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拜《财经》杂志所赐，我得以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重温了三个月游手好闲的学生生活，并且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到若干位中国一流(更重要的是“主流”)的经济学家。
三个月的学习计划被SARS闹得分成了两部分，先是从3月初到4月底，然后是10月。当我第二次回到北大的时候，经济过热问题已被学界广泛关注，央行已经决定将商业银行的存
款准备金率上调一个百分点。而我记得，就在2003年初的时候，困扰决策者和经济学家的宏观经济问题还是内需不足，CPI持续走低。这个世界变化真是快，快得让人搞不明白。
林毅夫教授为我们做了一次小规模的专题讲座，讲座结束后，我向林教授提了一个不够与时俱进的问题：有统计数字说明，在这个世界上，每隔几秒就有一个人因为饥饿而死去，怎么还可能出现需求的不足呢？林教授给我的回答是，我们经济学上讲的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林教授的这句话让我一时缓不过神来，首先在感情上我不喜欢这样理性得近乎冷酷的解释，其次我感到这一问一答之间出现了某种偏差，很有点“鸡同鸭讲”的味道。其后一段时间，我对这个问题一直无法释怀，琢磨这次简单的对话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直到我翻开格里高利·曼昆的经济学教科书，看到两个关于需求的概念：个人需求和市场需求。
个人需求的含义不需过多的解释，而市场需求指的是个人需求的总和。在宏观层面，经济学家关心的供需平衡，其实是市场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平衡，而不管有多少人、是谁参与到市场需求的增长过程中来。这就存在这样的可能：有支付能力的人群在缩小，市场需求却在扩张。这在我看来是不道德的和危险的，但在经济学上是可以接受的。
现在回想我向林教授的提问，一来说明我的经济学知识接近空白，二来说明我看待世界的角度天然无法进入经济学的逻辑。我关心的是活生生的个人和他们的真实需要，以及如何能够让那些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变得有能力。这就不光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的、社会的问题。
任何一门学问都有它的逻辑前提和推导过程，经济学也不例外，它是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建立在理性人假设和资源的稀缺性之上，讨论的是如何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得更有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学并非一副包治百病的良药。比如，它可以帮助一个人变得更富有，但不能帮助他变得更幸福或更健康。
如果仅仅作为解释世界的一种方式，我没有理由对经济学说三道四，当然也没有说三道四的“支付能力”，问题是经济学或更确切地说经济学家从来都不满足于此，他们要影响政府的决策，并且具备这个能力——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学是显学，经济学家倾向于对一切问题发言，而且一些主流的经济学家经常成为高层领导人的座上客，直接或间接地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基于宏观经济学取向的经济政策，无论是拉动需求还是给经济泼水降温，都可能导致个体的利益被遗忘或者被损害。
公正应是公共政策的第一要义，可悲的是，这恰恰是那些主流的经济学家最不屑的。 李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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