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小波逝世8年：他成了淘气鬼的接头暗号

　　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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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毛水怪》手稿

　　《绿毛水怪》

　　1995年10月7日，作家黄集伟给北京电台做《孤岛访谈录》节目，王小波是他请的第二个嘉宾。

　　黄集伟给王小波准备了20个问题，其中10个问题是每个嘉宾都要被问到的，10个问题

是专为王小波设计的，问他喜欢读什么书，问他小说《绿毛水怪》的写作，问他对披头士的喜爱等等。策划是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录音40分钟就可以完成。问嘉宾的问题是：“如果你到一个孤岛，让你带一本书和一张CD，你会带什么？”王小波到了现场，节目开始录制，没想到20多个问题很快就问完了。

　　“当时我问的很傻，他回答的也直不楞噔，没有延展性，比较生硬的问和答。我为了避免尴尬，就插问题。当时我对他的性格不是很了解，没想到他是一个挺内向的人，不是见了生人就滔滔不绝的主儿。虽然后来谈开了，但是跟别的嘉宾比，他还是很拘谨。”

　　那段时间，王小波时不时接受邀请，做一些电台和电视节目，但是那些节目多半不能播出。电台、电视台因为王小波写小说名声渐起，也因为他写小说机智、风趣、搞笑就会把目标锁定他，很希望王小波的幽默机智能给观众带来快乐，能制造节目的热力，拉动广告和收视率。但是事实是，王小波参与的几档节目大多因为表现不佳而流产。《实话实说》做过一期丁克家庭的节目，也请王小波做嘉宾，王小波和李银河都去了，但是最后节目也没播出来。

　　“那段时间我就发现其实王小波是一个内心很寂寞的人，他可能很想跟更多的人沟通，但这样的沟通多半收效甚微。”

　　2005年4月，在王小波辞世八年之后，“王小波生平展览”在鲁迅博物馆开展。在展出的大厅里，大屏幕就经常出现王小波作为嘉宾出席电视台节目的情景。王小波在主持人用力过度的努力中试图渲染活跃气氛，但是他在镜头面前的拘谨使他的形象更加黯然。

　　王小波创作小说《绿毛水怪》的手稿现在就和他的大量的作品和藏书出现在鲁迅博物馆的展厅里。王小波生平展借他遗物、影像、灯光，为王小波搭建了一个舞台，那些无数的纸片、书籍和影像还原了王小波的生活场景和精神履痕。王小波人生的履痕成长的印迹通过74面图文展板和500张照片呈现出来。

　　“这样的纪念方式很像‘你想敲开谁的家门’那类电视真人秀，让读者的我们走进王小波的书房。在‘王小波生前所读书’那个玻璃柜子里放着很多书。那些书一般文学青年都读过的，可读过了，你也无法成为王小波，也终于写不出《绿毛水怪》。”

　　《绿毛水怪》手稿

　　八年前，在王小波辞世之际，学者崔卫平写下如下的文字陈述她的挽悼之情：“我还不能谈论他写下的数百万字的小说。那是他致力最多、呕心沥血的领域。我得承认我还没有发展出恰当地看待他的小说的眼光，还没有理清他小说的渊源。但那肯定是一种神奇的充满机遇和有趣的新大陆。我深深地愧疚，对这么一个自己从中受益匪浅的人，我却没有以任何一种方式表达过自己的敬意。我们在向某个人致敬时是这样的匮乏和忸怩不安。我们同代人之间的关心、问候和支援太少了。向同胞伸出友好的手并不是我们的习惯。我想他虽然写下那么多快乐的句子，但可能至死也没有完全摆脱他笔下提到的插队时的‘郁郁寡欢’。他可能仍然是寂寞的。我们因此而不能原谅自己。”

