从敞开的大门里迸发出来，冲到了大街上。

　　过去，爱泼斯坦很少听到中国人唱歌。他经常听到的除了人们用假嗓子唱的他听不懂的古老京戏、悲切婉转的京韵大鼓和津门小调，就是港口码头上被沉重的箱包压弯了腰的苦力们“杭育、杭育”的痛苦号子。现在，这种新式的中国歌声，他听起来“好像一位神情紧张、声音沙哑的司令官，在发动攻击前夕，向充满决心的士兵发表最后一分钟的战斗演说。”他加快脚步走进大厅，只见有好几百个中国人精神抖擞地站在那里，在刘良模指挥下放声歌唱。人群中，有学生、工人、店员，还有拉人力车的车夫。他们个个全神贯注，跟着刘良模一句一句地反复歌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当时，爱泼斯坦还不能听懂中国人唱的全部歌词，但那铿锵有力的旋律震撼着他的每一根神经。他觉得这支歌的“每一句都是一个口号，体现着他们全想过，但却表达不出来的思想，此刻，他们长期被压抑的感情终于爆发出来了。”这正是被日本侵略的中国人被迫发出的怒吼啊！爱泼斯坦情不自禁地跟着那些中国人学唱了起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起来！……”

　　歌咏结束后，爱泼斯坦立即采访了刘良模。他问刘：为什么要开展这种歌咏活动？刘充满自信地回答：“你不知道，一首很容易学会的歌，可以发挥多么重要的作用啊！我们的许多同胞不识字。向他们发表抗日演说，会遭到逮捕。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里虽然没有抗日的字样，但它的整个内容可以把抵抗侵略的口号，通过人们的嘴传唱开来。”刘还指出，这种群众性的歌咏活动，可以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团结的重要性。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止一首爱国歌曲的传播。当采访结束时，刘良模紧紧地握住爱泼斯坦的手说：“我们很快就要组成一支歌咏队，有朝一日，我的歌咏队将会变成战斗队！”

　　爱泼斯坦为刘良模这个满怀爱国热情的中国青年所深深感动。他在报道中写道：“此人不仅是歌咏活动的组织者，以歌唱的成功为乐，而且还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他不单单是发挥着自己的闪光思想，而且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达其人民的潜在力量和觉醒。”

　　当时，国民党政府禁止老百姓唱《义勇军进行曲》，但是，采访后不久，爱泼斯坦走在天津的大街上，总会不时碰见一个学生或是工人，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哼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几个星期过去了，会唱的人越来越多，连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和小孩子都唱起来了。住在天津租界里的西方人纳闷地问爱泼斯坦：“这是什么歌？为什么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唱？”他笑而不答，而是昂首挺胸地大声唱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问者吓了一跳。

　　后来，爱泼斯坦在报道中国抗日战争头两年情况的《人民之战》一书中写道：“东北人民为摆脱日本的枷锁而英勇斗争，在他们那勇敢精神鼓舞下，产生的这首激动人心的歌曲，使举国奋起，众志成城。从前线到大城市，从城市到最遥远的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首歌，都会唱。《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就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浪潮不断高涨的历史。这首歌的曲和词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之中。”爱泼斯坦确信，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当他的父母要离开战火纷飞的中国去美国时，他毅然留下来投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1938年4月，爱泼斯坦和一些中外记者采访台儿庄战役，这是他头一回亲临战地采访。面对大炮轰鸣，硝烟弥漫，杀声震天，尸横遍野的惨烈景象，他和几个记者都感到十分紧张。此时，与他们同来观战的美国驻华海军副武官卡尔逊，带头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激昂的歌声，使大家很快镇定下来，也跟着放声歌唱，恐惧的情绪一扫而光。爱泼斯坦目睹中国官兵端着步枪、挥着大刀，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冒着日本军队的猛烈炮火，前仆后继，打垮了日军的进攻，取得了台儿庄大捷，兴奋无比的他和著名纪录影片导演伊文思站在被击毁的日军坦克上合影留念，欢呼中国军队的胜利。爱泼斯坦写道：“台儿庄大捷是值得纪念的，这有许多理由。它是华北、上海和南京沦陷以后，中国在正面战场上从敌人手中收复的第一个城镇。它大大鼓舞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使他们相信中国和中国人民有决心战斗下去，并有能力取得胜利。”

　　身在中国就要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20世纪30年代初，爱泼斯坦开始了他的新闻记者生涯。他在天津英租界上层人物办的《京津泰晤士报》工作的数年间，没有专门写过关于中国事情的报道。对于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中国革命的情况，因为没有直接的消息来源，他还不甚了解。但他经常从国民党的报刊上读到被称为“赤匪”的红军，在长征中的某地被“打败”或“消灭”的消息，然而过了不久又读到红军在什么地方“流窜”的新闻。这些自相矛盾的报道，使他认为红军还存在，还在继续战斗着。1935年初，他用Crispian Corcoran的化名，写了一篇关于红军长征的文章，发表在纽约的《民族》杂志上。他的一位朋友又把这篇文章译成法文，刊登在法国巴黎的《不妥协者》报上，这可能是他最早写的关于中国红军的文章。

