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频遭出卖 现代技术让人变成透明人

　　随着中国人私生活的形式和内容变得丰富多元，个人信息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具社会价值，于是，谋求这种价值的人和行业就出现了。刚好，近10年来现代科技的发展，为个人信息被透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在交易频繁、交往自由的现代社会，每个人的信息随时都有被盗走滥用的可能。

　　“一百天”的狂轰滥炸

　　刚刚当上妈妈不久，何洁家里的电话和丈夫的手机就总接到莫名其妙的骚扰电话。每天，至少有四五个电话，全是推销婴儿产品的。从刚开始剃头做胎毛笔，到做小脚印，再到买保险。种类齐全，简直是服务到“家”了。

　　最让她感到奇怪的是，这些人对孩子的年龄知道得非常清楚，什么阶段家长该为孩子干什么了，肯定会有人追着打电话过来。何洁曾经质问过打来电话的人，电话那头，致电人得意洋洋地说：“全北京市出生的小孩记录，我都有。”

　　家里人为此鸡犬不宁。丈夫因为是跑业务的，怕电话是客户打来的，不能不接，所以不可避免地一次又一次被骚扰。用何洁的话来说，她都快神经衰弱了。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孩子过了百天才有所好转，因为婴儿事最多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后来，何洁分析自己联系方式被泄露可能出于两个途径：一是她在生产的医院所填的单子，另一个是，她在街道医院申请生育指标时填的表。两份资料上分别填上了家里电话和丈夫的手机。除此，她没有在任何地方填写自己即将生育的信息。

　　后来在和同事聊天时，何洁才知道，自己的遭遇已是社会上非常普遍的现象。现在，每个生孩子的人都会经历这么一段电话的狂轰滥炸，大家都习以为常。虽然，明明知道医院可能会把自己的信息泄露，但许多人还是得仔仔细细地填上，毕竟这是医院的规定，而且也事关母子的平安。

　　虽然对此事非常气愤，但因为生孩子的事已经让何洁忙得手忙脚乱，她也只能像大多数人一样就这么算了。不过，如果非要去找个说法的话，何洁还真不知道去找什么部门。

　　麻烦从买车开始

　　刘海贵贷款买了辆国产车。不久，他接到经销商的电话，祝贺他幸运地获得了参加一个很有意义活动的机会，还有礼品赠送，以为是销售商搞的俱乐部活动，刘海贵就兴冲冲地去了。

　　到了那里却发现有些不对劲，很多被邀请来的人都待在一个酒店的大房子里，一个负责人不停地在问他们问题，问了很长时间，都是围绕旅游的话题，并且还要填写表格。最后，这个负责人拿出一个计划书，说自己是一家非常著名的饭店的项目经理，想和大家谈合作出租饭店客房的事情，希望大家投资，并保证可以分红。

　　这不明摆着是个骗局吗？太荒唐了。刘海贵很生气。在连连逼问下，这位负责人告诉他，他们是从销售车的这家公司获取了他的信息——因为买得起车的人应是比较有钱的人。

　　后来，类似电话还打来过很多次，刘海贵一气之下换了手机号，才清静下来。

　　令人毛骨悚然的“猎头”

　　跳槽到一家国企的乔枫，不仅被大幅加薪，还升为部门经理。他卖力地在新公司苦干了两个月，连创佳绩，领导对他更是青睐有加。这天，手机响了，打来电话的是一个自称“猎头”的人，他用五分钟把乔枫在老公司和新公司做过的所有业绩都报了一遍，并提出有一份年薪更高的工作在等着他，希望他能考虑一下。

　　乔枫呆了。让他吃惊的不是这个年薪的数字，而是此“猎头”对他的了解程度。要知道，他很多业绩的背后所做的工作是很少人知道的，有些还是他一个人的秘密，而且连他刚刚上任的工作情况对方也摸得一清二楚……乔枫觉得一股寒意袭向全身，似乎有双眼睛在背后一直盯着他。

　　他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猎头”可以掌握这么多内幕信息。他曾经多次想从这些“猎头”朋友的口中问出信息的来源，但都被拒绝了，因为这是猎头行业最顶级的商业机密。

　　拿名片“明骗”

　　于丽红是一家外企的高层经理，她经常接到很多乱七八糟的推销电话，但没有一次比有人冒充税务局科长诈骗更为离奇的了。一天，于丽红接到一个电话，传来一个深沉的男声，热情地叫她的名字，问她工作的近况，并声称自己是税务局的李科长。于丽红有点摸不着头脑，不知这位李科长是何方神圣，因为自己记忆里从没和这号人物有过来往。但碍于企业和税务局的关系，只能一直寒暄下去。

　　过了一会，李科长说明了自己的意思：有一套关于企业管理的书，希望于丽红的公司购买一套，价钱是打过折的，一千块左右。虽然心里觉得可疑，但于丽红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过不多久，有人送书过来了。于丽红问他李科长的电话，想确认一下。没想到这个人连连强调自己只是个送书的，不知道电话，并趁于丽红不注意就要夺门而逃，结果被办公室同事摁住并扭送到派出所。

　　后来，这个人说，他和那个“李科长”是同一个诈骗团伙的成员，专门靠从信息贩子那购买名片而进行诈骗。他们常常向公司的领导级人物下手，因为这样的人由于身份的关系，掌控较多权力，容易上当。于丽红得知事情的原委后，只能无奈地叹口气，对她来说，作为企业的领导，与别人交换名片是非常重要的业务往来，而名片不可避免地要注明诸如手机等个人信息。

　　“调查”成为陷阱

　　吴林是一家研究机构的研究员，经常要和调查问卷打交道，因为这是做研究的必要方法之一。但最近发生的事情却让他对调查问卷的好感不复存在。

　　吴林每星期都会去附近的大型超市购物，那里经常有人在做商业调查。有一次他就碰到了拉他做问卷的调查员，因为是自己的本行，吴林看看问题不太多，就接受了。他还给调查员指出了问卷设计上的一些问题，这个调查员对吴林敬仰万分，不停地给他戴“高帽子”。

　　填完问卷后，调查员问吴林是不是能留下联系方式。吴林马上拒绝，因为这种商业调查理应是匿名的。但这个调查员锲而不舍地一直追他到停车场，吴林心一软就答应了。他心里隐隐预感到将要“凶多吉少”。果不其然，第二天就有人一直追着他打电话，邀请他参加活动。吴林不胜其烦，由此暗下决心再也不接受这种莫名其妙的商业调查。

　　但却没想到，女儿又把一份问卷摆在了他的面前。

　　一天，吴林上小学的女儿拿回一份问卷，说是班主任要求必须完成的作业。问卷上面问了很多非常私密的问题，如父母的职业、工作地点、收入、家庭住址等问题。问卷上注明这是一个大学的课题研究，吴林一看就很反感，涉及个人具体信息的东西根本就不应出现在问卷调查里。

　　吴林拒绝填写这份问卷。后来，听说女儿班上很多家长也都没有填写。吴林打电话到学校询问老师这份问卷的来源，老师们也都不太清楚，说是校方派下来的任务。

　　吴林担心，自己虽然能注意保护个人信息，但是孩子不太理解，而且从学校的途径很容易就会把家里的信息透露出去。他希望国家能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来约束这样的问题。文/孙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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