　　那么，八年之后，崔卫平是否已经发展出一种理解王小波的眼光？她的回答是———

　　“我们不妨先做一个比较：在王小波和另一位也是影响巨大的、早逝的诗人海子的之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海子看作‘乡愁诗人’。在他的诗歌中，大量地表达了对于故乡、土地的依恋。包括他对于女性的态度，是对待姐妹们的态度。这里存在一种乡土气息，但是海子绝不是乡土诗人。他不是简单地歌颂乡土，相反，他深知家园破碎、土地的徒劳，深知现代性的流浪、某种断裂已经开始，他为此而感到无比感伤，同时也表达了一种重返家园的向往。”

　　“如果说海子参与了时代的痛苦，那么可以说，王小波参与了时代的真理。他以自己身体力行的方式，显示并带动着时代精神的步伐，积极塑造着这个民族‘文化现代性’的品格。其中包括人是‘自我引导’的，我们在今天所信奉的价值，是自我营造、自我修改的，对于现代人来说，并不存在那种不可质疑的天生的支配力量；凡事都要叩问一番，要去想一想，要推敲一下，不能照单全收。没有什么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事情，王小波甚至把这提到了道德的高度，认为不思考的愚蠢简直是一种邪恶，不让人思考更是罪上加罪。说到底，王小波提倡向往的是个人对自己负责，而不要把自己的责任推到任何别人头上去。即使失败了，也‘败而不溃’，‘虽败犹荣’。

　　“王小波的贡献之一，就在于他身体力行，用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小说创作，给这个民族的文化现代性提供了全部感性的经验和展现。在某种意义上，王小波是个“佯谬的先知”，他把他自己经验到的与众不同的东西以一种“佯谬”的方式表现出来——不是以真理的方式，而是谬误的方式；不是短小深刻的，而是饶舌和繁复的；不是从一个事物到另一个事物的最短距离，而是它们之间最长的距离；不是简洁的，而是杂芜的；不是集中的，而是丢三拉四的；不是克制的，而是放肆的；不是按直线、沿着铁轨走来的，而是跳着桑巴舞、做出若干多余的动作，甚至一路后退，不知怎么就一路飞奔到你眼前！他一路不着边际，好像就是为了证明他能够从天而降！”

　　生前的障碍

　　“我们对王小波的失去感觉悲伤和遗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王小波生前的被冷落。”

　　1997年，《光明日报》出版社编辑徐晓听说王小波有书稿出版不了，有朋友找来说看看能不能帮助王小波编辑出版那些书稿。其时，徐晓只读到过王小波的一本书，就是华夏出版社出版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在知青朋友中间传得特别广，都说这部小说写得特别棒。“朋友还说王小波有四本书在手里，出不来，我就把他四本书的软盘拿过来，结果没有多久王小波就告诉我，说花城出版社那边同意了，但是你为这些书稿费了不少心思，我还是要请你吃顿饭。结果，这顿饭还没吃成，一个星期后我就听到了王小波病逝的消息。”

　　“文学有多样可能性，但是我觉得王小波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参与生活是非常直接的。虽然他写的是小说。我觉得王小波的那些反映‘文革’的小说，不管从思想还是从艺术上，我觉得都是最好的。‘文革’在中国那么大的一个事件，作为文学作品，我觉得在中国非常不够。不能说先锋了就和社会无关了。还有就是很时尚，很追潮流，从1980年代以来作家朝着这两个方向在分化，真正担负历史使命的作家已经越来越少。”