　　后来，爱泼斯坦在国民党办的英文报纸《北平时事日报》任兼职记者，在北平(今北京)住了一段时间。他目睹了1935年末爆发的“一二·九”运动，深为中国青年学生的爱国精神所感动。他结识了一些同情和支持中国爱国青年的外国人，如美国学者费正清、记者费希尔、杰克贝尔登等，特别是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夫妇给他以巨大的影响。他读到斯诺秘密访问陕北苏区归来写的报道文稿，看到斯诺拍摄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及苏区人民的生活照片，大开眼界，也期盼着有一天去陕北访问。

　　爱泼斯坦在《北平时事日报》工作期间，在处理一条国民党当局发布的有关反共内战的虚假报道时，把国民党宣称红军总司令朱德在战斗中被“击毙”的消息，做了一个“朱德再次被杀”的讽刺性新闻标题，结果被报社“炒了鱿鱼”。他返回天津，不久担任了美国合众社天津分社记者。

　　爱泼斯坦在北平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开始了他“一生中一次关键性的转变”。他曾说：“我自己的兴趣逐渐地，然而是决定性地转移到中国的事件和发展趋势上来，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中国实际上成为我　　写作的惟一主题。”

　　“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抵抗。爱泼斯坦认为“各被压迫国家和人民的自卫解放斗争是正义的，应当予以支持。既然身在中国，这就意味着要与中国人民并肩站在一起，声援他们的战斗。”

　　1937年8月，日本侵占北平、天津不久，斯诺和英国记者贝特兰护送邓颖超(她于5月间由陕北秘密来到北平西山疗养院治疗肺结核病，化名李知凡太太)和另一位较年轻的张晓梅女士(已牺牲的邓小平第一位夫人的妹妹)，还有一位化名王世英教授的中年男士(地下工作者)来到天津。斯诺找到爱泼斯坦，请他帮助这三位中国爱国者离开日占区。此前几天，他就帮助过三十多个抗日救亡的女大学生逃出日占区奔赴南京、延安和抗日前线。爱泼斯坦慨然应允，但当时他并不知道邓颖超等人的真实身份。

　　爱泼斯坦把邓颖超等三人分别安排住到他所在的英国租界区内的一家印度人开的旅馆和他的一位外出旅行的亲戚的住所里。他通过英国太古洋行的关系，购买了驶往上海的外国轮船的6张船票。对外把邓颖超等三位中国人说成是他和斯诺、贝特兰各自的随行工作人员，以掩人耳目。在一天黎明前，他们一行6人从英租界区内的海河码头，乘汽艇登上停泊在大沽口外的外国客轮。当时，海面上不远处日本舰艇在游弋，但珍珠港事件前，日本人还不敢随意拦截西方国家的轮船。客轮沿海岸南下航行，爱泼斯坦、斯诺和贝特兰护送邓颖超等三位中国革命者到山东烟台下船，经潍县乘火车去西安。爱泼斯坦等三人则在青岛登岸，逗留两日后，斯诺和贝特兰乘火车赴西安。斯诺迎接在延安访问4个月后归来的妻子海伦一同去青岛疗养。贝特兰赴延安访问毛泽东，爱泼斯坦则按照美国合众社的指派赴南京采访。

　　　直到1973年秋天，爱泼斯坦出席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举行的斯诺部分骨灰安葬仪式。他在“文革”中遭迫害，蹲了近5年监狱，刚被释放不久，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有些人见了他还故意回避。这时，同周恩来一道出席仪式的邓颖超特意来到爱泼斯坦面前同他交谈，追述1937年爱泼斯坦在天津护送她脱离险境的往事，表示感谢。她大声地说：“我在天津第一次见到爱泼斯坦。现在我们认识已经44年了，我们是老朋友了。”周围的人听了邓颖超这些意味深长的话，都会心地笑了。

　　1937年9月，在南京采访期间，爱泼斯坦设法找到地处偏僻的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从延安刚来不久的秦邦宪(博古)和叶剑英，这是他首次见到中共的公开代表，经过长征的红军领导人。爱泼斯坦在会见前想像着这些老资格的共产党人，这些经过长期的残酷斗争的磨炼和传奇般长征的人，大概都是不苟言笑，难以接近的狂热革命者吧。在采访后，他描述这次会见谈话的情景写道：秦邦宪“是一位穿学生蓝制服的知识分子，他身材瘦长，戴着眼镜，会讲英语；另一位是身穿黄卡其布服的军官(指叶剑英)，笑容可掬，仪表堂堂。他们同我热烈握手，态度坦诚直率，使我的紧张感顿消。在两个小时中，我们谈了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和党的新方针。我提出的所有问题，他们都给以坦率的回答。当我们谈到一半时，空袭警报响了，我们停止谈话，蜷缩在一个尚未完工、阴暗潮湿的防空洞里，那里挤了许多人……”

