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活动家何鲁丽：从政数十年出色进入角色

政治活动家何鲁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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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何鲁丽

2000年12月31日23时59分，何鲁丽为诞生于新世纪到来之时的北京第一对双胞胎接生

　　2004年12月25—29日，出席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本次会议对多部法律草案进行首次审议，决定把《反分裂国家法(草案)》等提交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

　　2004年12月28日上午，出席由民革中央主办的第十四次“六台”联席会议；

　　2005年1月1日上午，出席全国政协主办的新年茶话会，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

商联讲话。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2005年1月5日下午，主持召开民革十届中央第32次主席办公会；

　　2005年1月10日上午，会见贵州省毕节地区行署专员一行。该地区纳雍县是民革中央长期联系的扶贫点；

　　2005年1月11日上午，出席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行的全国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会议；

　　2005年1月1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国家主席胡锦涛举办的欢迎葡萄牙总统仪式及晚宴。

　　以上日程表，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在新年之交、半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所安排的工作和活动，这还不包括她所处理的大量日常工作事务。由此可见这位年近70的女性政治活动家，其工作的繁重程度，以及如何以充沛的精力活跃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上。

　　2004年底，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草案)》，并决定提交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这是中国首次以法律形式采取的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重大举措，消息传出，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得到海内外所有爱国的中国人的坚决支持和拥护。旅日华侨华人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发表评论认为，反分裂国家法不仅对外表明了中国人民统一国家的坚强意志，对“台独”势力和企图插手台湾事务的外国反华势力也是一个强有力的威慑。美国华人宗鹰先生撰文称，《反分裂国家法》是“四正”立法，即正当立法，正本清源，正义公允，正时宣示。而这部法律的即将出台，也击中了“台独”虚弱的神经——台湾岛内的一些台独分子叫嚷要制定“反吞并法”以“反制”大陆。对于《反分裂国家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以及必将在遏制“台独”分裂势力、促进祖国统一中发挥积极作用，何鲁丽感到十分欣慰。这不仅因为她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之一，领导和参与了有关这部法的一系列工作，而且也因为她所领导的民革，为催生这部在“反独促统”历史中一个意义重大的里程碑式的法律做出了贡献。

　　民革作为参政党，一直以来都把促进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作为自身的重点工作。早在1956年，民革中央就成立了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开展了一系列活动。1996年11月何鲁丽当选为民革中央主席以后，对这项工作抓得更紧。在她的主持下，民革不仅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一系列举措，加强与岛内各界，特别是与民革有历史渊源的国民党中上层人士的交流和联系，而且把向国家提出对台工作的方针策略建议，作为参政议政的重要内容。近几年来，民革中央和地方组织相继就进一步加强对台湾人民宣传工作、进一步采取切实措施吸引和招收更多台湾青年到祖国大陆交流学习、进一步改进台湾同胞投资保护工作、进一步做好福建省沿海与金马澎地区直接往来工作等问题，向有关方面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1999年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企图使其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在他下台后得到延续。陈水扁上台后，其“公投入宪”、“公投立法”、“公投台独”的目标不但丝毫没有改变，而且还步步升级，甚嚣尘上。民革中央认为，涉台法律问题是反分裂斗争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长期以来，台湾当局为实现台湾的“法理独立”作了大量准备，进行了6次所谓的“修宪”。李登辉抛出的“两国论”正是以1991年以来台湾的几次“修宪”为法律依据的。在国际上，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国内立法形式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等法律或议案。这些都说明，在反对“台独”、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中，尽快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是十分必要的。为此，民革中央在2000年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以“第0232号提案”的形式，提出了关于尽速制定“反分裂国家行为法”的建议，就制定这部法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法案名称、立法原则和内容作了重点说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在对该提案的答复中认为，“制定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国家法律意义重大”，必须“深入研究”。在民革中央形成这一提案的过程中，何鲁丽亲自过问，广泛听取专家意见，反复研究，并主持召开民革中央主席办公会，对建议进行了逐字逐句的讨论，最后决定以民革中央名义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现在，这部《反分裂国家法》在立法机构、国家对台工作部门和有关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已启动立法程序，何鲁丽怎能不感到十分欣慰呢。

　　在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中， 她最为关心的还是教育、妇女、 卫生等方面法律的执行情况