　　《北京日报》的编辑李静在王小波生前一直在努力，试图发表他的小说。

　　“我是在1995年的时候认识王小波的，所以说对于我认识王小波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去世对我更让人痛苦的事情。我在《中华读书报》社实习的时候看到过他的随笔，当时很惊讶就很想认识他。后来因为采访李银河就认识了王小波。等我到了《北京文学》工作的时候，我就把王小波作为我的一个联系作者。我希望他能给我写一些小说。那时候他的《红拂夜奔》等小说都已经写好，只不过是在各个杂志之间辗转而发不出来。我记得是1996年8月，从他那里拿到了《红拂夜奔》的打印稿，回家读罢，如遭电击，心想这等杰作若不发表出来，简直是作孽！兴冲冲提交给领导，他看罢认为作品还好，就是太长，从文学期刊的‘潜规则’看来，也太尖锐，需要删节。我只好请他忍痛把它删成一部3万多字的中篇。他居然从命了，我相信如有一点在别的刊物全文发表的可能，他都不会同意这样做的，这是他为了能‘与人交流’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等我再提交删节本的时候，领导刚因为前一期发表了一篇含有‘黄色笑话’的小说(该笑话似乎涉及到牙签和避孕套)，而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训斥，并被告知以后不许再发‘格调低下’的涉性作品。《红拂夜奔》岂止是‘涉性’，简直是无性不足以成《红拂夜奔》，就这样，连断简残编的《红拂夜奔》未能在这里发表。我感到沮丧，更感到难过——我让这位敏感的作家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去肢解他自己的心血之作，最后却又白白肢解了，这件事我至今耿耿于怀。”

　　“承蒙王小波的善良，他还是耐心地给我写过两次约稿。一篇是《〈私人生活〉与女性文学》，一篇是短篇小说《夜里两点钟》，后者是为该刊的‘短篇小说大奖赛’写的。老实说，对后者我不够满意，有种滞绊的感觉，和他天马行空的一贯风格很不相同。他自己也是不满意的，他一边用针式打印机打印着一边对我说：‘这种有损尊严的东西，我以后再也不写了。写多了就成没滋没味的人了。’他待人宽厚，前半句话他咽下没说，但我知道他的意思。‘本来你是个挺有滋有味的人，可是却让朋友觉得你这人没滋没味的，那干嘛呀。’”

　　讽刺的是，这篇王小波写作生涯里不够成功的短篇小说，发表时却没遇到一点障碍。

　　无派无门

　　李银河说，王小波身后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有不少读者不约而同表达过这样的感觉：王小波就像一个接头暗号，这些人从别人对王小波的喜爱程度辨别对方是否同类。

　　“作为一个文学家，王小波的看家本事是创造美。对于他创造出来的美，有些人看得出来，有些人看不出来。而那些看出来的人就把它当成了一个接头暗号，以此来辨认审美上的同道。我猜有很多人是喜欢王小波的幽默、反讽和有趣。在一个无趣化倾向四处弥漫、铺天盖地的时代，王小波以他独特的幽默感引起人们的共鸣，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郁积起来的烦闷得到了一个痛快淋漓的宣泄。因此王小波的名字才成为这批快要被烦死的人寻找其他淘气鬼的接头暗号。”

　　学者徐友渔出现在参观者中。“王小波的成就无论是思想还是文学，我认为都很重要，但是王小波受到的重视程度跟他实际的程度有差异，他在文学界或者中国思想界得到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大家都觉得他的小说写得非常之好，但是文学界不能给他应有的认识，文学界一直没有把他当作自己人，他也很难被主流文学界所关注。王小波的思想不是经院式的，没有宏大的结构和复杂的逻辑，它只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经验有关，但这种日常经验又跟中国社会关系紧密，跟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变革紧密相关，他表达的都是诚实也是本质的道理。”

　　“八年过去，王小波并没有被人遗忘，”展览策划人、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孙郁说，“王小波是新中国五十年最特殊的一种类型，有的作家可以归类，比如巴金的类型，茅盾的类型，但是王小波是没有类型的。”

　　作家周国平在文章中写道：“事实上王小波之于中国文坛，也恰似一位游侠，独往独来，无派无门，尽管身手不凡，却难寻其师承渊源。

　　“他的文章写得恣肆随意，非常自由，常常还满口谐谑，通篇调侃，一副顽皮相。如今调侃文字并不罕见，难得的是调侃中有一种内在的严肃，鄙俗中有一种纯正的教养。

　　“我在王小波的文章中未尝发现过狂妄自大，而这正是一般好走极端的人最易犯的毛病，这证实了我的一个直觉：他实际上不是一个走极端的人，相反是一个对人对事都懂得把握分寸的人。他不乏激情，但一种平常心的智慧和一种罗素式的文明教养在有效地调节着他的激情。” 　本报驻京记者　夏榆　实习生　周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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