　　爱泼斯坦告别时，还在八路军办事处门口与秦邦宪合影留念，这张照片保存至今。

　　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被日军侵占。11月中旬爱泼斯坦搭乘政府的撤退船转移到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

　　爱泼斯坦刚到武汉，由上海来的美国使馆海军副武官卡尔逊带着斯诺写给八路军办事处领导人的一封介绍信，要求亲自到敌后前线去考察八路军的抗战活动。斯诺写信给爱泼斯坦请他带卡尔逊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爱泼斯坦立即带卡尔逊去会见了董必武和叶剑英。经请示延安，很快就安排卡尔逊去了华北敌后前线。卡尔逊在八路军总部会见了朱德总司令，进行了五十多天的观察，回到武汉后，他在外国记者、传教士的集会上作了有关八路军敌后抗战的讲演。他告诉听众，八路军是中国最能打仗的部队，抗日最积极，在军队内部和军民关系上最民主，他赞扬总司令朱德，“像林肯一样谦逊，像李一样足智多谋，像格兰特一样顽强(李、格都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著名将领)。”爱泼斯坦听了卡尔逊的讲演，更加激起他想早日去延安，见一见毛泽东和朱德，看一看英勇的八路军的愿望。

　　爱泼斯坦经常受邀参加八路军办事处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和其他活动，采访过八路军、新四军的一些领导人，其中周恩来给他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多年后，他回忆起与周恩来的交往时写道：“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有时去拜访他，尽管我那时只有23岁，各方面不成熟，但他还是很耐心地、热情地对我讲解许多事情。他那坚毅、诚恳、明确、有耐心和对原则问题极端严肃的态度，同他豪爽的风度和言谈交织在一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总是那么谈笑风生，从不咬文嚼字，敷衍了事或干巴巴。有时候他还派助手来提醒我对各种事件和倾向的注意，教育我，使我懂得了过去所不知道及不了解的事情。”有一次，周恩来还特意介绍爱泼斯坦去采访将要出任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将军。他写了关于这次访问的报道，在国外被广泛采用。

　　爱泼斯坦在采访台儿庄战役回到武汉后不久，即被合众社派往广州工作了五个月。他看到日本飞机对广州的狂轰滥炸，不但没有吓倒广州的民众，反而使人们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但是，广州军政当局脱离群众，没有把人民群众很好地动员组织起来保卫广州。那些空喊抗战口号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不战而退，日军于10月21日侵占了广州。

　　广州的大多数民众，不向侵略者屈服，不同侵略者合作，背井离乡，撤退到外地去。撤退前，炸毁了珠江大桥、发电站、自来水厂、无线电台和一些工厂及一切可能被敌人利用的基础设施，留给日本人一座空城。从珠江两岸到东西江的广大农村地区，游击队纷纷组织起来，到处打击侵略者。

　　爱泼斯坦目睹这一切，使他确信“广州的迅速陷落，绝不意味着抵抗的结束”，“日本人的胜利只是暂时的，战斗将继续下去。”然而，当时的西方国家看到中国的主要城市和港口一个接一个地落到日本人的手里，认为中国的抗战难以支撑下去，企图讨好日本，牺牲中国，搞亚洲的“慕尼黑”阴谋。美国合众社则断定中国的抵抗会逐渐消沉下去，日本实质上已经战胜了中国。它大量裁减派驻中国的战地记者，认为爱泼斯坦的报道是片面的(说他偏袒中国人)和不现实的(因为他相信中国会取得最后胜利)，因而，广州失陷后，爱泼斯坦一到香港，就被合众社解雇了。在香港，爱泼斯坦从八路军驻港办事处领导人廖承志处读到毛泽东于1938年5月在延安发表的《论持久战》。毛泽东的远见卓识，使他看到中国抗战的光明前景，更加坚定了他对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念。他应廖承志邀请,参加了把《论持久战》和其他一些来自延安的中共文件翻译成英文、向世界各地广为传播的工作。

