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学院副院长秦亚青：国际关系学科的铺路石

外交学院副院长秦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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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开班。外交学院副院长秦亚青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宇燕与参加学习班的中央政治局领导围绕"世界格局和我国的安全环境"这个话题进行了交流。这之后,在北京举行了对世界政治格局有重要意义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国在这一国际事件中扮演了具有主导性地位的斡旋角色，开始从对应性外交走向积极性外交。国际关系问题专家秦亚青在学习班上谈了自己的三个重要观点：第一，"冷战"后的世界格局是一个从"两极"向"多极"转化的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标志是"一超多强"，除了美国

之外，其他力量正在发展壮大；第二，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建立"冷战"后的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真正做一个负责的大国，对目前的国际秩序应该采取接受、参与、改进的方式，对于国际上有利于维护和平发展的制度应该接受和遵守，不利于维护和平发展的应该积极地进行改进和改良，但参与制定规则本身就是十分重要的；第三，中国应该努力改变自己的国际形象，表现出大国的气度，尤其应该认真积极地推进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并同时努力增强自己的安全软环境和软实力，以实际行动使其他国家认为中国是一个寻求和平的国家。秦亚青回顾说："中央领导提出了一些问题,并与我们进行了讨论，他们对国际情况都很熟悉，见解十分深刻。领导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中国如何能够抓住机遇和平发展，更多地为中国老百姓创造实惠和好处，这种情怀令我非常感动和敬佩。"

　　"显学"里的"隐学"

　　国际关系学在当今中国无疑是一门"显学"，因其成名者不乏其人，但研究领域以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为主的人却并不多，而秦亚青却将毕生精力投入到了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这个"显学"背后的"隐学"之中。

　　1994年，刚刚从美国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的秦亚青，凭着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对国际关系理论全面而深刻的把握，认为当时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存在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缺少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当时还不能算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尚没有比较成熟的理论和比较系统的研究方法。当时所发表的论文涉及学科发展和建设的寥寥无几，国外评价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是有一定深度的新闻报道。虽然这话比较伤人，但也说明了中国的国际关系学仍然处于前实证阶段，不但原创性理论没有，就是对世界上已经产生的理论也缺乏完整的了解。"为突破这两大学科的发展阻碍，雄心勃勃的秦亚青决心先把国际上已经成型的理论和方法论介绍过来。于是，他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开始了为建立中国国际关系学学科进行理论及方法论铺垫的十年历程。

　　1995年和1996年，秦亚青先后在国内一些重要刊物如《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一系列比较规范体现国际关系理论的论文，如《霸权体系与区域冲突：论美国在重大区域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等。这些文章的发表，无疑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一位在读的国际关系学博士看到秦亚青的论文，顿觉耳目一新，爱不释手，不知研读了多少遍，甚至还发现了秦亚青文中某个数据小数点后两位的错误。为了满足读者对用统计学模式研究国际关系学的需要，当1999年秦亚青出版其博士毕业论文《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一书时，特意在书后列出了全部的数据选择模式，完整体现了一种国际通行的系统的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当时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需要一种标示性的东西来打破人们的传统思维，数学方法可以延伸到社会科学领域，国际关系学是有着严格的学科界定和学科方法的。"秦亚青走的学术发展道路稳重而扎实。

　　从那以后，秦亚青一发而不可收拾，他以介绍、研究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和方法论为己任，接连发表了一批高屋建瓴的研究论文，内容涉及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流派和思想。《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从论争到趋同》、《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温特及其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多边主义研究：理论与方法》、《实证主义与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等文章，对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多边主义等等大的国际关系学流派做了全面的衡量。《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的三种体系理论》、《时代观、安全观与秩序观》、《西方国际关系学：知识谱系与理论发展》、《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文化结构、文化单位与文化力》等，又阐述了理论全局、流派要义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撰写论文的同时，秦亚青还组织和从事了大量的国际关系理论及方法论著作的翻译工作。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秦亚青责无旁贷地担当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等多家出版机构国际关系理论系列丛书的编委，在负责选题，组织翻译的同时，还亲自翻译了《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国际政治中的知觉和错误知觉》、《二十年危机》等多部国际关系名著。著名业内同行曾这样评价秦亚青的翻译：翻译实非易事，翻好更不容易，尤其是难度极大的理论著述。秦亚青的翻译作品是高水平的，是值得信赖的。秦亚青非常敬佩的翻译家是严复，办公室里摆着严复的塑像，他希望通过翻译搭起东西方沟通的桥梁。