　　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人之一，何鲁丽十分重视法律的贯彻和实施，每年都要到各地了解和检查有关法律的实施情况。每到一地，何鲁丽绝不满足于会议上听听汇报，见见地方领导，而是务必深入基层，向老百姓和基层干部了解情况，口问、耳听、眼见，力求掌握第一手资料。1999年，何鲁丽率领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赴渝检查该市《义务教育法》贯彻实施的情况。在重庆期间，她与检查组成员分别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万州移民开发管委会、云阳县政府、渝北区政府及部分乡镇政府关于该法的执行、贯彻和监督实施的情况汇报。夏秋之交，气候湿热，时有暴雨。她不辞劳苦，冒着烈日和暴雨交替的天气，踏着泥泞考察了云阳县、渝北区9所乡镇初中、中心学校、村小学和实验小学以及市聋哑学校，走访了教师和学生家长，还召集部分区、县政府分管教育的负责人，教委主任，初中、小学校长，教育界人士代表，召开座谈会，仔细听取意见。在听取汇报和考察中，她一方面充分肯定重庆市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取得的成绩，一方面对存在的困难、问题做出深入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要求。在这次检查中她指出，各级领导对实施《义务教育法》不能松劲，要坚持不懈地做好继续发展和巩固成果的各项工作。政府要加强对义务教育的投入，管好、用好义务教育经费。要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和教育改革，稳定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她的这些意见，在过去了5年以后，仍让人感觉到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针对性。

　　2002年，是《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10周年。作为“半边天”的妇女的政治权利，特别是参政议政的权利落实了多少？妇女劳动权益的保护情况怎样？人身权益是否得到切实保障？带着这些问题，何鲁丽于该年4月，带着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妇女权益保障法检查组来到广东进行执法检查。检查组在广州、珠海、深圳、汕尾，不但按惯例听取省、市政府，以及法院、公安、劳动和社会保障、民政、农业、妇联等部门的汇报，而且还和基层工会、企业管理人员座谈，与打工妹代表面对面交流、聊天，关切地询问她们的劳动和生活情况。考察中，何鲁丽对广东省各级政府结合实际，制定配套的法规政策，通过多方努力，认真贯彻《妇女权益保障法》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十分高兴。同时，她也了解到，女性参政程度仍不够理想，忽视女工劳动保护的问题在非公有制企业中仍较突出，很大比例的家庭时有丈夫对妻子施暴，家庭暴力问题不容忽视；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及其相关经济利益的问题仍较尖锐。她指出，各级政府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总结经验，研究解决好执法中存在的这些突出问题。作为女性国家领导人，她还热情鼓励妇女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增强维权意识，积极主动地依法维护自身利益；根据女性特点和优势，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公民道德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何鲁丽自从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来，她参与领导了国家多部法律的制定和检查，但她最关心的还是教育、妇女、卫生、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立法和执法。这，也许与她的家庭、工作、从政经历和女性的特性，有着直接、间接的联系。

　　传奇的父亲 平实的底蕴

　　何鲁丽出生于一个颇富传奇色彩的家庭。父亲何思源，山东菏泽人，祖上是当地的官宦人家，历代书香，但到何思源祖父这一代时，家道中落，靠行医为生。何思源靠亲友和老师接济，先上中学，后来考上北京大学，入文科哲学系。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何思源的思想发生深刻变化，爱国、民主的思想勃然萌发，日益强烈。1919年5月4日，他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上“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集会游行，并参与了火烧赵家楼的壮举。参加“五四”运动对何思源一生影响至深，几十年后，何鲁丽与父亲路过赵家楼旧址，父亲还为她指点历史遗迹，心情激动。

　　1919年至1926年，何思源留学欧、美，攻读哲学和经济，不但著成《国际经济政策》一书，由国内商务印书馆出版，还与法国籍同学项宜文(中文名)相爱，于1928年在上海结婚。何鲁丽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自然英文和法文俱佳，至今还有阅读法文原版小说当作休息的习惯。