　　爱泼斯坦第一次见到并认识宋庆龄是在沦陷前的广州。当日本空袭广州市区最严重的时候，宋庆龄不顾个人安危多次由香港来到广州，鼓舞民众的抗战意志和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她向妇女们讲话，号召她们缝制、捐赠棉被、棉军衣，送给远在北方前线的抗战将士。她到医院慰问在轰炸中受伤的同胞。在一个医院里，她抚摸着刚从被炸死的一位母亲腹中安全取出的婴儿，泪流满面。1938年9月18日夜晚，为声讨日本侵占东北三省7周年，广州市民举着火把在大街上游行示威。尽管日本飞机随时可能前来轰炸，宋庆龄还是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走在游行队伍里。之后，她又召集一批中外人士，愤怒谴责日本野蛮轰炸的暴行。宋庆龄首次同爱泼斯坦谈了话，并邀请包括他在内的中外人士组建“保卫中国同盟”广州分部。保卫中国同盟于1938年夏天由宋庆龄在香港创立，并担任主席和实际领导人。其主要任务是联络和动员国际友人募集资金、物资和从医疗服务方面支援中国抗战。在广州，爱泼斯坦参加了欢送印度国大党援华医疗队北上抗日前线的活动。这个医疗队最后去了延安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救治八路军伤病员。其中柯棣华大夫接替了牺牲在岗位上的白求恩大夫，最后他也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

　　在香港，爱泼斯坦应宋庆龄邀请参加保卫中国同盟总部的对外宣传工作。他和新西兰记者贝特兰一起负责编辑英文出版物《保盟新闻通讯》。从此以后，他在宋庆龄的关怀、帮助和领导下，为中国人民抗战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服务。他们的关系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爱泼斯坦把宋庆龄视为自己的良师和慈母，宋庆龄则认为他是最了解自己，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宋庆龄生前，有许多作家和出版社负责人请求得到她的允许为她作传，她都谢绝了。宋庆龄说：“我只信任艾培(爱泼斯坦的昵称)来做这件事，因为他比别人更了解我。”在宋庆龄逝世后，已年过七旬的爱泼斯坦不负重托，历时10年，用英文精心撰著了《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由著名翻译家沈苏儒翻译成中文于1992年出版。这部传记获得了第一届中国国家优秀图书奖。

　　爱泼斯坦在积极投入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和活动的同时，还为由斯诺夫妇、路易艾黎等人在上海发起的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为在香港设立的由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作了许多宣传工作。在香港期间，年仅24岁的爱泼斯坦写出了他的第一本书《人民之战》，该书于1939年由英国格兰茨出版公司出版。此书介绍了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头两年的战争情况，受到国内外的好评。宋庆龄在读了书的清样后写道：“这本书不同于任何的外国人关于我国抗战的著作，因为它把第一手分析性报道同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展望联系了起来。每一位中国的友人都应该读一读。”埃德加·斯诺称赞这本书是“极为出色的战争新闻作品，对中国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充满同情和理解。”

　　当时，这本书在上海“孤岛”(指珍珠港事件前，尚未被日军占领的上海外国租界区)出现了一个中文译本，是一些中国爱国者，冒着危险，仓促译出，很快复印的，并通过地下渠道送往日本占领区，使在日军铁蹄下的中国人读到它，鼓舞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和信心。

　　突破封锁访问延安 戳穿国民党的谎言

　　爱泼斯坦身在香港，心向中国内地。当时他的第一位妻子伊迪丝在战时陪都重庆。伊迪丝是他在天津时的中学同窗，他19岁时与她结婚。爱泼斯坦揣着宋庆龄为他写的一封介绍信，于1940年春离开香港赴重庆。

　　在重庆，爱泼斯坦担任国民党政府国际新闻处所办的中国国际电台的英文广播稿编辑和播音员，工作了一年。他发现武汉时期那种促进全国团结，积极抗战的气氛消失殆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官僚、政客们醉生梦死，贪污成风，而广大百姓生活困苦，怨声载道。国民党当局越来越明目张胆地搞投降，搞分裂，挑动内战。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重庆的氛围更加反动，令人窒息。许多民主进步人士纷纷前往香港。爱泼斯坦不愿意再做任何与国民党有关的工作，也返回香港到英国人办的《南华早报》工作,并义务为保卫中国同盟服务。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英开战，并进攻香港。12月25日，驻港英军向日本投降，香港沦陷。由于爱泼斯坦多年来写了许多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文章，并从事支持中国抗战的活动，是日本人的眼中钉。为掩护他免遭日本占领者的迫害，在香港沦陷前夕，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故意打了一个匿名电话给《南华早报》，宣称有人看到爱泼斯坦在湾仔地区被日军炮弹炸死了。这个传言被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出来，他在美国的父母从报纸上得知儿子“遇难”的传闻，极为悲伤。爱泼斯坦在日军的眼皮底下“消失”了。他装扮成一个刚来香港不久的美国传教士，并改了一个假名“亚历克史蒂文森”，由在香港《大公报》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杨刚女士安排，找她的朋友吴大夫弄破爱泼斯坦的一条裤腿，在他的腿上划了一道伤口，像是被一块弹片打伤的样子，住进一家医院，等待时机，逃往内地。但时隔不久，日本兵就来到医院把所有的病人统统押解到了赤柱拘留营，而使他与中国友人失去联系。