　　秦亚青和朋友们的成绩是非凡的。如果说在1964年中国仅有三所大学建立了国际关系专业，中国国际关系界的学派意识还非常淡漠的话，那么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经过近20年的努力，中国的国际关系专业在理论和方法上至少已经理清了外国的主要学派，与国际著名学者在学理层面的对话也越来越多，已经做到了能同步知道世界同行理论的水平。2000年，几乎在美国发行原版的同时，国内也出版了秦亚青根据作者手稿直接翻译过来的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文版。此外，由秦亚青翻译的温特的《为什么世界国家是历史的必然：目的论与无政府逻辑》等重要的国际关系论文也都是"前沿同步翻译"的结果。

　　2003年，作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专家，秦亚青与世界著名国际关系专家、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米尔斯海默，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布赞分别进行了面对面的对话。这两次对话，不但是中外学者在国际关系科学领域的首次正面交锋，也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了中国国际关系学家自己的形象，从而引起了世界媒体的极大关注。

　　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属于非常强硬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他在对话中提出，中国发展的迅速程度和经济总量的庞大必然会最终导致和主导国家美国的全面对抗和暴力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而秦亚青则从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对和平发展的追求历程和中国当前在国际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目标等方面论证说，这种冲突不是必然的，中国不会偏离和平发展的道路，从而对米尔斯海默的"大国上升必须要经过暴力阶段"的理论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与米尔斯海默的角度不同，布赞提出了为什么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秦亚青认为中国现在处于一个重大的发展变革时期，现在之所以没有产生重要的国际关系学流派是因为中国这方面的研究起步很晚；而且西方的理论在整个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里占有话语权主导地位；同时中国尚没有把自己国家的个体发展经验上升为学理层次，而一旦克服了这三个问题，中国一定会产生公认的国际关系学程式或流派。

　　面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缺乏理论和方法论的现状，秦亚青和学界同仁决心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世界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但他们的头脑仍然是清醒的：介绍的目的并不是要教给大家一种特定的方法，因为没有一种方法可以用来研究全部国际关系问题。相反，介绍只是要引入一种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引来一种扎扎实实的实证研究风气，学术毕竟得靠证据说话而不能靠自圆其说行事。作为一名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秦亚青用自己的学术研究道路标示了一段学术的历史。

　　铺垫曾用四十年

　　秦亚青走上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研究道路充满了偶然。

　　1966年他小学毕业后就被告知不用去上课了，原因是"文化大革命"也"需要"时间。后来秦亚青进入济宁二中读高中，虽然在从1969年到1972年的高中岁月里，上课时间加起来也不过一年，其他的日子不少是在和同学们一起挖防空洞的劳动中度过的。但老师们那种热情和干劲还是给秦亚青留下了深刻印象。颇喜欢语文、数学和化学试验的他，由于成绩突出，被老师们认作是一个好苗子。高中毕业时，秦亚青可以去当老师，但那时教师被视为最不好的职业，所以他对是否当老师还是很犹豫了一阵子。这时，班主任兼化学老师劝他说："现在当老师没别的好处，惟一的好处就是，你是个老师就得不断地学，现在学了也许没用，但是不知哪天就能派上大用场。"这样，本来没有打算当老师的秦亚青开始了他6年的中学教师生涯。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偶然。2004年2月，当秦亚青的高中语文老师在电视上看到秦亚青为中央政治局讲解"世界格局和我国的安全环境"时，激动得老泪纵横，马上拨通秦亚青的电话，感叹当年没有看错这个小伙子。"没有中学时代的那些好老师，我是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的"，今天的秦亚青同样感慨万千。