　　1928年，还是中山大学教授和经济系主任、法学院院长的何思源，由于戴季陶的推荐，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随着北伐军进军山东，随即被任命为山东省教育厅长。这一厅长不做则已，一做做了14年。期间他“伺候”过5位省长，其中包括韩复榘这样草莽无文的地方军阀。但不管是被军阀势力倾轧排挤，被克扣教育经费，还是由于推行抗日教育而受到日本领事的蛮横抗议，他仍是一头扑进山东的教育事业中，一边凭着鲁西南人的戆直和智慧，巧与周旋；一边埋头苦干，实绩累累。他筹建了国立山东大学，创办了医学专科学校、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和师范学校多处，增设多所省立高中。在他的努力下，各县均设立了初级中学，行政村普遍设立小学。他还提出“社会教育”、“求生教育”、“爱国教育”等教育思想，并以教育行政首长的有利条件将其贯彻于办学之中。他还亲自到山东各地向师生演讲爱国抗日，仅1936年，就达45次之多。他具有远见的教育思想和为发展山东教育做出的贡献，至今被人称颂。

　　何思源先生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北日军长驱南下，兵临黄河而欲取济南。时拥有8万兵马之重，身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在日军的进攻面前不发一枪放弃济南，退到泰安；蒋介石十万火急电令他死守泰安，而他已先一步南逃济宁，不两天，又逃到鲁西南的巨野和曹县。而此时学者出身、做了14年教育厅长的文官何思源却临危受命，毅然出任鲁北行署主任，带着教育厅十几个年轻干部，再加上几个县的教育局长和校长，以此为骨干组织游击队，以十几年间努力推行抗日爱国教育而在群众中形成的强大精神力量为凭借，与日本侵略军在鲁北平原上打起了游击战，队伍发展到5个旅、10个团、20多个县大队，成了日本人在山东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1940年12月，日本宪兵队侦知何思源的妻儿四人，包括7岁的何鲁丽匿居在天津意大利租界，便将他们逮捕起来押解鲁北，一面以杀死妻儿相胁迫、一面以高官厚禄相诱迫，妄图使何思源投降。此时的何思源充分显出了他的国际视野和深谙国际斗争策略的智慧。他一边把鲁北70名意大利传教士和修女扣押起来，一边通电国际社会，严厉谴责日本滥捕无辜，蔑视人道的罪恶行径，表明宁作牺牲决不投降的决心；同时声称意大利租界当局任由日本人在租界捕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日本人杀我1个亲属，我便要杀10个意大利人作为报复！何思源这一出人意料而又大义凛然的“反人质”斗争，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令意大利政府十分紧张，不得不出面交涉。在强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下，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茨被迫把何思源妻儿送回天津，下令释放。

　　1944年11月，何思源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1946年11月又调任北平市市长。任内，由于同情北平学生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不满于蒋政权的日益腐败，于1948年6月被免去市长职务。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何思源积极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奔走呼号，被华北七省市议会推举为和平谈判首席代表。为此，蒋介石下令军统局对他实施暗杀计划，何思源付出了家庭成员一死五伤的代价。解放以后，他重返学术，开始了平淡而宁静的著述生活，出版和发表了文章、专著和译著几十种，还担任了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

　　青年时期的何鲁丽

　　何思源以7年留学欧美的经历和大学教授的身份，在草莽军阀的手下办教育，坚持十数年，成就不凡，至今为人称道，确实颇富传奇色彩；他以一介书生，拉起队伍，在8年之中与穷凶极恶的日寇周旋，抗日之志，终不屈服，也颇富传奇色彩；以一个免职的国民党政府特别市市长，在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毅然选择了跟共产党走的后半生人生道路，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重大贡献，更是富有传奇色彩。然而，拂去这些传奇经历的表面，却是一个参加过“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青年，贯穿于人生始终、百折不回的强烈爱国精神。这一精神，是中国近代以来一切志士仁人都必然具有的，所以又是十分平实的。

　　除了在抗战时期离开过父亲5年时间外，何鲁丽基本上都是与父亲在一起生活。她尊敬父亲，爱父亲，深受父亲影响。成年后，她兢兢业业地做了27年儿科医生；“文革”以后，时缘因会，从基层政府北京西城区副区长，到北京市副市长，后来又担任国家领导人，成为一名成熟的政治活动家。她的从政经历和持守更多的是继承了她父亲平实的底蕴，这就是：爱国、报国，跟共产党走，坚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就是何鲁丽作为当代中国政治活动家的思想内核。而父亲热爱教育事业，以教育救国、教育报国的志业，又赋予了何鲁丽从政关注的若干重点和鲜明的色彩，包括她为什么在人大常委会和民革参政议政工作中，特别关注教育和妇女问题。