　　赤柱拘留营关押的都是各国平民，日本人未派重兵把守，由一些香港警察管理，警戒措施很松。爱泼斯坦和包括他后来的妻子邱茉莉等几位美英荷俄难友，秘密串联逃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当中一人发现海边草丛里有一条破旧的小艇，他们偷偷地自制了舵和两把桨，经过一番准备，在1942年3月18日夜晚，逃出了拘留营，经过一番海上历险，在中国渔民的帮助下，偷渡到澳门，又经澳门中共地下组织安排和爱国者们的帮助，偷渡到广东的中山县，终于脱离了危险。

　　几经辗转，爱泼斯坦又回到重庆。先是在新成立的美国联合劳动新闻社担任驻中国记者的工作。不久，他又在美国战时新闻局重庆办事处(后来的美国新闻处)找到一份工作，并在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继续志愿服务。

　　1943年，爱泼斯坦的个人生活翻开了新的篇章。他与已去美国的妻子伊迪丝离了婚。他们一个远在美国，一个在战乱的中国。由于彼此生活目的不同，伊迪丝要建立一个家庭过平静的生活，而他喜欢做一个整日到处奔波的新闻记者，报道中国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贡献力量。这种情况下，分道扬镳，十分自然。在香港时，他与英国姑娘邱茉莉相识，她也是一位热忱的反法西斯战士，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也为保卫中国同盟义务工作。香港沦陷后，爱泼斯坦和她都被关押在赤柱拘留营。他们一起逃出来，在患难中相知相爱，1943年在重庆结婚，以后共同战斗、生活了几十年，经受了各种考验。

　　自1939年后的5年中，国民党用它的几十万精锐部队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竭力造谣诽谤中共和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禁止中外记者去延安和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采访。1944年1—2月份，国民党当局接连命令关闭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电台和重庆的所有非政府电台，使国内外很难了解到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及各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

　　为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爱泼斯坦、福尔曼、斯坦因、怀特等许多驻重庆的西方国家记者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长达数月的不懈斗争。他们联名写信给蒋介石，强烈要求去延安访问；在国民党当局的多次记者招待会上，他们同国民党官员据理力争。在爱泼斯坦等人的抗争和美英等同盟国军事和外交代表的压力下，直到1944年4月，国民党当局才被迫同意外国记者去延安访问。但为了控制外国记者的采访活动，国民党当局规定，外国记者必须参加国民党官方组织和监督的中外记者西北访问团，不能自由行动，所发新闻报道，必须接受新闻检查，并要和国民党的评论或批驳一起发表。国民党官员还借口去延安访问对妇女来说太艰苦了，规定女记者不得去延安访问。这样就把爱泼斯坦的妻子邱茉莉(她是英国伦敦一家大报《每日电讯》委派的记者)和两位进步的中国女记者，《大公报》的彭子冈和《新民报》的浦熙修女士都排除在访问团之外。不让邱茉莉和爱泼斯坦一起去延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害怕具有鲜明的同情中共立场的这一对外国记者夫妇到了延安会留在那里不走了。

　　这个中外记者西北访问团共21人。其中中国记者9人是：《中央日报》张文伯、《扫荡报》谢爽秋、《国民公报》周本渊、《时事新报》赵炳 、《商务日报》金东平、《新民报》赵超构、《大公报》孔昭恺、中央社的徐兆镛、杨嘉勇等，他们大部分是官方和倾向国民党的记者。而外国记者仅有6人：爱泼斯坦(代表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联合劳动新闻》)、斯坦因(美联社、《曼彻斯特导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福尔曼(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武道(路透社、《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夏南汗神父(《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这位神父对中共抱有很深的偏见)，还有一位苏联塔斯社记者普金科。由国民党政府官员谢保樵、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官员邓友德为记者团的领队，另有“随员”4人。

　　国民党当局还特别指定了采访的路线，不许从西安径直向北，经洛川去延安，这是一条最近的路线。而是由西安，经潼关向东走，在宜川渡到黄河东岸，去军阀阎锡山(当时的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盘踞的晋西苛岚坡采访后，再返回黄河西岸，进入陕北地区。这样舍近求远，绕一个大圈子，为的是让记者们“先入为主”，接受一番反共的宣传教育。

　　记者团来到西渡黄河的渡口，乘坐一艘平底大木船渡河。爱泼斯坦举目望去，滚滚黄河水犹如万马奔腾，波涛汹涌，十分惊险。十几位健壮的船夫分成两排伸腿坐着，划桨动作整齐，高唱着雄浑的号子，奋力向前。渡船从容地越过激流险滩，不一会儿就顺利地抵达西岸。这一番情景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数日后，在延安举行的欢迎记者团的音乐晚会上，爱泼斯坦听到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由一二百人的大合唱队演唱，那气势磅礴的旋律，慷慨激昂的歌声，深深地感染着爱泼斯坦和所有的听众。

