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讲师之死与大学之痛

　　“不知天堂是不是也有人学习电路？如果有，他们真的很幸运。”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的晏才宏老师3月12日病逝之后，引发了无数学子的哀思之情。

　　作为教授电路课的老师，晏老师的教学水平有口皆碑，他从不带课本和教学参考书，学生的悼文中说，“他的课充满了激情，从头到尾都扣人心弦，简直像一部精彩的电影。”俊秀的板书，洪亮的嗓音，学生们将他的课称为“魔电”，座无虚席。

　　许多学生都称晏才宏为“见过的最好的老师”,在检查出肺癌晚期之后，他仍然带病上课,即使住院之后,在病房里，他仍然给看望他的学生现场讲题，他的最后一个心愿,是希望能够“再讲一课”。

　　不过，真正让“晏才宏”这一名字走出校园，成为社会争论焦点的原因，则是他病逝时的讲师身份:评职称所必须的论文，他究竟是写不出来，还是不屑去写;究竟是个人问题，还是职称评定体系的缺失;高风亮节，还是不合时宜……自从他去世一个月来,围绕着相关话题的争论从未停止,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4月13日,当《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联系上海交大党委宣传部时，工作人员的回应是:“晏才宏的事情到此结束吧，不要再做文章了。”

　　不过，争论看来并不会就此结束。就在最近，杭州当地媒体又爆出了同晏才宏遭遇类似的浙江大学的朱淼华老师，由于长期专注于教学，没有论文发表，他已经当了18年的讲师。

　　上海某高校的资深教授说,类似的情况在许多高校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教书教得再好，也评不上教授”

　　“晏才宏老师的事情很可惜，”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谢安邦教授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换成我，早就十篇八篇论文出来了。”

　　在上海交大，讲师评副教授的标准是要发表两篇期刊论文，或主编一本教材，或发表三篇教学研究论文。

　　晏才宏为什么没有发表论文呢？晏才宏自己的解释被媒体广为报道:发表学术论文要十分慎重，必须在某个领域有突破性的创见才拿得出手，为评职称而拼凑论文的做法他不忍为。

　　谢安邦认为，“在目前大学课堂普遍难以吸引学生的情况下，一个教师能够将一门基础课程讲授得如此生动，肯定是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的，而这些成果都是可以化成论文的形式去进行交流。”

　　“晏才宏老师没有发表论文或许有特殊的原因。”谢安邦认为，事实上，对于学校中不同岗位的老师，在评定职称方面，对于以授课为主的老师与科研为主的老师，在要求的论文数量和档次上，是有所区别的。

　　“教书教得再好，也评不上教授，因为职称的评定需要数字去衡量，需要论文、专著，这是硬杠杠。”同济大学的一位青年教师说。

　　据媒体报道，上海交大的负责人对晏才宏的事情这样解释:在中学，这样一个老师可被评为特级教师;但是大学要求教学、科研并重，教师既要传播知识，又要创新知识，两者不能偏废，以此衡量，晏才宏就不够全面。

　　在中山大学高等研究所副所长陈昌贵看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制度缺失的表现。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对于个别特别优秀的人才，学校可以考虑区别对待，比如能否将教学效果与职称评定也考虑挂钩。

　　陈昌贵刚刚从国外考察回来，发达国家高校的宽容气氛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虽然同样有发表论文、教授课程等规定，“不符合要求就得走人”，但是对于特殊的人才，学校相当宽容，允许“特殊的人才用特殊的方式来出成果。”

　　谢安邦说，要营造一个和谐的大学人文环境，应该允许人的特长能够尽可能地发挥。如果这个人真的足够优秀，学校是否可以考虑用一些特殊的政策来扶植。“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在实际中都会碰到一些问题，因为既然是根据大多数人制定的规章，要采取特殊化政策，都会碰到具体的困难，”谢安邦说，“但是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讲师、教授:谁更可贵

　　“我更喜欢听讲师的课，因为他们更加认真。”复旦大学网络学院大四学生小宋告诉记者，“不过，如果有名教授的课，我肯定也会去听的，但是更多的是冲他们名气去的。不是每个名人的课都很好，而且，这样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已经工作的同济大学硕士黄华说，他的导师讲课非常出色，很受学生欢迎。他的老师可谓年轻有为，早在3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博导，在学术界小有名气，“不过，他很少给研究生授课，更不用提本科生了，因为他太忙了，忙着搞科研，忙着跑项目。”

　　“从逻辑上看，高校教书育人的职责肯定是第一位的。”谢安邦说，大学最初就是作为培养人才的机构而产生的，与科研联姻是后来的事情，高校从事科研活动具有独特的优势。

　　“传道、授业、解惑”是中国历代相传的教师的神圣职责。在1998年8月29日通过的我国《高等教育法》中第三十一条也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科研发展和教学工作其实并不矛盾，高校中的研究通常是从教学实践中发展而来。”陈昌贵说,只有老师的科研走在前沿,才能够培养出具有创新意识的学生。

　　关键是如何协调好“科研”与“教学”的平衡点。陈昌贵说，在国外，高校通常分为研究性大学和从事教学的学校，分工比较明确。在中国，通常来说，部属院校或者进入“211”的高校都具有一定的研究实力，一般的院校大致属于教学。

　　“现在的问题在于，许多高校不顾自身实力，都在盲目攀比，专科升了本科，就想要硕士点，有了硕士点，就想要博士点，有了博士点，则开始向博士后流动站看齐。”陈昌贵说，因为这其中牵涉到了巨大的利益。

　　在中国，近些年往往依在《SCI》、《EI》、《ISTP》等中收录的论文数为据对高校进行排行。这样排序易导致高校不顾自身条件和所应承担的特定职能，盲目追求科研成果和科研论文数量，甚至忽视教学质量的提高。

　　现有教师评价体系亟须完善

　　“如何建立进一步完善我们的高校教师评价体系值得思考。”陈昌贵说，在发达国家，也同样有评价体系，也会有发几篇论文的要求，但是他们的操作都相当完善。在中国，由于相关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单纯追求发论文数量引发了不小的弊端。

　　“许多人专门瞄准相关杂志的编辑，想尽办法去套近乎。”湖南某省属高校一位教师告诉记者。“除了少数正规严肃的刊物，收取版面费根本不是什么秘密的事情，”他毫不隐讳地说，“我自己发表的论文都是花了钱的，但是，如果我不出这笔钱，职称什么的都会受影响，相应地，我的收入也会降低。”

　　根据科技部2005年3月下旬公布的统计信息,2003年被《SCI》、《EI》和《ISTP》三系统收录的中国第一作者论文中,高等学校的论文6.4万篇，比 2002 年增加1.5万篇。高等学校在国内发表论文数也在增长,2003年为18.1万篇,比2002年增加2.3万篇,增长19.1%,在国内发表论文占国内发表论文总数的 66%,与上年持平。

　　“这么多论文中,不排除许多都是具有创新的见解，但是也不能否认有水货存在，”陈昌贵说，“在我看来，一年如果能有4-5篇好论文产生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有些学者每年几十篇论文，这是不符合科学研究规律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章原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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