　　从政数十年，她总能出色地进入角色

　　1984年，何鲁丽作为非党人士，女性知识分子，当选为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这对于一位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后做了27年小儿科大夫的人来说，确实是个陌生而全新的岗位。她后来回忆说，当时连区政府在哪儿都不知道，第一次乘公共汽车去上班，竟然找不到区政府的大门，迷路了。在简报上写批文，她还像医生开处方那样，把自己的名字签在右下角，还是办公室主任纠正了她。但是，何鲁丽知道这个新的岗位的意义，她只能干好，不能干糟。凭着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凭着科学工作者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也凭着被新闻记者称为“较真儿”的那股劲，何鲁丽很快就进入了副区长的角色，在二环路的整治和拆迁，在主管的科技、外事、市容、卫生、计划生育和民政等各部门的工作中，干得有声有色，领导赞许，同事认可，群众满意。人们不会忘记，何鲁丽做西城区副区长，上任伊始，就一手抓起实实在在的与京城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她办了北京市第一所新婚学校、第一所孕妇学校，整修了区内一大批公共厕所。“公共厕所”，似乎琐碎不足道，却是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对此她一抓到底，后来任北京市副市长期间，在制定如何把北京市建成卫生城的方案中，还建议把全市5000多个厕所的改建列为重要内容。同时重视抓好农村的“改水”工作，使全市整体卫生水平不断提高。

　　1988年，何鲁丽步入北京市政府大院，出任副市长。按照市长们的分工，她主管卫生、民政、计划生育、文化，兼管体育、出版等众多方面的工作。在她上任伊始，北京人的健康正面临严重的挑战。上海流行甲肝，阴影笼罩着北京，人们谈虎色变。不到三个月，又一个考验接踵而至：红眼病在北京大有蔓延之势。何鲁丽以一个医生的丰富专业知识和干练的行政组织能力，部署、督促、落实、检查，足迹遍布工厂、学校、餐馆、夜市、农贸市场，乃至居民的家中。在全市上下一致的努力下，北京市1000万人口的健康，终于避开了两个瘟神的可怕袭击。

　　正是在这两次风浪中，何鲁丽从战略的高度，提出了北京市卫生工作的宏观目标：“在我任职之内，要始终抓好树立大卫生的观念，提高全市人民的健康水平，首先抓好预防。”按照这一目标，何鲁丽和专家们研究制定出把北京市建成一个卫生城市的各种方案，并一个一个加以实施，北京由此连续三次获得全国“十佳”卫生城市的称号。

　　计划生育，号称天下第一难的工作，何鲁丽踏实的工作作风在此有最为充分的体现。只需举一个例子：作为皇皇京城的副市长，她一头扎到远离市区100多公里的延庆县康庄乡，去那儿具体指导计划生育工作达11次之多，深入农户做说服动员。她经常诚恳地对基层的同志说，“你们要把实话告诉我，这数字(指计划生育统计数字)里面水分是多少，让我听听，我好知道工作应从什么水平做起。”到1992年，何鲁丽的工作显出了成效，北京市进入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十个一类地区的行列，计划生育率达99.76%，晚婚率为89.27%。从上述这些工作成就可以看出，作为政府的高级行政官员，何鲁丽的领导才能逐渐成熟了。

　　1996年11月11日下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会场。会场上的气氛热烈而隆重，一项十分重要的议程——选举民革中央主席——正在这里进行。投票箱前，中央委员们鱼贯而过，投下了自己神圣而庄严的一票。经过一阵紧张有序的计票、点票工作，当大会执行主席周铁农同志宣布：何鲁丽当选为民革中央主席!这时，会场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掌声表达了中央委员们和所有民革党员对民革新的领导人产生的喜悦心情。中央常务副主席彭清源同志在随后的讲话中表示，中央全体副主席竭诚拥护大会选举的结果，鲁丽同志将是我们民革一个优秀的、新的一代领导人，副主席们将全力支持鲁丽同志的工作，全心全意做好她的助手。何鲁丽也即席向中央委员和与会的全体同志致了答辞。答辞中，她首先感谢组织和中央委员们的极大信任，表示决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她谈到，要适应新的领导岗位的要求，首要的任务是学习。学习理论，学习民革老前辈坚持共产党领导、与共产党合作共事的好传统；向民革中央领导班子成员学习，尽快熟悉民革中央的工作。她表示，要充分尊重民革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坚持民主集中制，开创民革工作新局面。她的答辞思路开阔清晰，语言明快，态度诚恳而朴实，表现了她一贯的作风和素养，又一次引来了热烈的掌声。