　　1944年5月31日黄昏，记者团跨过黄河进入陕北边区，在渡口村，由当地的乡村干部安排，在村民的窑洞里长长的土炕上，睡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八路军绥德军分区司令员兼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奉中共领导之命，带着翻译人员、护送战士和马匹车辆，从延安翻山越岭，急行军两天走了250里路，赶来迎接记者团。

　　站在爱泼斯坦一行人面前的王震，穿一身沾满尘土的灰布军服，脚蹬一双草鞋，亲切地微笑着和他们握手打招呼，没有一点官架子。“他是一位将军，但身上没有任何显示军阶的标志，看上去同一个普通士兵一样——他在仪容和态度上同那些穿着量身定做的军服，戴着白手套的国民党军官迥然不同。”他看到跟随王震前来迎接他们的八路军战士，“脸被阳光晒成古铜色、笑嘻嘻的一群小伙子，有的着装比王震将军还好。他们中不少人背着日本的三八式步枪或佩着日本军官的指挥刀，这些武器在中国其他地方的军队高级司令部里是作为战利品陈列的。”这是爱泼斯坦所描述的见到八路军的最初印象。

　　爱泼斯坦一行在王震陪同下，晓行夜宿，奔赴延安，走了一个多星期。一路上，他们看到，尽管国民党严密封锁，边区军民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把陕北荒凉的山野和贫瘠的土地变成了米粮川。沿途一片片小麦、小米，黄澄澄的丰收在望，豆子、棉花、亚麻，郁郁葱葱，尽收眼底。他们遇见的老百姓，穿的衣服虽然打着补丁，但没有衣衫褴褛的样子。老人、孩子面颊红润，没有营养不良的颜色。旅途中休息的地方，老百姓见到护送记者团的八路军战士，就像见到自家人一样主动上前攀谈，送上开水给战士们喝，帮助照料马匹……这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老百姓一见到“丘八”惟恐避之不及，完全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路过延长县，爱泼斯坦一行还看到，红军到来后使原在国民党手中破烂不堪的油井、炼油厂都恢复了生产，出产煤油、合格的汽油和优质蜡烛，汽油能供应当时边区仅有的二十多辆卡车使用。

　　到达南泥湾住下参观，他们更是大为惊讶。三五九旅的官兵们一组组在田间劳动，一面挥着锄头和铁锹，一面哼着歌子，干得热火朝天。地头上，步枪、机枪、掷弹筒和迫击炮，整齐地架成一排排，几乎所有这些武器都是在战斗中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沿着峭壁是官兵们挖的一排排居住的窑洞，里面的家具都是自制的，粗糙但适用。在王震的旅司令部，用来接待记者团的客房，竟是一幢整洁的日本式平房。它是由一个给日军修造碉堡的日本工程师设计的。他叫冈田吉雄，被俘后，进了延安的日本工农学校，加入了日本人民反战同盟，1942年成了八路军的一员。王震把冈田介绍给记者们说：“他还发明了一部抽水机，现在是我们的一位劳动英雄。”大家鼓掌表示赞许。他们还参观了一架自制的榨油机和一间用当地的草造纸的小作坊。他们看见官兵们熟练地纺线、织布、做军服，用自己生产的羊毛织毛衣和军毯。

　　招待记者的饭菜很丰富，不仅有鸡、鸭、兔、羊、猪肉，蔬菜中还有陕北很难见到的黄瓜、西红柿。王震在饭桌上向记者们介绍说：“全旅每个干部战士每月有45斤粮食、30斤蔬菜和3 斤肉。”记者们看到的八路军官兵个个红光满面，身强力壮。

　　爱泼斯坦在关于陕北的最初印象的报道中写道：“十分荒凉的陕北，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实行精耕细作，牛羊满山，手工业发达，人民丰衣足食的地方。驻在这里的八路军部队是我在中国各处所见到的吃穿得最好的部队之一。”“开垦大片荒地的工作是由军民一起进行的。驻军夏天种地，冬天训练。他们现在能自给自足，不用农民负担。”

　　吃过晚饭后，晴朗的星空下，在练兵的操场上，三五九旅举行欢迎记者们的晚会。爱泼斯坦看到，在露天舞台随风飘动的蓝色幕布上，并排挂着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巨幅画像。由干部战士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都是表现反法西斯，打击日本侵略者和边区军民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故事的剧目。当人们正在聚精会神地观看演出的时候，一个通讯员快步走到陪同记者们看戏的王震面前，对他轻声耳语了片刻。王震露齿一笑，纵身跳上舞台，摆手让演员们暂停演出。观众们不知发生了什么异常的事，都悄没声地看着王震。满面兴奋的王震大声宣布：“请大家注意，延安来了电话，报告一个重大新闻：等待已久的盟军于6月6日在法国北部诺曼底胜利登陆了！”人们一片欢腾，不约而同地振臂高呼口号：“盟军胜利万岁！”“打倒德国法西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外国记者们也频频举手做出“胜利”的手势。