　　秦亚青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无疑是公认的国内顶尖翻译家之一，但说起他与英语的缘分，却源于另一次偶然。1973年，他在济宁一所中学教数学和物理。一天，老校长找到他说："教育局来通知，要求各校开设英语课，学校决定让你教。"秦亚青当时的英语水平连自己都头疼。他一听连连摆手："不行，我连中学英语第一册都没学完，现在早就忘了。"但校长还是坚持说，"你才20多岁，全校就你最年轻，这个工作非你莫属。"被"逼上梁山"的秦亚青情急之下找到自己高中时的英语老师，约定以后每星期跟他学一次，而每星期的一次学习正好够秦亚青讲下一个星期的课。秦亚青正式成了一名英语教师。谈到那段经历，秦亚青说："那时真是往死里学，一本张道真的语法书我留下几大本语法笔记，到现在了，哪一页上讲的是什么语法问题我都没忘。"

　　1977恢复高考时，秦亚青还没有从"文革"中那种令人灰心丧气的心境中恢复过来，根本没想报名。到报名的最后一天，正在上课的秦亚青忽然发现窗外站着自己中学时的一位老师，秦亚青很惊讶，忙问老师来干什么？老师问他为什么还没有报名参加高考。秦亚青说不想报了，老师低头想了想说，报了有可能考不上，但如果不报就可能后悔一辈子。而他的另一位老师，也在那天跑到他家里劝他报名。师长的期望触动了秦亚青，使他终于决定报名。而这次高考真应了高中班主任那句话，他阴差阳错学来的外语派上了大用场。因为他必须找一个稳妥的专业来考，所以就报考了山东师范大学外语系。1981年毕业后，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北京外国语学院联合国议员训练班。

　　1986年，已在外交学院工作3年的秦亚青经学院推荐并得到亚洲基金会支持，进入由该基金会选择的学校--美国密苏里大学政治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回国的时候，秦亚青的成绩单上全是A。加上他提前3个月完成硕士论文，学校觉得这个学生很有潜力，建议他接着攻读博士。但由于外交学院当时急缺教师，他不愿因此而辜负学校的培养，还是决定先回国。就在回国前的一天晚上，密苏里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秦亚青的第二导师Wallace携妻子、政治学系主任Remington教授来到秦亚青简陋的宿舍为他送行，并诚恳地对他说："学校已协商过，决定破例为你保留三年奖学金，希望你三年后能再回来读博。之所以保留三年，是因为奖学金破例保留的最高年限只有三年。"这样，1990年秦亚青又回到美国继续求学。"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不比任何国家的人差，而且中国面临着很多过去西方所没有面对过的国际重大问题。因此，我深信中国能出大的学派和大师级人物。"回顾求学经历，秦亚青又谈到了他最关心的使命话题，要为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

　　只想做个铺路人

　　2004年是北大、清华和人大三所大学建立国际政治学专业40周年。在人大庆祝建立国际关系学科40周年时，秦亚青应邀发表题为"光荣与梦想"的演讲，"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已经四十而不惑，我所理解的'不惑'，就是有了自觉。在这40年里，我们逐渐有了学科的自觉、学派的自觉和学术的自觉。但我们虽然有了学派的自觉，却还未建立起原创性的学派。我国的学者提出了许多的建议和主张，有人说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有人说要表现中国的视角，有人说我们要创建中国学派，我本人也是主张建立中国学派的。但是，这不是一个说说就行的事情，需要十分艰苦的探索和实践。"

　　秦亚青自己的理想是有一天能真正建立"中国的建构主义学派"。建构主义学派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它与其他学派最重大的区别就在于认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和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身份是由这个国家与国际关系体系和其他国家的互动决定的，不是本来固有的。比如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可以成为一个暴力发展国家，也可以成为一个和平发展国家，关键看中国遵循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思路和与国际关系的互动。而在中国建立"建构主义学派"则是用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和现实经验为建构主义学派进行一种重要的丰富和创新。