　　当时她思考的焦点是：把一个什么样的民革带入21世纪？现在她说：民革各项工作已经“上道了”

　　当1996年底何鲁丽当选为民革中央主席的时候，《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已经出台7个年头了，民主党派确立了参政党的地位。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执政党希望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社会各界对参政党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有了更高的要求，民革党内许多党员，特别是中青年党员的政治参与感日益增强。而民革自身，党员的老化现象十分严重，领导班子新老交替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各项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还十分薄弱，参政议政工作从整体上看，层次和水平都还比较低，以致有人戏称，党派的提案都是关于“开水不烫，路灯不亮”一类的事情。也就是说，参政党工作的各个方面，离它们担负的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还有许多距离。面对这一形势，面对参政党工作的诸多头绪，到底该抓什么？何鲁丽就在她当选为主席的民革八届五中全会上向民革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把一个什么样的民革带入21世纪”的问题。

　　在将近10年以后再回过头去看这个问题，它确实切中了关键和要害。它的含义就是，民革作为参政党，首先必须政治上坚定清醒，制度上健全完备，组织上富有活力和凝聚力，如此才能谈得上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加强自身建设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问题也都将迎刃而解。

　　为此，何鲁丽在那次会议上着重强调，要“讲政治”、“讲学习”。她指出，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这不仅是对中共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也是对民主党派领导干部的期望。民革是一个政党，首先必须讲政治。关于讲学习，她说，首先就是要自觉用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努力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善于从政治上正确观察、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推动工作。自此，民革自上而下，开展了深入持久的学习活动，何鲁丽更是从中央会议上讲到支部座谈会上，谈学习、谈学习的重要性、谈学习的内容和方法。她说，我就是不怕重复，不怕人家说我烦。不学习，思想政治素质怎么提高？不提高，参政党的作用怎么发挥？1997年，民革中央中心学习组成立，定期学习，坚持至今。2000年，民革中央常委会研究了如何加强民革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作为一次中常会专题研究思想政治工作，这在民革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会议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形成了《民革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发至全党，有力地指导和推进了民革的思想建设。今天，民革党员的整体思想状况，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积极向上、健康稳定。这就为民革在多党合作中发挥作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民革中央自身建设的思路越来越清晰，工作走上了有条不紊的轨道。一般都是，每年上半年的一个中央常委会，必定集中研究一个课题。在此之前，中央相关工作部门派出调研组，赴各地各级组织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把材料带到中央常委会上。中常会围绕既定课题，参照材料，进行深入研究，提出推进工作的目标、原则、方法、内容等一整套完整的构想和措施，形成文件。然后用一整年的时间在实际工作中操作和落实。几年来，相继研究和落实了一系列重要工作，如领导班子建设问题、基层组织建设问题、参政议政工作机制问题，等等。民革自身建设的工作从工作思路和实效上，已非昔日可比。所以何鲁丽十分欣慰地说是“上道了”。

　　民革自身建设的成效极大地推进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的发挥。近年来，民革中央和各级各地组织围绕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数以百计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或者作为各级政协大会上的提案提出，或者作为专题报告，直接报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其中许多引起了执政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比如，2001年民革中央在全国政协大会上提出了《关于巩固淮河治污成果，进一步加大治污力度的建议》，“建议”分析了淮河治污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同志对此非常重视，专门作出批示，责成环保总局并国家计委、财政部、建设部、水利部、卫生部认真研究，明确对策，保证实施。再如民革中央关于建立健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系的建议，其中指出21世纪之交，各类工矿企业职工伤亡事故、道路交通事故、水上交通事故，以及各种公共场所发生的重大安全事故有愈演愈烈之势，其症结就在于要建立和健全一个完整、统一、科学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系。这一提案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革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意见，有的来自党员的思考，有的来自专家的研究，但更多的还是来自民革组织有目的、有准备、有步骤的调研。比如前面提到的关于淮河流域治污的建议，就是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周铁农率领调研组，对流域中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实地调研的成果。调研组往往由民革中央领导带队，有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学者、专家和民革工作部门的干部参加，调研组优势互补，而且摆脱部门、地方利益的纠缠，所形成的结论，往往客观公正,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