　　6月14日，延安举行了庆祝联合国日大会，记者们参加了大会，看到工农兵群众和中共领导人群情高涨，齐声高呼：“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与英美合作！”“动员全国人民，粉碎日本进攻，积极准备反攻！”等口号。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会上发表演说。他神情庄严地说：“我宣誓，我们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全体军民将和中国国内一切抗日力量团结起来，和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团结起来，继续战斗，准备反攻，打败日本！”会后，爱泼斯坦写的新闻中，批驳了国民党军西安司令部参谋长污蔑“中共破坏抗战”，“八路军阻挠中央军打日本”的无耻谎言。

　　在三五九旅时，记者团参观了旅医院。医院设置在一个斜坡边上的窑洞里。虽然医护人员给了伤病员无微不至的关怀，但治疗他们的药物却很少。药房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排排西药瓶，上面贴着拉丁文药名，但所有的药瓶都是空空的。外科器械大多是用日本炸弹片、废钢铁自制的，很粗糙。医护人员含着眼泪告诉记者们，许多战士只是受了一点轻伤，却因为缺少抗菌药而感染，有的不得不截肢成了终身残疾，有的发展成坏血病而死亡。这都是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扣留外国友人和海外华侨捐赠的医药物资造成的恶果。听到这些诉说，中国记者沉默无言，爱泼斯坦等外国记者十分气愤，心情沉重。

　　到延安后，爱泼斯坦单独会见毛泽东时，作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人员，他就国民党封锁边区，禁止运入医药和其他物资，“保盟”如何能最有效地帮助边区和八路军的问题，征询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给了他一张所需医药物资的清单，请他转交给宋庆龄。不久，宋庆龄通过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的帮助，利用在记者团之后进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来往于重庆和延安之间的美军运输机，为八路军陆续运进保卫中国同盟在海外募捐的许多医药物资，其中还有一台珍贵的X光机。

　　在延安像回到家里一样

　　1944年6月9日，记者团到达延安，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当天下午，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设宴为他们洗尘。10日下午，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设宴款待，晚上举行了音乐晚会。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大会议室接见了中外记者团的全体客人，并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毛泽东的开场白说：欢迎诸位在这样热的天气里来到延安。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打倒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及世界上所有的法西斯。为了这个共同目的，你们到这里来了。这里是中国的一个偏僻的角落，既荒凉，从历史上讲又相对落后。但在这里你们可以亲眼看到一种坚强的决心，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要肩并肩地共同打击日本。你们会亲眼看到我们在这里正在抵抗日本侵略。

　　毛泽东发表讲话接受提问之后，又对记者们说：哪位愿意继续谈，单独地或几位一起，都欢迎。爱泼斯坦、福尔曼等外国记者十分高兴，要求单独采访毛泽东和其他中共党政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欣然答允。记者团的领队谢保樵坚决反对。然而，延安不是重庆，国民党官员已经控制不了外国记者的行动了。当时，正值中共“七大”召开前夕，来自各抗日根据地、各条战线和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人云集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并准备参加“七大”，正是进行采访的大好机会。外国记者自行其是，找人采访、谈话、交朋友、拉家常十分融洽，谢保樵只能眼睁睁看着，无可奈何。

　　爱泼斯坦单独访问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龙、邓发、徐特立和许多赫赫有名的中共人物。爱泼斯坦单独采访毛泽东谈了好几个小时。毛泽东回答他提的各种问题毫不装腔作势，而是把自己的看法和思想，用通俗而深刻的话，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当他得知爱泼斯坦为《联合劳动新闻》等多家美国新闻媒体写文章，便饶有兴趣地向他询问有关美国劳工运动和美国共产党的情况，并发表自己的看法。

　　通过接触和观察，爱泼斯坦感觉毛泽东十分平易近人，常常不带警卫员，在满是尘土的街上散步，跟碰到的老百姓随意交谈。当和记者团或在其他场合同人们合影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安排他站在中间，而是随便站个地方，有时站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后面。爱泼斯坦等外国记者同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吃过几顿饭，没有宴会的礼节和规模，十分随便，一共不超过两三桌，边吃边谈，饭菜也简单。当记者团离开延安时，毛泽东到爱泼斯坦等人的住地和他们话别，并送给每人一幅在延安用石板印刷的画像，每张上边都亲笔签名。图片上的毛泽东带着沉思的神态，爱泼斯坦一直珍存着。1945年到美国纽约后，他把毛泽东的这张画像挂在寓所的墙上，1951年回到中国后又挂在北京住所的墙上。