　　"现在，中国学派的产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期，因为中国所面临的国际问题许多是前所未有的。"由于中国外交学院的吴建民院长目前以东亚十三国思想库中期协调员的身份负责东亚合作问题的研究和协调，身为该院副院长的秦亚青也承担了东亚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的角色。往返奔波于东亚诸国，秦亚青深有感触，"西方的理论在研究东亚问题时有许多用不上的东西，加上中国面临着很多过去西方没有面临过的国际重大问题，现在可能是创建中国学派的大好时机。'一切研究始于问题。'战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心在美国，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一直与美国的问题密切相关。霸权稳定理论、权力过渡理论、长周期理论、国际机制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等，无一不是围绕国际体系的领导地位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英国学派之所以成为影响日益增大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是因为英国战后的问题在于如何面对一个国际社会，而不是如何维持霸权权力地位。所以，我们必须理清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核心问题，有学理意义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建立原创性理论。"

　　回首1994年以来研究、介绍、推广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的历程，秦亚青颇有感慨："这个工程太浩大，我们这一代人如果能够把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的一些谱系理清，奠定一个基础，就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但即使是介绍大的谱系，也仍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何况很多小的谱系还没有涉及。"秦亚青把在国际关系学领域建立一个中国学派，出一批属于中国的大师级人物作为自己的使命。"在我们的后面，一定会出中国学派和这些大师级人物。我们的历史作用主要是帮助他们起来，虽然我们这一代人打的可能只是一个比较粗糙的基础，但我对自己的学术使命就是这样定位的。"为了实现这个梦想，秦亚青和他的同行已经思考了好多年。他提出，中国学派的产生可能要注重四个来源：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是中国学派的基础，但目前对此挖掘还很少；二是马克思主义，没有人能忽视作为影响世界的伟人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三是中国从新民主主义以来发展起来的革命意识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开放思想；四是西方和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虽然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等这些东西没必要模仿，但一定要知道它们的存在，了解它们的内容。

　　在秦亚青眼里，学术需要传承和积累，只有这样知识才能发展、流传。要建立中国学派，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就不能停留在个体经验上，只有建立在群体知识层次上才能发展、流传、积累。现实问题是国内各院校及研究机构虽然已经重视理论和方法了，但方法论作为一种教学体系仍然缺乏，因此需要在加强方法论意识的同时，加强教学体系建设。或许正是出于这种传承的考虑，秦亚青才一再强调自己只能做个铺路人。"中国学派和中国大师要代表中国的思想体系，但我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拉小提琴仅仅技巧好不是大师，大师的著作要有高度的思想和灵感在里面。美国20年出一个学派，中国国际关系才建立了40年，开始接触、分析和批判国际关系学理性理论才20年，中国学派的诞生仍然任重道远。"

　　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国际知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学者，秦亚青非常珍惜自己的学术名声。"这种学术名声大概有三个含义：一是你的学术诚实，做东西不管好坏都是自己的，首先自己是认真的。小时候我父亲最恨撒谎的人，在美国求学时又亲自观察到，作弊一次就永远完蛋，这些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总觉得学术第一要诚实。二是在理想中求真。学术是有系统的学问，学术精神是求真，学术的灵魂是学问背后的理想。不唯书，不唯上，只唯真，这是学问的精神。但是，仅凭学术精神还是不够的，在这种精神的背后必须有学术理想的支撑。我有时会自问：有多少文章是应景文章，有多少文章经过了认真的思考和小心的求证？有多少论文是为了应付一个又一个的研讨会，有多少论文是在一种没有浮躁，没有功利，寂寞和平静的心态下写出来的？有位中国学者曾经说过：'别人写过的题目我不会去写，我写过的题目别人不必再写。'这的确有几分狂气，有几分霸气，甚至不符合科学精神，但是对自己研究的高度自信却正是建立在一种极度认真的学术精神之上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功利和浮躁是会毁灭学术精神的。三是在中国学术界要宽以待人，不要太苛刻。因为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仍处于迅速发展和有待成熟的阶段，虽然我对自己的学术也不很满意，但现在说一句话很容易在学术上把人打死。因此，一方面，学术批评一定要搞，学术批评一定要针针见血；另一方面，对人不要攻击，更不要搞盖棺定论。中国国际关系学需要注重长远，主要是培养人，对年轻人一定要宽厚、扶持。一代人一代人地积累承继，不知不觉地形成一种习惯，才能创造属于自己的中国学派。"在一般人看来，秦亚青看重的这些都是"虚的"，但这种"虚"不正是能经得住历史考验的"实"吗？文/周峰　张伟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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