　　尽管除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繁忙的工作之外，何鲁丽还身兼多种社会职务，但她每年必定抽出时间，一次甚至数次亲自带队进行调研。几年来，她带领民革中央调研组，对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对东三省振兴老工业基地、对浙江省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等多个课题，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调研之时，一如她惯常的风格，一定深入到车间、里弄、村民小组和农户家中，与居民、工人、农民拉拉手，聊聊家常，在一问一答之中，眼看耳听之际，真实情况，第一手的资料，就都得到了。

　　2002年，在民革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何鲁丽再次当选为民革中央主席，再次责无旁贷地担负起领导民革建设和发展的重任，她的思考更为广阔和长远。她认为，进入21世纪的中国，机遇和挑战同时存在，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分化”、“西化”的图谋，面对国内利益多元化、分层化，利益关系日益复杂的现实，我们要顺利实现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成功抵御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必须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巩固和完善。巩固和完善这个制度，不光是执政党的事，参政党也有重大责任，要有更大的贡献才对。要以最坚定的态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大的诚意，支持和帮助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比如近几年出了不少贪官，老百姓很痛恨。假如是反对党，贪官多不怕，越多越可以抓你、攻击你。但我们是与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参政党，贪官污吏给国家抹黑、给执政党抹黑，我们感到的是痛心。民主监督的作用发挥不够，参政党有责任。对此，她一直在探索一个问题：按照“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我国的政党制度是否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成为一个“监督制度”？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要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中，对监督的目的、原则、内容、体制等方面作深入的研究。

　　酷爱读书的老太太

　　何鲁丽是个酷爱读书的老太太。聊到读书，她的神情会兴奋而愉悦，话题从一本书跳到另一本书上，令你有点应接不暇。喜欢读书，是她终生保持的习惯，从她在小时候听她的法国母亲给她朗读巴尔扎克法文原版小说的时候就开始了。现在晚上十点过后，她便捧起“闲书”，常年如此，乐此不疲。爱读书当然就爱买书，何鲁丽买书的次数多，量又大，新华书店发行所干脆给她办了个卡，可以凭卡打折买书。有时候，她觉得哪本书对谁合适，就会送给他。有一次，她把残疾作家朱彦夫的长篇小说《极限人生》和《男儿无悔》，送给了北京市残联，令那儿的残疾人十分感动。

　　何鲁丽的阅读范围非常广泛，从《万历十五年》到新出的《千秋教化》、《帝国政界往事》，从小说到各类社会科学著作，都在她的阅读范围之内，但听起来她偏爱的还是小说，而且还有相当精微的欣赏能力。有一次她略显得意地告诉我，《白鹿原》出来时，她一看，就说两三年后准得奖。是吧，后来得奖了吧！我补充说，对，是茅盾文学奖，国家级的大奖。我顺着问她：听说你爱读巴尔扎克的原版小说，拿来与翻译的中文本对照着读过吗？你感觉翻译得怎么样？她肯定地说，读过，还都翻译得不错，有原来的那个意思，就是《幽谷兰》好像不如原文有味道。我因为没有读过《幽谷兰》，所以就不敢深问，转而说到她的藏书。她满足地说，几个墙上的书架全满了，没地方放了，什么时候你看看去。这个时候，她的神情，配上她那原汁原味的京腔京韵，活脱脱又现出了“北京大妈”平实可爱的模样。文/吴其言

　　何鲁丽简介：

　　1934年6月生，山东菏泽人。1952年至1957年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学习。1957年至1984年北京市儿童医院住院医师，北京市西城区儿童医院住院医师，北京市第二医院主治医师、儿科主任、副主任医师。1984年至1988年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1988年至1993年北京市副市长，民革中央副主席、北京市委会主委。1993年至1996年北京市副市长，民革中央副主席、北京市委会主委，全国妇联副主席。1996年至1998年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北京市委会主委，全国妇联副主席。199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2003年3月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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