　　另外，毛泽东的“从容不迫和安然自得”也令爱泼斯坦难以忘怀。他写道：“在延安时，毛泽东的轻松自如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因为他的事情这样多，责任这样大。事实上他是极其繁忙的，而且是在很大压力下工作的。他领导下的共产党开辟了十几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战斗频繁，行政组织工作也很复杂。在与国民党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他是主要的决策者——如何顶住国民党的进攻，避免内战，又要鞭策它更好地对日作战。在理论著述与党内辩论中，他制定了未来的国内和国际政策。他的举止与在重庆的蒋介石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后者拘泥形式、不自然、神经过敏，说话时经常一个字一个字地蹦，而且看上去总是很紧张。蒋坚持事必躬亲——从事后指责自己的指挥官，到亲自召见国民党指派出国的每一个官员，还让一个相士藏在帘子后面，观察那个官员脸相是否有不安或不忠的迹象。毛泽东在那时候很明显地乐于放手让各级干部分担。以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析一个更大的远景；他也擅长于树立榜样，总结经验。由于地理上的分散和相互之间通讯的困难，根本不可能从具体细节上指挥远离中央的各抗日根据地如何采取军事和政治措施。各根据地只要理解和遵循总的指导方针，由他们自己判断，可以决定自己的行动，这样就使一致性和主动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关于朱德，爱泼斯坦在《朱总司令采访记》中是这样描述的：“朱德将军本人是一位身材结实，步履稳健，年纪58岁的和蔼可亲的人。他的一头浓密黑发，宽宽的脸庞，长着一双大大的安详的棕色眼睛，加上他富于理解的质朴，不同程度地使见到过他的美国人都会想起亚伯拉罕·林肯的主要特征。从外表看不出来他是一位勇猛无比的军事将领，一位世界知名的、经历过许多次最严峻、最残酷的军事行动的战略指挥家。看上去他更像是任何人的父辈，在辛辛苦苦干了一整天活儿后，心满意足地回到家里，解开衣扣，放松地靠在一边，笑眯眯地和你交谈。这种谈话充满了他丰富的朴素的智慧，这是他从自己常年对各种事物的深刻了解中所得出的。所有这些特点都很适当地集中在他的身上。”

　　在延安的日子里，爱泼斯坦看到，在这里从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到广大的干部战士和边区的人民群众，“没有厌战情绪，也没有惰性，每件事情都像春芽一样新鲜，”到处都是一派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景象。爱泼斯坦在延安生活得十分愉快。他给邱茉莉写了许多家信，真实生动地描述了延安人的生活情形和他的亲身感受。在1944年7月30日的信中，他写道：“人们的生活习惯既简单又随便。你经常看到进来的人不做自我介绍，因此不知道他是一个小合作社社员还是中央委员会的大人物。他们都有各自的工作并且有头脑，他们谈的事都和现实密切相关。他们爱笑、爱唱，听不到歌声是难得的。在星期日和假日，学生和老乡们有时在街上跳舞(指扭秧歌)。这里纯粹是农村，假如不关上房门，鸟儿就会飞进来，院子里的鸡也会跑到屋里散步，甚至会跳到书桌上，听到吆喝声便匆匆跑开了。”

　　“白天在太阳下边蛮热的，晚上凉快。延安河里可以游泳，但水流较急，水也浅，泥沙多，游泳不太带劲儿，但下去泡泡，凉快凉快还可以。人们下到河里玩，穿什么的都有，或什么都不穿，没人在乎。每当夜幕降临，河边就成了情人的走廊。

　　“周末晚上，许多学校和机关都组织舞会。女孩和男孩一样，都干活，有想法，也爱唱歌，爱玩爱闹……”

　　8月30日，爱泼斯坦在给邱茉莉的又一封信中说：“亲爱的，我真希望你也能来这里亲眼看看。这是新中国也是新世界的模型。这是民主，不是自封为人民的朋友在为人民办事，而是人民自己在为人民办事。”

　　爱泼斯坦在延安工作得十分活跃。他不仅写了大量的通讯，在国外许多报刊发表，使国际上了解到中共及其领导的边区军民抗战的真实情况，他还主动积极帮助延安的中国同行们在极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工作。他就延安的对外宣传工作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新华社那时播发的第一条英文新闻，就是由他亲手改稿，借手摇发电机的电波，从延安清凉山的窑洞里向全世界播发的……

　　谢保樵对爱泼斯坦在延安的种种表现大为光火，他向重庆的国民党高级官员汇报时，恶意地说：“艾培(爱泼斯坦的简称和爱称)一到延安简直就像回到家里一样！”谢保樵这个汇报倒不能算是造谣，爱泼斯坦在延安确确实实有一种回到自己家里般的感觉。

　　多年后，爱泼斯坦每当回忆起这次去延安的经历时总是满怀深情地说：“令我最难忘的是1944年夏天的延安之行。因为这是影响我一生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次重要访问。”“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它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迥然相异。这个中国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延安使人感到未来的中国已经在今天出现。(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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